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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的结果，就是肥了一大批随军商人，把国库掏空，不得不停战。停战之后官僚觉得窝囊，再杀一批商人泄愤。下次开战，同样的故事再重演一遍。
徐平实在怕西北跟党项打起来后，出现同样的情况。他管不了禁军，但却可以让三司把到陕西的物流体系弄顺畅。战事一起，保证有源源不断的战争物资运到关中，至于最后怎么到前线去，就是各路帅臣的事情了。
见张士逊沉默不语，赵祯道：“若是如徐平所说，钱大多花在了无用处，着实可虑。枢密院当想出办法来，怎么向边地运送钱物，费的最少。”
张士逊道：“陛下所言极是，不过办法却少。以前也试过用厢军向陕西运粮，算下来比雇商人运粮所费还多，最好就只能如此了。”
徐平道：“枢相所说，当是以前算的用厢军运茶所费，加上制船的钱，路上沉船浪费掉的，诸般种种，不如雇商人运茶。不过，这算的是太平时的费用，一到了战时，可就不是这样的价格了。厢军运粮运茶，不管是战时还是太平时，都是花那些钱，商人却会坐地起价，越是朝廷催要的急，他们要的价越高。”
“商人求利，自然如此。不过仗不是年年打，太平时候不需要运那么多粮，难道白白养着那么多兵？而如果征用民夫，则就不如从商人那里买了。”
张士逊说的，又碰触到了军制的另一点，那就是不管禁军厢军，都是有进无出。打起仗来要增兵，这增的兵却不会在仗打完了之后退役，而是从此吃一辈子军粮。这种情况下养专业的运粮军队自然不合算，积年累月下来，为了缩减军队员额，非战斗人员基本就全部裁掉了。官员并不是傻子，他们的决策是跟军事制度相配合的。
徐平看看张士逊，又看看赵祯，看了看周围的几位宰执大臣，沉声道：“说来说去，战事起时用兵之处甚多，不得不增兵。如果不增兵，则诸事不便，所费糜多。”
张士逊沉声道：“然而增兵容易，裁员兵却难，世事难两全。”
这就是募兵制麻烦的地方，和平年代其实是比征兵费用要少的，但一到了战时，就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如果大规模增兵，战后多余的人员向何处去就成了问题，募兵制下当兵就是这些人的饭碗，砸了这么多人的饭碗，又是当过兵的人，整个社会都面临动荡。而如果不增兵，战时需求都靠商业行为解决，那钱花起来就是天文数字，什么政府也扛不住。
别说是这个年代，徐平记得前世那个世界第一大国，在大致和平的时候，跟个小国打上几年的仗，就能把整个国家财政给拖得七零八落。而在世界大战的时候，他们用的是征兵制，战争规模不知道大了多少，反而没有那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
募兵制本身不是问题，但是战争时只能跟商业结合，那就成了大问题了。这种制度下还能打仗花费少的，只有殖民掠夺战争。正常的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实际上根本就不是正常的政权所能够承受的。这种制度下的战争成本，实在是太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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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9章 征募结合
看了看众人，徐平沉声道：“说到底，兵制不得不改，最少也要征募结合，有进有出！”
只要有对外用兵的雄心，实际上谁都知道要改兵制，但怎么改，却是个大问题。说起宋朝就要讲三冗，而三冗的核心是冗兵。历史上的宋仁宗最被人诟病的，是在他当政的时候所有问题都露出了苗头，他却没有痛下决心去改，最终病入膏肓。
然而真是那么容易改的？以历史上来说，让大宋弊病积重难返的正是对元昊之战，一是花费了巨大的代价，最终财政无法支撑，没有彻底解决问题。再一个，便是西北开战大规模增兵，禁军员额达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只能进不能出，如果以新增的禁军平均年龄二十多岁来算，则对国家财政的影响有三四十年。实际上禁军的员额一增，后续就很难减下来，这种影响时间还要长得多，一直沿续到神宗时期。
王安石变法关于军事方面的内容，后世讲的最多的是将兵法，解决“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问题。实际上历史上的那次变法，在军事方面，将兵法只是枝节，并不是真正的核心。重点讲将兵法，是为了跟对宋朝对外战事分析不力的结论，即兵将不相知是战力低下的重要原因相配合。为了凑这个结论，故意略过了其他一系列重要举措。
最少在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宋朝君臣显然不认为兵将不相知是最大的问题，而军制才是最大的问题。历史上王安石对未来军制的设计，是用征兵代替募兵，保甲制度正是为将来的征兵制做准备的。他和宋神宗认识到，这个年代政权统治的极限，也不足以支持募兵制下的大规模战争。要对外开战，募兵制就不能坚持，不然不等胜利自己就先垮了。
从逻辑上讲，熙宁变法在军事方面，一系列制度是先从禁军封桩阙额开始的。封桩阙额是裁减禁军的一种比较柔和的方式，即禁军因为老病逃停等等原因出现了阙额，不再增补，用自然减员的方法把禁军的员额降下来。每出现这样的一个缺额，枢密院便就把名额封存，称为封桩。封桩了多少员额，按照每名禁军的花费，把这笔钱扣下来，用到保甲制的推行上去。禁军减少了的军队，由保甲制度下的征兵来填充。随着时间的推移，禁军越来越少，征兵越来越多，最终实现征兵对募兵的替代。将兵制，就是与这种征兵制相适应的，把组织与指挥体系固定下来，而实现兵员的流动。
很显然，在这种征兵代替募兵的过程之中，禁军的战斗力会迅速地减弱。因为缺额封桩，禁军中剩下的都是老弱，而且越是到了后面越是如此。当然历史的现实是这个进程被打断了，由于党争，旧党当政之后削弱了保甲制度，也不再让保甲向征兵军队转变。这就是宋朝人经常说的，募兵衰，保甲亦衰。到了徽宗当政，甚至把缺额封桩的钱用来享受和摆排场，而不再用于保甲的组织和训练。靖康之变，金军兵临城下，京城禁军实际人数只剩三四万人，而且全为老弱。这种情形本来就是阙额封桩下的必然，是制度本就如此。
回望历史，不得不感叹人类总是不停地自己作死。新旧党争，每一党上台的时候都说要革除前弊，实际的情况是弊端没有革除，而把有用的革掉了。真正的弊端，反而被保存了下来。不如此做，怎么能让人知道对立党派的不足呢？想做真正对国家有用的事，偏偏没有那个本事，那只能摆出坏处来，让围观的人知道下台的为什么是坏人。
徐平的历史知识一般，而且他学的课本上，也并没有详细讲解王安石变法针对军制改革的内容。仅仅讲一个将兵法，在他现在看来，连治标不治本都算不上。但徐平却清楚地知道，现在的军制之下，是打不了大仗的。防守都嫌吃力，想打出去是想也不要想。
一句兵制不得不改，一句征募结合，让殿里突然平静了下来。
这不是徐平第一次提现在兵制存在的问题了，而且每提一次，就更加尖锐，说到的问题和措施也更加具体。然而天下和平已经数十年了，改兵制，谁有那个勇气？
沉默许久，赵祯才道：“兵制关系到国家之本，急切间哪里容得随便去改？而且，征募结合，则现在的近百万禁军和厢军，就必然要退掉许多人。这些退掉的人，如何保证他们的衣食？他们一生在军中，别无长技，没了衣食――”
说到这里，赵祯看了看殿中的众位大臣，无奈地摇头苦笑：“这不是驱兵为匪吗？”
徐平上前，捧笏高声道：“陛下，臣现在提出此事，正是想到了这些人的去路！如果不是有退路给从军里裁汰下来的人，臣如何敢提此事？”
李迪沉声道：“哪里去？徐平，现在说的可不是三五百人，也不是三五千人！一旦禁军和厢军要改成征募两用，则不裁汰三十五万人是不行的。三五十万兵员，再加上他的妻儿老小，就有百万之众啊！百万之众，大宋虽然大，也经不起这样折腾啊！”
徐平道：“相公，若是前几年，确实是无处安排这些人。但现在，却是不一样了。下官当年在邕州，兴办蔗糖务，数年时间，前前后后从福建路招募了二三十万人。现在三司之下有蔗糖务，还有营田务，还有各种各样的公司。下官算过，这些新建的衙门每年要招募的人，一年少则数万，多则二三十万。现在正是它们大发展，广招人的时候。如果错过了这几年，员额都满了，就白白浪费了这个机会。一个萝卜一个坑，到那个时候再想填人进去，就要先把地里的萝卜拔起来，一样有人没了饭碗，就麻烦了。”
陈尧佐道：“此事说起来是容易，但人在一个地方过得习惯了，谁会想换到另一个地方去？把兵员裁汰下来，让他们到三司下面讨饭吃，只怕人心不稳，先激起兵变！”
徐平道：“正是此次修《会计录》，才让我发现，原来现在三司下的各公司，里面雇的人过得与禁军不相上下。若是那几个特别赚钱的，还比禁军里要好一点。所以要让士卒乐意从军里退下，也并不是不可能。下官以为当从下面三点做起。第一，禁军严加训练，不可再像以前那样随意，军中辛苦才是应该的。第二是让要军中的人知道，还有许多地方比在军中要好，更加适合他们。第三，便是三司属下的很多公司，不能再像以前一样按照旧的场务习惯去管。而是要参照军中的制度，在公司里，是专门干活不是兵的军队。”
前两项实际上容易，工人的待遇向普通的兵员看齐没有什么，实际上本该就如此。军中训练辛苦更是应该的，懒懒散散哪里还需要专门养军，打仗随便征几个人就好了。关键的在第三点，如此做，才能把人控制起来，不要从军中一出来，就聚到民间作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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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0章 最后争取
李迪沉思良久，最终叹了口气：“还是不妥。所顾虑者，营田务和蔗糖务虽然确实要招人，但如果把裁汰的军兵招进去，只怕对这两务不是好事，对那些军兵也不是好事。祖宗设养兵之法，其中深意是把民间乱法不逞之徒招进军中，严加管束。一可备战事，二民间去了这些滑横不法之徒，百姓得以安居乐业。为何在军中能管住这些人？一曰阶级之法至重，生杀操之于统兵官之手，日常行事不得不收敛。二是军法严而且重，民间犯法，官司鞠谳审问费时太多，关节重重。而且圣上仁心，以少杀不杀为美事，往往犯重罪者得不到严惩，民不畏法。军中则不然，一有不能制的骄兵悍卒，打杀亦不为过。这样的人如果脱了军中的管束，到了三司场务和公司里，只怕是制不住他们。此是对场务不好的地方。对军兵不好的地方，他们在军中比得的是弓马武艺，不事生产，到了场务公司中做事，自然比不过老实做事的匠人。比别人做处差了，自然就比别人拿得钱少，终究心怀不满。用人当用其所长，好勇斗狠的人，自然就该到军中去。”
徐平向李迪行礼：“下官所见，与相公多有不同。试一一剖析，相公指正。”
李迪只是性子直率，有什么就说什么，心胸还是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