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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根治大陆官场肌体中的这一恶变现象？一是应该淡化“官念”，重建“官德”，取消为官者的某些特权，让那些把做官当成发财享乐之道的人绝了这种念头；二是采取行之有效的民主监督和制约措施，让那些顽劣之人无法混迹于官场；三是完善用人失察责任追究制度，对因考察失察，胡乱提拔任用，导致劣官混入官场并造成严重后果的上级官员，进行严厉查处。
反腐败没有真空地带，没有中共党内党外之分；只要掌握一定的权力，监督机制不到位，腐败行为都可能发生。对于党外高官，也应该加强监督。
据报道，温州的乐清市从2000年到现在，当地因争权夺利引发的“雇凶杀人”案件呈逐年上升趋势，成为老板和官员解决纠纷的“常规办法”。这种“雇凶杀人”的后果是毁灭性的，而要“解决”的矛盾却并不是你死我活的，那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根本的原因是解决矛盾的“游戏规则”发生了“变异”。在那些雇凶杀人频繁发生的地方，在解决矛盾中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游戏规则”并不是纸面上的法律、法规，而是力量对比。最后胜出的，往往并不是和法律站在一起的一方，而是力量或者说势力更为强大的一方。只有在“说强就是谁对”的逻辑下，“雇凶杀人”才能够恶性发展成一种“常规办法”。这也符合学者吴思提出的“元规则”，即“所有规则的设立，说到底，都遵循一条根本的规则：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是一条元规则，决定规则的规则。”
那么，“说强就是谁对”又为什么能够成为实际起作用的“潜规则”呢？关键在于在我们目前的社会中，从精英到平民的各个阶层，都还有为数不少的人没有养成敬畏法律的习惯。一旦遇到问题，首先想到的就是通过权力和财富（财富也是一种权力）的力量来实现对自己有利的解决，有些事情表面上看起来是通过“合法程序”来解决的，但真正决定结局的，仍然是各种力量的搏弈。“雇凶杀人”不过是这一逻辑发展到极致的一种表现罢了。
“谁强就是谁对”的游戏规则具有极大的危害性和荒谬性。它表明我们的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没有完全进入现代社会。
在中国，历来是权比法大。
官员杀人与政治生命
没有必要也实在没有精力列举近几年听过的官员杀人案件。一个官员，既然到了要雇凶杀人，乃至在“亲自视察”、“亲自吃饭”之外还要“亲自举起屠刀”的境地，肯定有其情非得已之处。被官员动用杀人手段而除之的，既有情妇、二奶、正妻，这一类与官员的关系可以算是“私人关系”；也有同事、上司、下属，这一类人与官员的关系是工作关系；还有举报人被官员杀害的案例。
也许，每一个具体的案件中，“情非得已”的因素都是各不相同的，二奶缠着要正娶啊，正妻发狠要告发啊，上司挡道不能提拔啊，下属不服手中又捏了把柄啊，可以说，这些因素没有一个是威胁到了生命安全的，但这些并不要命的因素又足以让官员杀心顿起。显然，这些杀人的官员所要捍卫的是自己生命之外而又可以与生命相当的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是“政治生命”。
这些官员“政治生命”的价值，超过了他人的生命，以致一旦受到威胁，就要让他人付出生命。他们一定要继续在政治舞台上表演和不断升迁的位置，以致为此而不惜杀人。固然，这些人都被认定为犯罪，但在我看来，他们为权力而使出的手段，与王朝时代的人们经常会被“犯上作乱”而杀头，是具有某种相似性的，不同的只在于王朝中的人们因影响他人政治生命而掉脑袋，乃是遭受到了“王法”，而这些官员的杀人是个人行为。但从中仍然可以使人看到，在权力可以搞定一切的条件下，“政治生命”确实会成为你死我活的斗争。
这里，我想到了尼克松先生，他的“政治生命”毫无疑问是被人为终结的，不过在那个斗争中，倒也没有什么腥风血雨，政权对破坏其“政治生命”者无法约束，甚至积极推进调查，尼克松个人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他是否动过杀人之想，没有人知道，起码没有任何人为他的“政治生命”的终结而付出性命。
当然，我并不夸张地认为，官员为了其“政治生命”的延续，总是会使出杀手。我很客观地看到，更多的官员在维护其政治生命的过程中，采取了低三下四的姿态。化名“小妹”或者任何一个女性气息浓厚的名字，广发信函，请求官员的帮助，只要暗示一下“你不会愿意我们的事情让别人知道吧”，往往就可以坐等汇款的到来。山东济宁市副市长李信先生更是以其下跪行为，显示了他对“政治生命”的无限珍惜。当官员下跪的时候，舆论是怎样评说的呢？认为这些人毫无人格，丑态百出，成了软蛋。我想，倘若他们有了丑行，只是变成软蛋，倒也还算是人性尚存了。倘若他们都像杨国瞿等人那样，丑行眼看败露，不仅不变成软蛋，反而杀心大作，那才更加可怕。
官员之间的残杀，留下一个个血写的问号：拥有一官半职，难道比拥有生命还重要？在正常人眼中，这是无法理喻的问题，而在扭曲的“官性”那里，这却是最自然不过的逻辑——视官如命，何妨取人性命。“官性”之异于人性，在于把做官当作最高追求，一切为了做官，做官就有一切，荣华富贵系于此，身家性命系于此，官职自然就比生命还重；为求做官、保官、升官，就可以挖空心思，就可以不择手段，甚至不惜以命相搏。“官性”何以异于人性？说穿了，“官性”就是对人性的泯灭。而这一切，都是“官本位”社会的必然现象。
“官官相护”和“官官相杀
中国官场有两种现象根深蒂固，一种是“官官相护”。老百姓告状的，只要告的是官，没准就碰到他的保护伞──另一个官，牵一发而动全身，你仿佛身陷罗网中的蚂蚁，到处是官气、官威、官脸，整得你不死也得脱层皮。无怪乎，中国老百姓说，打死也不告官，告了也白告。另一种现象就是当下慢慢兴盛起来的“官官相杀”。
略略浏览一下10月份的报纸，便会发现两例“官官相杀”：
10月11日本地的《华商报》报导，西安市临潼区马额镇原党委书记郭天京持刀将时任该区药监局局长的寇胜法刺死。10月8日，此案经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作出一审判决：郭天京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赔偿死者家属14万余元。郭之所以杀死寇胜法，原因就是平时对自己不满。
10月13日黑龙江的一份报纸报导，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长青乡3月22日晚，乡教育办公室27岁的副主任付殿忠，为了早些得到升迁机会，雇佣杀手谋杀乡教办主任孙纯才、吴景学，因为他俩离退休年龄太远。
这仅仅是官官相杀之一斑。翻开前几年的纪录，更是触目惊心：广东省阳春市财贸办副主任林启菊，“很不习惯”市长曾威斌的领导方式，感觉他老是“刁难”自己，了解到原副市长杨启周与曾市长之间积怨颇深，便找到杨启周，相约除掉曾威斌。1997年3月，杨启周与林启菊雇用杀手，50万元买曾威斌的人头。1997年4月16日，福建省环保局副局长杨锦生为谋取正局长之职，花3万元雇用黑社会势力，用浓硫酸将环保局局长杨明奕烧成重伤。2000年3月22日，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长青乡教育办副主任付殿忠策划谋杀了主任孙纯才。
2000年1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院南宁分院就隆安县原副县长李绍武为保官杀人，向南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李绍武的朋友杨丛“下海”办公司，李绍武加盟其中。后因利益分配不均，杨丛扬言要去法院告李绍武，搞臭他，让他当不了官。因县政府快要换届，李绍武很害怕，伙同他人用36万元雇请5个杀手，于1998年8月25日将杨丛置于死地……
“官官相护”是中国官场历来的恶习，“官官相杀”从表面上看和“官官相护”相反，但其本质却是一样的，也同样是中国官场的恶习。“官官相杀”在中国实际上源远流长。春秋战国，你整我，我整你。历朝历代更是变本加厉，各官员们使出浑身解数，相互坑害。共产党统治中国后，更是把这变成了一门艺术──斗争斗争再斗争，上至高层，下至基层官员，一派腥风血雨。不过，过去的“官官相杀”多少还是有点文明，属于文斗和权力角逐的范畴。而如今竟然发展到雇佣黑社会，使用卑鄙手段，则有点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似乎已经超出了官场的游戏规则，有点丧心病狂了，太赤裸裸了。口口声声称自己是人民公仆的中国为官者，一下子“凶”形毕露，变成了一个凶神恶煞的“刀客”、“刽子手”？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第十七章官与经济
17。1官与经济
经济重来就不是孤立的经济，从来就是政治的表现。所以有关经济发展一直是比较敏感的问题，争论也很大，要么不谈，要谈的话，事先一定要把住领导的脉搏，一定要了解最新的最近的信息。
计划经济有这样几个基本特征：
一是在宏观经济领域，行政控制经济，排斥市场作用；二是在微观经济领域，扶持国有企业，消灭民营企业；三是在发展战略领域，重工业优先发展；四是在收入分配领域，批判按劳分配，搞绝对平均主义；五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全面批判西方经济学，全党学习苏联的《政治经济学》。
计划经济是一种体制。在这种体制下，政府管理经济是一竿子插到底，既管宏观又管企业；市场经济则不同，政府调控是宏观调控制，政府只调节市场，由市场引导企业。我们抛弃计划经济，也不是反对企业有计划。计划经济与计划是两码事，切不可张冠李戴，更不能把企业计划的重要性当作否定市场取向改革的借口。
彻底的市场经济是无耻的，有的只是利益搏弈。在这种搏弈中，双方都有权去寻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关键看双方有没有利益共同点、彼此利益重合的地方有多大，以及搏弈双方的处境和力量对比。如果双方的利益非常一致，或者重合的地方很多，且双方处境相当，那么，搏弈的结果就会趋向均衡，这种均衡对双方来说，都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结果。
经济学里有句名言：资本是有嗅觉的。只要有利益的地方，资本总能知道，并且千方百计地进去获取利润。很多地方的房地产是当地重要的经济支柱，房地产的价格不断上涨，很大程度上是地方政府为了经济增长而人为提升的结果。
有的人政治嗅觉相当敏感，要是事先被他嗅出了什么味道，他就会立刻采取措施，变被动为主动。所以，高手往往不从政治上入手，而是从经济上入手，使对手疏忽大意，以为只要自己政治上不出问题，就不会有问题。但他忘了一点，有时侯政治也会以经济的面貌出来，这就要犯错误、吃大亏、栽筋斗。
在过去的许多年里，一个重要的、流行的理念是“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