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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文化与潜规则(道破天机)-第1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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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商人,就是商量着做人。生意只要大家商量着做,自然会有钱赚。

在办公室里谈高尔夫,在球场上谈生意。

在中国,没有来自政界的支持,想在商界有多大作为是不可能的。聪明的商人早就看到了这一点,都是在官和商的结合上肯下工夫钻研的。

资源紧缺的时候,权力投入比资金投入更重要。这块资源给谁不给谁,权力占据着绝对支配地位。权力投入可以一次付讫,给予贿赂;也可以折算成“干股”,参与利润分配。

在中国,人们办什么事情的时候,都要问一句话:你有人吗?有关系吗?这个“人”不是普通的人,而是手中掌握着国家权力的人;这个“关系”也不是普通的社会关系,而是与国家权力攀上“关系”。这就是古话说的“朝中有人好做官”。掌握国家权力的人本来是“猫”,其职责是“抓老鼠”,但是如果老鼠用“鱼”把猫摆平了,实现了猫鼠“联姻”,猫对老鼠自然就“睁只眼闭只眼”;如果老鼠摆平了“大猫”,那么“小猫”甚至会怕老鼠。这种“猫鼠联姻”到“猫鼠一身”就是人们现实生活中的“官商勾结”和“官商一体”。

现在是经商的羡慕从政的,从政的羡慕经商的,其实大家都不容易。

官商勾结的红顶商人有几个特点:一是利用官府资源的能力;二是同社会各方面斡旋的能力;三是资本运营的能力。

如今在官场和商场有句流行语:“做官必读《曾国藩》,经商必读《胡雪岩》”。

明清两代,富甲天下,显赫一时的晋商盛极而衰,据说最大的问题就是“官商跟进”。尽管权力运作是获取巨额利润的快捷方式,但官商勾结历来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乃至不完全的资本主义形态中,诸多无法规避的商业悲剧的源头。

商人与政治有关系,原本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商人作为一个公民,关心公共事务,或个人对政治本身有欣赏和观察的兴趣,都无可厚非。但在我们的语境下,提到商人与政治,便直接将意思局限于商人与官员之间的勾结了。

商人与官员的勾结,自然都是为了各自的利益。如果说,时下商人们遵循的全是潜规则,没有权钱交易就一定办不成事情,这话不负责任;但如果说,商人们都是在商言商,远离政治,似乎也不太真实。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是为了得到好处,商人主动靠近官员;二是因为通行潜规则,你不靠近不行。

可以肯定的是,商人与官员走得太近,就容易有权钱交易的嫌疑。权钱交易当然与公共利益不符,也与法律相背。然而很多官员和商人还是愿意走得很近,即便有在法律面前输得落花流水的可能。这些人或许认为,现实中钱权结合体输掉的可能性很小,但他们忘记了机会成本却很大。

难道是精明的商人不知道与官员们走得过近的代价吗?当然不是。但我们应当承认,在一个以权力结构为主的社会中,即便是有钱的商人,在公共权力面前也是弱者。在一个制度尚无法约束官员贪婪本性的市场环境中,商人们多少还是尴尬的。官与商之间距离的远近,事实上真切地反映出了民营企业的生存状态。

商人与官员之间距离的远近,依赖于民营家企业的自律程度,依赖于官员依法行事的自觉程度,依赖于相关制度的完善程度。最重要的是后者。在当下,所谓官商勾结的事情发生,板子应该更重的打在官员身上,打在拥有公共权力的人身上。因为没有制度的改良,没有执政行为的变化,怎么会有好的市场经济出现呢?

目前许多合资企业中的外资部分,不是根本没到位,就是来中国打一个晃子又回去了。更有甚者,某些所谓的外资,不过是中方的某些单位,通过某个中介机构,找一个名义把钱打出去,然后再进来。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因为国家对合资企业有优惠政策,可以在这一进一出中,许多国有资产就被弥于无形了。

商人从来是用经济的眼光来分析社会,透视人生的。这种分析法可能最接近于一个物流横溢的社会。有了经济实力,还要会应用资本运营的方式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

市场经济不是原罪,恰恰相反,如果有原罪,原罪来自市场背后:社会内部非经济领域的权力不平等。是权力不平等扭曲中国的市场机制,是权力不平等造成中国的贪贿横行,是权力不平等造成人人关心的三农问题。

如何从体制内寻求资源成了企业运行的核心竞争力。

在中国,大量的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型、巨型项目因为选择地址不当,造成巨大浪费。多年来,中国的地方官员们有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工作词语,这就是“跑项目”。打听到上级(国家、省里)准备建设或者引进一个项目,地方官员就想尽一切办法,争取把它建在自己管辖的土地上;也有的是自己提出建一个项目,争取中央或者省里拨款。有没有能力“跑”来项目,“跑”来多大的项目,无形中成了评价地方官员工作能力和政绩的重要尺度。因此也因为“关系经济”、“诸侯经济”派生出来了“关系项目”、“首长项目”。

如何看待我国现阶段的官商勾结?

中国经济是一个从计划经济转轨过来的市场经济,中国改革是一场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演变的改革,在这一转轨过程中,中国的官与商有着千丝万缕般的联系。政府掌握着巨大的经济资源,商家的任何活动都不可能不与官家发生关系。有些企业家就是由官员演变而成的,有些官员也是从企业家转变的。

所以,在我国改革初期阶段…………初级资本主义阶段,官商有时是不分家的,在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任何活动都是官商勾结的活动。如果现阶段不要官商勾结,那就退回去搞计划经济,让政府的官员来唱独角戏,来直接指挥商(企业)。那种状态没有官商勾结,只有官商一体,官指挥商。

但是,中国的改革已经进行了近30年,经济资源已经大部分私有化和市场化,现在再搞官商一体化,就有违背市场经济伦理道德之嫌了。

上海最近暴露出来的挪用社保资金一事,以及张荣坤的福禧投资公司,就是官员参与市场和掌控市场典型。而地方那些小煤窑,每每暴露出一些官员兼矿长的报道。许多官员一边做官,一边办企业。这种现象说起来不合法,但在现阶段的中国却大量存在着。这种现象是一种历史性的过渡?还是中国市场化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异化或说失败?它将存在多长时间?官商何时能够清晰地划分出界限来?能不能说官商勾结是我国一个不可绕过的历史性现象?如果说很难杜绝,那么怎么样才能将这种官商勾结的危害降到最低点?这些问题都有必要进行研究。

我们还要对“官商勾结”进一步进行分析,如果官商勾结发生在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那么这种“勾结”也许是很正常的一种勾结,这种勾结产生的后果可能是一种正常的经济管理行为。假如官商勾结发生在政府与私人企业之间,问题就复杂了,因为这里涉及的公与私的利益问题。

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中国这一改革阶段,官商勾结有不同表现。好的官商勾结意味着政府帮助企业解决问题,政府为企业服务。特别是有些官商勾结所导致的结果是有效地配置经济资源,使各种生产要素发挥了最大效用,从而产生了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这种官商勾结应当说是良性的。

坏的官商勾结,意味着政府与企业合伙做损害公共利益的事情,特别是做那些不平等竞争的事情。这种官商勾结使社会财富不公正地流入某些利益集团部门,或流入少数个人之手。这种官商勾结是罪恶的官商勾结,令人痛恨的官商勾结,必须加以杜绝。特别是在当前,随着市场化的深入,我国社会存在的官商勾结绝大多数是坏的官商勾结!

我们要分清官商勾结的不同内容。在这里面,起重要作用的是政府,是官员,如果政府意图是公正的、合理的,在这种意图指挥下的官商勾结就是良性的。如果政府的思想发生了问题,只是为了部门利益、局部利益或个人利益,那么,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官商勾结的后果就是极其恶劣的了。

因此,我们要分清今天新形势下,官商勾结到底是为谁谋福利?官商勾结的根源是什么?如果政府官员不腐败,不会出现坏的官商勾结。如果企业家不腐败,也不会出现坏的官商勾结。但是,当今的中国,社会已经腐败到无官不腐、无商不奸的程度,这种穷凶极恶式的贪婪、攫取和掠夺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现阶段的独特现象。

中国如何走出这一历史阶段?什么力量能够挽救中国向堕落腐败的深渊滑去?中国社会从哪里还可以冒出正气?仅仅是物质发展和财富增长就能创造出一个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中国来吗?我们寄希望于当前的中央政府,寄希望于千千万万不甘堕落的人民大众。

中国的官商勾结活动至少还有一定的历史空间,这是一个权贵结合重新瓜分社会资源的历史阶段。或许这是一种中国不可避免的发展道路(有人认为),可怜的中国不是极左的共产主义、平均主义,就是极右的权贵精英主义,这两种力量总是交替产生强弱变化。缺少了无产阶级的教育,资产阶级会变得无比贪婪自私,缺少了精英的中国,会变得愚昧无知。这一对矛盾体为什么不能相得益彰,互惠互利?原因就在于中国缺少一种平衡各阶级利益的政治机制。

再不建立起这样一种政治制度,中国社会永远都是失衡发展,畸形发展。因此,中国要尽早走出官商勾结阶段,没有相应的政治改革是不成的。只有政治,善政,才能杜绝经济领域中的种种丑恶。

商业活动与官位、职务挂钩,或者借助官位来扩大商业影响,正在成为一种时尚。

我们社会的进步,是因为我们不再是依靠天生的身份与权势,而是依靠我们自己的劳动,在契约面前大家都是平等的。从身份到契约,我们人类的文明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然而在今天,当我们看到在契约中仍然将官位作为一种交易的前提时,不能不感受到一种退步。

今天这种契约与官位的紧密结合,与以前的“社会身份”的情形有着很大的区别。以往的“身份社会”,官僚对于各种商业利益的获得,是基于公共权力介入商业领域,通过压迫他人从而获得特殊利益。今天,资本将交易与官位的结合,把官位作为信用贷款数额的标准,是资本的自愿结合,没有外在的公共权力压迫。但正是这种反常的资本将交易与官位的结合,却深刻地反映了,在目前的情形下,权力能获得超额的收益。

在目前的一些地方,权力就意味着经济能力,得权得势意味着致富。有权力的人,随着其地位的增高,不但他的工资收入、福利大幅度攀升,而且根据其级别能享有的各种补贴和待遇也不断提升,所以,行政级别越高的人其收入越多,偿债的能力也就越强。而上面这些仅仅是明处的,在暗处里,一些行政级别越高的人,所能获得的“灰色收入”可能更是无底洞。

在一个权力运用正常的社会,很难想像会以行政级别来区分信用循环贷款额度。因为,公务员并不是什么收入高的阶层,行政级别的高低更不是区分信用循环贷款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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