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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打倒，便于吸收新的知识。凡是中国古代历史传统中的缺点加倍放大，而与那个时代传统相合的尽量不提。表现为中国不可能发展出科学技术，不可能发生工业化，不可能发展出进步的文明，走向腐朽与落后是一种必然。对历史的表述就表现为，夸大异族带来的文化的先进性，贬低自己本身文化的落后。一切的发展是因为异族来了新鲜的血液，而落后的根源在自己文化的保守。汉族文化以文来表述，便夸大鲜卑入侵带了尚武的基因，而对外战争不利是文官压制武将，科学技术发展不起来是因为科举引导聪明人全去读书，文人瞧不起匠人。总而言之，本身文化传统就是原罪。只要把这一切全都打倒，让人一提起来就觉得羞耻，才好引入新的文化与制度。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不是说历史都是编的，历史就是历史，就在那里。而这个历史怎么讲述则是有价值取向的，同一个历史事实可以解读出完全相反的意思，只看当代的人需要一种怎样的历史。
徐平现在所处的年代与他前世正好相反，中原文化的外来基因是被强行灌进来的，五代乱世说明了继续下去行不通，表现为一种对外来文化的挑拣与剔除。
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流与互相学习是必要的，善于学习是一种美德，固步自封不会带来什么好结果。汉人从吃穿住行，到日常的生活习惯，深受周围异族的影响，就连说话都几百年间就会大变。这是一种学习的美德，无可厚非。
交流与学习，与保持传统是一对矛盾，矛盾是发展的，是会变化的。急需学习的时候表现为对保持传统的压制，是先进对保守的革命。而随着矛盾的发展，学习和保持传统会发生变化，革命的会变成反动的，反动的会成为革命的。这是一种必然，出现了这种转化才说明真地学习到东西了，自己的传统在学习中焕发了新生。
现在徐平面前坐着的这些年轻人，就是要在自己文化焕发新生中出一分力，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在因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他们的追述道统，要续汉祚，不是排外，而是对前几百年的历史进行文化上的反思，办求让自己的文化焕发出新生。
柳宗元作为中唐之后儒家复兴运动中的大家，其学述水平毋庸置疑。徐平接着他的步子来表述自己的观点，才更好让这个年代的读书人接受。
看了看众人，徐平又道：“人世治乱，本于人，非天理所外化。正是本于人，才能近于天理。故孔子所论多是仁，孟轲所讲多是义，仁义，天下之本也。”
“何谓仁？这字很明白，就是两个人。道家讲阴阳，天下莫不在阴阳之道中。凡是有两个，你和我，君和臣，父与子，夫与妻，国和民，天下和百姓，尽在其中。子曰吾道一以贯之，忠恕而已矣。仁之一字，就是两两相对，相处之道，为忠恕。臣事君忠，而君待臣以恕。民对国忠，而国对民恕。夫妇、孝弟，人世一切，尽在这仁之一字，忠恕之道中。”
“仁是两个人，那么义是什么？二生三，义是三个人。你、我、他，朝廷、百姓、外邦，祖、父、孙，夫、妻、子，有了三个，就有了义。仁曰忠恕，义怎么讲？可惜两千年来，义这一个字还是没有讲清楚。但是不管怎么讲，义是本于仁。为什么讲不清呢？因为有三个人，你我之间的忠恕，可能刚好与你和他间的忠恕相背，怎么论？诸生如果有志于学，可以在这上面用功，强似去求天理，而究人性。”
“数至三已极，哪怕有再多的人，都可以分成三来论，不会再遇到以仁求义而不得的事情。是以人世之道，最大是义，最难也是义，仁义二字已包罗世间一切。”
仁义道德，说到底是表述人世间人与人之间相处之道的。用矛盾论来讲，有两个人便就形成了一对矛盾，一对矛盾是简单矛盾，所以孔子可以用忠恕这两个字表达出来。而三个人，则就由简单矛盾变成了复杂矛盾，很难再用一句话讲清楚。
三是复杂矛盾，故再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可以分解到三，不会再出现本质的不同。三生万物，事情到了三这个地步，已经包罗世间万象了，一切都可以由三的复杂矛盾生发出去。一生二，因无二便无一，无二有等于无，一就不是一。二生三，是能称为二的必是一对矛盾，有内在的联系，必然要发展，否则不足以称二。夫妻生子，正电子与负电子相撞湮没，必然生出三来。当这个世界有了三，则就可以变化为丰富多彩的宇宙。
汉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使用了儒家的仁义体系。但为了维持皇权，又引入了阴阳家的五德终始，引入了天命。从唐至宋的儒学复兴，从根本上说是把天命从体系中剥离出去。因为奉北朝为正朔，对天命论的讽刺太大，故出现了复古的表象。剥离出了天命，宋儒的选择是向人去找答案，以人的本性来代替以前天命的作用，是以性情之论在各家学说中占了重要地位。徐平给这些年轻人推开的这一扇门，是让他们不再穷究人性，而是把心思放到人与人的关系、矛盾中来。
（说句闲话，我前面写徐平喜欢读《柳河东文集》，真的是因为以为柳宗元小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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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1章 君子至善
徐平觉得有些好笑，自己用矛盾论给这个年代的书生们上课，自己讲得一本正经，他们听得也异常认真。这是徐平一以贯之的思想，《富国安民策》已经有体现，这些书生已经不陌生，把儒家体系用这样一种简明的办法表述出来，还有一种新鲜感。
世间的道理本来没有那么复杂，只是人们一定要找一个理由说服自己，便就变得复杂起来。从上天找道理，把一切归之于天命，结果到最后上天对人世不理不睬，失望的人们只好转向人自己，从人的本性中去找一个理由。天理不可测，而人性总有迹可循，结果使整个体系变得愈发繁复。世上并不是每一件事都要给你一个解释的道理，摆在那里发生了本来就是道理，只是去认识，去理清其中的规律就好了。
见众人不语，徐平又道：“讲过了仁、义，便就明了君子何义。仁是两个人，义是三个人，那么君子就是一个人。何为君子？从于仁，合于义，便就是君子。无仁、义，也就无君子。合于仁、义为至善，故曰君子至善。至善于君子如北辰，求之不可得，却可以指引前进的方向。是以我们朝着仁、义的这条路走，便就是君子之行。求之不可得，世间只有君子之行，故君子只可以行迹论之，论迹不论心。”
张载眼睛一睁，面上满是茫然，实在忍不住，起身拱手道：“都护，小子一事不解。依都护所言，岂不是世上并无君子？然历代圣贤，又作何解？”
徐平道：“盖棺而论定，世间只有先君子，而无现世的君子。活着的人，只有合不合君子之行，而没有是不是君子这一说。只有身故，后人依其所言所行，指其为君子。古人讲盖棺而定谥，夫子论语中只论君子之行，都是这个道理。因为所谓君子，不过是观其行迹合不合于仁、义，人未死，则以身行仁、义之路不止，故曰至善于君子如北辰。”
听了这话，众人多是满面茫然，还有被吓怕了的人。君子、小人之争，正在朝中掀起波澜来，历史上还大大加剧了党争的严重程度，徐平却把君子、小人的定性一笔直接抹掉了。没有君子、小人之别，只有行为合不合君子之行，事情就完全不同了。
这倒不是徐平故意用这个手段消弭已有苗头的党争，而是事情本来就是这样。从文化系统中去除人的本性决定后天行为这一思想，自然就没有了天生的小人和君子。
从哲学的角度来说，当你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便就提供了否定这个定义的反面。故正确的定义，必然是不明确的，是以孔子讲仁，只是表述什么样的行为是仁，而并不下仁的定义。定义了直立行走的动物是人，便就同时提供了猩猩、狗熊这样的反例。定义了会使用劳动工具的是人，同样就提供了猩猩、乌鸦这样的反例。不管是从这些方面，还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只要定义了人的概念，就同时提供了反例。哪怕是定义一个无所不能的上帝，也就同时提供了上帝悖论。这不是不可知论，而是人只是世界的一部分，人的认识是自己的主观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定义概念是主观意识对客观世界的限制，必然是不完备的。
不只是社会概念如此，自然界也是同样的道理。当牛顿力学大发展，人们欢呼即将揭开自然界的秘密，从此人类掌握了自然界的真理，接着就出现了相对论。当人们欣喜地以为相对论描述了客观的宇宙，又出现了量子力学。每当人类以为把宇宙放到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当中，从此一切尽在掌握，就会催生出新的理论来。无他，当把概念定义清楚，便就把宇宙的一部分排除出了概念之外，同时制造出了反例。
客观世界可以被认识，可以摸索出规律来，不代表世上就有一条真理，你过去抓住了从此宇宙就全在其中。中国信天命，洋人信上帝，或者其他什么惟一的神，映射到自然科学中就表现出来去追求一条终极真理。科学讲精确性，而如果没有神存在，那么科学必然是不能用公式和真理来完整表达客观世界的。这是主观和客观的矛盾，否认这一矛盾，就是人把自己代入上帝当中了，在不信上帝的同时自己要去当那一个上帝。
只要承认客观第一性，主观意识第二性，唯物主义，则这一对矛盾就存在。只要承认运动是宇宙的永恒，矛盾是斗争与发展的，永无尽头，则人类认识客观世界也永无尽头。
这不是什么高深的知识，是徐平前世中学就开始学习的唯物主义与辨证法。徐平无法改变自己的这一基本认识，就只能改头换面，融入到这个世界的文化体系当中去。
理出了这一套体系，加上前面的《富国安民策》，徐平便就完成了自己在这个世界的意识形态构建。以这一套意识形态，再进行细化，来进行政治结构的调整，施行各种各样的政策措施，便就是徐平在这个年代将要进行的改革。
自然科学尚不能有一套永远不变的真理来精确地表述客观存在，针对社会就更加没有定义好的了一套体系。变化是永恒，静止是暂时，认识到了这一点，则就会放弃把万世法精确下来，形成固定制度的努力。万世法只是指导思想，制度和措施是随时要变的。
面前的诸生大多茫然，显然他们不会想到徐平会给他们理出这样一个脉络来。本来在大多数读书人的认识中，徐平是个善于做事的能臣，文词上面不擅长。书生要做的，是把徐平所做的事，理出其中规律，纳入一套理论体系当中。徐平做事，他们来整理，最终这是徐都护的功绩，但却是由书生们建构起来的。却没想到徐平心中早有一套体系，只是等待细化、完善，与原来的文化传统接合。大的框架已经立起来，只剩细功夫了。
要做事，首先要统一思想。对内施政如此，对外作战也是如此。
仁就是对内，这个含义跟好不好、善与恶无关，而是要合乎忠恕之道。国家对百姓的治理，要求百姓遵守法律，完粮纳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