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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明白，是为了后人着想。用欺瞒小术，只是赢了一时，而落骂名于后世。
说起商鞅变法，书生之见，是因为他突然记起来，前世学到的文章里，有人为了影射王安石，就是这么说商鞅变法的。这个人就是苏轼，他的舅舅程浚是徐平的同年，殿试的时候机缘巧合，唯有他们两人一起说几句话。通过程浚，徐平知道了苏洵，不过此时的苏轼兄弟都还是刚会跑的小孩，徐平只是知道有这么两兄弟而已。文人，刻薄起来，那真是能把黑的说成白的。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苏轼便就写一篇文章，别起新意，说秦国富强跟商鞅一点关系都没有，灭亡倒全是起因于他。苏轼写这篇《商鞅论》，本意借着贬低商鞅和桑弘羊，对宋神宗和王安石指桑骂槐。后世又有小文人，见了这立论，以为发现了什么了不得的大道理，一惊一乍地说你们都不知道吧，秦朝是因为用了商鞅灭亡的。
读书人中，最怕小文人。这种人自我意识过剩，对上羡慕嫉妒恨，对身边不如自己的鄙夷不屑一顾。一与身边人议论起来，那就是自己有经世安邦之才，只是上面无眼，自己不得重要罢了。等到与上面相处，则点头哈腰，拼命巴结。无奈的事情，下层的舆论受这种小文人影响最深，流言广布。一旦有上面的人利用起来，就黑白颠倒。
徐平前世有一个同事便就是如此，不知道从某国的哪个不入流大学留学回来，因为身上沾了洋味，洋秀才在领导眼中远胜于自己这个土举人。平时说起事情来，经常就是不屑顾地来上一句，你说的这些，人家外国人早如何如何了。你要真问起如何如何来，不管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他没有一样能连起来说顺溜的。因为身上带了洋味，说得再不顺溜也是永远对徐平不屑一顾，你还奈何不了他。小文人也是如此，你看他不顺眼，但他终究是个文人，在以文治国的时代，社会地位就不是你能够比上的。
改革者最怕就是这些，什么治国理政的大道理，最终还是要变成一条一条行政措施施行下去。而在最底层解释这些措施，主持具体的施政举措的，有很多是这种人。为什么作为一个千年后来的人，徐平不反对官吏之分？实在是怕了他们，最好留在吏这一层。
做着宰相，进行着改革，成了天下得利，哪怕一时有反对的，也只能受着。怕的就是有后来人，当这些改革措施利尽弊显的时候，利用起小文人的口，把自己这个改革的先行者一脚踹倒在地。压了自己，再把这个时候的措施反过来用。时代不同了，这个时候不行的那个时候说不定就行了，现在行的那个时候不行了，重新引起意识形态混乱。
见赵祯和吴育两人的神色怪异，徐平道：“道与术，虽有相近之处，万不可混同。天下因道而守，因术而兴。大道不变，江山永固；小术辄变，天下屡兴。世之谓变法，实是治国之术利尽弊显之时，别取一术而已。不可据道而问国因何未兴，亦不可因一术兴国而欲以此世守天下。秦之兴，术耳；秦之亡，弃道而取术也。宰相以大道佐君王，臣以仁义之道对陛下。但当朝理政，必用某术。术之为术不为道，盖其必有利弊两端，臣此时以此术行之，皆是取其利而暂抑其弊。后来理政者当深知，利尽弊显之时，当变其术。”
道就是意识形态，术就是一时的政策措施，这些措施在政权维护统治和抑制剥削的两面性之间摇摆。决定了如何看待剥削，就决定了意识形态，不同的意识形态可以用同样的施政措施，但却有不同的目的，用来解决不同的问题。不要以为用了同样的政策措施，就是同样的意识形态了，那样就丧失了自己的意识形态。
资本主义会有凯恩斯主义，不能据此认为有了社会主义成分，只是用这些政策措施进行阶级调和而已。不调和，剥削的烈度已经让社会不能发展了。而到了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剥削烈度的调整或许有相似的行政举措，但其目的和手段都不会相同，相同就有问题了。
徐平前世的那个同事，最喜欢挂在嘴边的就是纳税人，紧跟的另一句就是当年我在国外如何如何。用纳税人这个词来要求政府，就是典型的意识形态。
认为剥削理所当然的，养一个政权来调和矛盾是不得已，才有纳税人意识。我向这个政权纳了税，便应当得到什么待遇，不合心意就要骂，政权要认真对待他们的关切。而那些穷得不纳税的人，对不起，政权不为你服务。那些富得不纳税的人，你觉得不顺眼，政权为什么不逼他们尽义务？对不起，那是政权的主人，政权管的是最广大中间阶层。你想当纳税人，得到纳税人的待遇，你得先接受这个政权有主人，帮着主人管理你而已。
认为剥削不应该，只是不得不暂时忍受的，你的权利和义务与纳税无关，纳税只是你必尽义务的一项而已。不管你纳不纳税，都应该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
看起来相同的一件事情，在不同的意识形态下，其实有着两种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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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仁义者何？
“仁义为大道，当行于万世。何为仁义？或曰，常存仁人之心是之。臣非之。仁义之为大道，必不能本于一时贤与不肖，不然何以行于万世？仁义之为治世大道也，无关贤与不肖，无关聪明愚钝。非欲人人为君子，非欲士大夫为贤人，非欲陛下为圣人。设若圣人当世之时，贤者佐之，人人为君子，天下自可大治，焉用术！”
“君子如北辰，望之而不可得，士大夫景行行止焉。天下只存君子之行，而无完人君子，是故士大夫论迹不论心。动辄行诛心之论，是不知君子之行，不足班士大夫之列，其理明矣。圣人当政，贤者佐之，天下为公之世，于天下有如北辰，望之而不可得。大道难行，故治国当用术，使天下大道不失。术以佐大道，圣人之治实难致，不得已而用焉。”
“凡术，必有一利兼有一弊，治国者取其一利而治时病。盖取此术不取他术者，于此时天下，于此时国中，于此一郡一县之地，此术利大而弊小也。是故，为治时病，不必强求天下一律。各地因时、因地制宜，取合用之术，朝廷总理之。当孝公之时，秦用商鞅之术，以律代法，秦律治秦地而兴。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混一宇内而制六合。君临天下，知兴国之术，而未悟守天下之道，以术代道，天下尽行秦律。秦律用于天下未并之时，利显而弊隐，秦以其利而兴。天下一统，秦律一以天下，以治六国，利尽而弊显。秦不悟。律难行，以暴政酷刑临万民。百姓不堪，陈涉一呼，天下响应，秦之天下数年而灭。六世而兴，数年而亡，秦之数百年基业毁于一旦，何也？盖因商鞅兴秦，其法为兴国之术耳，非守天下之道也。取其利抑其弊于当时，于秦之地，宜也。时移世易，而不通变，利尽而弊显，强守之，刻舟求剑是也。行于秦地而兴，灭六国而强行天下，不知权变，以酷刑临六国之民，强行之，淮橘生北为枳是也。故曰，治国之术，应因地制宜，因时制宜。”
“或曰，治国当因地制宜，必封建乎？臣曰不然。天下一律难行，一法可行，以法临天下，郡县以权变。秦王临天下，皆用秦半两，铭器而制度量衡行于郡县，制字书而斥六国乱文，此皆法也，万世皆可行之。秦王之功法也，秦王之失律也。”
“或曰，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如草偃，欲守天下，其必封建乎？臣曰不然。封建，化天下之公为私也，只闻因私而废公，未闻以私而助公者也。当天下临大难，封建者欲守其私财，无不举地而献敌，全其富贵而置天下于身后也。人主以天下分封，是以公器而市私恩，天下治时封建者得其利，天下乱时封建者全富贵捐天下而助乱，有害无利明矣。”
“仁，子曰忠恕而已矣。孟轲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君臣忠恕之道，此其谓与？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王之恕也，礼化于外，而悯纳于心。盖为大臣，以君命而理国政，当天下之怨，而恩归于上，实有其不得已也。臣之忠，内不事君王以谄媚，而时时规谏之。外则用心王事，深怜百姓，竭心力而求治世于天下，以报君恩也。”
“士大夫为郡县临地方而亲民，举地方之力而完赋税，亲民官之忠也。不因朝廷赋税而害百姓，亲民官之仁也。忠仁不能两全，先仁而后忠也。先仁而后忠，知朝廷以仁义治天下也。临郡县，理地方之财，而能致钱粮广收，朝廷因之富足，百姓因之安泰，官之忠仁两全者也。先仁而后忠，良吏也，忠仁而两全之者，能吏也。守仁而事朝廷以忠，则知能吏难得，良吏宜广求之，此之谓治天下以仁义也。”
“士大夫在朝为臣，出外为官。临地方为官，代朝廷治郡县，时时念百姓不易，辨其冤屈，解其急难，官之仁也。兴学事，使民有所学，广聪明，通世事，官之仁也。子之有教无类，士大夫岂可不行之于郡县与？延医治药，治下百姓有病得医，官之仁也。去诸般淫祀，行教化于治内，使民不受淫祀之祸，官之仁也。举之万端，利百姓，官之仁也。”
“以仁义治天下，则知仁当行于朝廷，而不必求之细民。民之仁者，遵朝廷法度者为仁，完税纳粮者为仁，当差役、徭役、兵役者为仁。仁之民，朝廷可不奖之？此天下之根本也。施粥济药，善举也；修桥铺路，善举也；开沟治渠，善举也；兴学助弱，亦为善举也。仁之于朝廷，非于百姓，可知善举非仁也。朝廷当奖仁而劝善，善与仁不可混也。”
“奖仁而劝善，盖因朝廷以仁而治，此为根本。善举实利百姓，百姓之利即为朝廷之利，固应谢之。朝廷代百姓而谢，高其名而薄其利。若得厚利，善举何为？百姓之仁为天下之根本，百姓不仁朝廷无以立，故应奖仁。奖仁当晦其名而厚其利。晦其名者，此为百姓当行之事也。厚其利者，此为真朝廷百姓也。”
“仁固如此，义何如者？义本于仁而出于仁，仁不能尽者。两人为仁，三人为众，义在众中矣。三之为数，两两相对又三矣，此二人之仁或害彼二人之仁者，必以义取。”
“天子、臣僚、百姓，为三矣。天子与百姓之仁，重于天子与臣僚之仁，此为天子之义也。士大夫出外为官，官、吏、百姓，三矣。官与民之仁，重于官与吏之仁，此官之义也。吏与民不成三，故曰，吏无义。官吏之分，官可求于仁义，吏只可绳以法度，规以制度者，概出于此。士大夫于天下法度、规制之外，尚须守仁义，故官制吏。以官制吏，非士大夫为贤而吏为奸，盖因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