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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权威——哪怕只是微不足道的权力，也能使其变异。人群中不乏有其他领域的权力拥有者，但在特定场合也只能忍气吞声，甚至已习惯于遭受无礼的回应。“习惯”的可怕在于意识深处已经认同了这种荒谬的自然反应，于是参与彼此践踏尊严的循环——当离开那里，回到自己权力可辖的范围内，也换成同样的一张冷脸。其实权力的本质伴随着的则是责任与义务，如果缺乏内在人文良知与外部管理监督的双重制衡，极易转向威风等同威信，权威扼杀尊严的歧途。
清代官场上有一些小人物，他们不是官，而是官手下的办事员，但他们的实际地位很重要，起的作用很大，有的甚至操纵权柄，挟制官员，横行官场。这些小人物就是幕宾、胥吏、长随等。
胥吏又称书吏、书办、是官衙中掌理案牍的小吏，包括京吏和外吏。书吏对于清代政治的影响是非常恶劣的，其表现主要有执例弄权、舞文章伪、敲诈勒索等。
书吏执例弄权是清代的一大弊政。清朝的官员对大量的案牍文书都是不熟悉的，因为他们大都是科举出身，学的是没有实用价值的东西，而不习法令世务。书吏是具体办理案牍文书的人员，都谙熟例案，因而实际权力很大，常可执例以制长官。官员们因为自己不如书吏，只好“奉吏为师”。
由于书吏权大，便可放手作奸，大肆索贿纳贿，所谓“官凭文书吏凭贿”。中央六部衙门的书吏权力更大，人谓之“无异宰相之柄”。吏部掌握官员任免之事，求官者便纷纷打点吏部的书吏，书吏则根据行贿者所求官缺的大小、肥瘠决定索贿数目，然后再上报。
学者吴思在《血酬定律》中提出和阐述了“合法伤害权”这一概念。在《灰牢考略》中又进一步通过对监狱的白、黑、灰的演变，使人们对“合法伤害权”有更深刻地认识。
《辞海》对“班房”的解释是：“看押犯人场所的俗称，指看守所、监狱等。”但从古书和史料上研究，在最初的意义上，班房是官衙或私人府第里的差役们值班或者休息的地方，后来这地方用来临时关押人了。清朝著名师爷汪辉祖在《学治说赘》里提到班房时说：“管押之名，律所不著，乃万不得已而用之，随押随记。”这就是说，监狱在法律上是有正式地位的，班房却没有；班房中的关押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关押。这就不能叫“白”，但这是由合法官府“万不得已而用之”的，又不能叫“黑”，说黑不黑，说白不白的关押场所，就是“灰牢”。“灰牢”就是非正式监狱的意思。清朝末年，浙江省南浔镇的乡绅自发设立的“洗心迁善局”，将一些不够绳之官法的人禁锢其中，也是类似“灰牢”的地方。
从灰牢制度中获利最多的似乎是衙役。衙役们很善于利用在押人犯牟取利益：可以利用盗窃嫌疑人夜出盗窃，得脏分肥；可以利用民事诉讼，作弊诈骗；可以向命案牵涉人敲诈勒索；可以调戏奸污在押女人；可以私下收钱放人；以关班房为威胁手段敲诈平民；向在押人犯收取高价饭钱等等。
“灰牢”发展到现代，又有了新的表现形式。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因为向国务院总理上书，为农民负担沉重叫苦而成为知名人物。他在《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里，谈到了因为办“学习班”而造成农民自杀的事件，其中说到十几个人关在十几平方的“小黑屋”里。这里的“学习班”和“小黑屋”是什么东西？是一个权威部门用来关押“有过失”的人的地方，在这里，关押是强制实施的，是作为惩戒手段使用的，是对人生自由的剥夺。具有这些特征的地方正是监狱；然而，乡政府属于行政部门，没有权力建立监狱剥夺公民人生自由，因此又不好称为监狱；所以叫“灰牢”。“学习班”是干部的叫法，“小黑屋”是农民的叫法，都是一个东西。“学习班”的历史甚至可以追朔到延安时期，当时的叫法是“学习组”或者叫“整风班”。
文革期间，各个单位关押“牛鬼蛇神”的地方叫“牛棚”，其实也是一种“灰牢”。
开会学习总要把人圈在某个特定的时空之中，与会者总要暂时丧失部分自由，那么圈三五个小时是圈，圈三五个月也是圈；拘禁关押与开会学习的分界究竟在哪里？这种模糊性提供了一个空间，在此模糊空间之内，可以产生一种合法伤害他人的权力——这可是很有利用价值的东西。这种模糊性正好开发出低成本伤害他人的权力。对各个单位的得势者来说，握有这个武器便比较容易整人。东西既然好，需求量自然比较大，牛棚便容易普及了；也确实在文革中普及到几乎每个单位。比起牛棚来，学习班的参加标准更宽泛，谁敢于说自己不需要、不应该学习呢？这种更加模糊的特性，使学习班的生命力和普及程度又超过了牛棚。
据李昌平介绍说，一个“小黑屋”就是一个监狱。在监利蹲过“小黑屋”的农民每年都数以万计。关押的需要产生于征收粮款的需要，有人抗粮抗款，基层政府不得不打击震慑，于是“灰牢”小黑屋出现了，“灰警”纠察队也出现了。由于政府人员严重超编，又超标准建设办公楼房和宿舍以及小汽车。在上述背景下，农民抗粮抗款和干部的镇压就很容易理解了。这是真实而要紧的利害冲突，“灰牢”就是这种冲突的产物，其功能是维护干部受益和农民受损的利益格局。
按说，超标准楼房和超编干部工资都不属于合法权益，属于利益分配的潜规则体系，但他们又确实获得了地方权势半公开的、瞒上不瞒下的支持，对治下百姓根本就不屑于躲躲藏藏，因此我们可以把“灰牢”定义为支持“潜规则”和“横规矩”的威慑手段。
在实际征收粮款的时候，公共利益（合法征收部分）与代理人利益（超编干部和超标准用品）是搅和在一起的。谁说得清楚抗粮抗的是哪一部分？代理人的利益之所以能够搭便车，正因为有这种模糊性存在。
小黑屋的发明者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反而荣升了；这就是说，他们是只受益不受害的，受害的主要是无权势的下层百姓。不过，侵犯平民百姓也有一道灰色界限，越过这条界限便可能遭到反抗，使侵犯者也受到伤害。这种反制能力正是维护边界的关键因素，即决定灰色界线位置的关键因素。平民对灰牢所代表的对自身权利边界的压缩是认可的。从班房开始，经过牛棚到学习班，灰牢一直没有遭遇真正的反抗，甚至没有遭到质疑。中国农民接受潜规则式的征粮标准，也接受灰牢的关押。他们不闹也不告，他们并没有把人生自由和公民权利之类的漂亮说法当真；不过这已经是底线了，更深入的侵犯就难免遭到抵抗，比如，抓人可以，但不能把人打死。
真正能阻止一些官吏成为酷吏的，恐怕既不是上级，也不是良心。把上级和良心糊弄好并不难；关键在于如何分配损害，换句话说，就是要看我是否惹得起那些我打算损害的人。所谓惹不起，就是损害他们的风险很大，自己可能因此遭到相同甚至更大的损害；所谓惹得起，就是损害他们是件有赚头的事。正如《老残游记》中说的：“民家被官家害了，除却忍受，更有什么法子？倘若仍旧发回来审问，再落到他手里，还不是又饶上一个吗？”
在明清时代，即使在告状等于白告的时候，官吏对百姓的侵犯仍是有底线的。不要“激变良民”就是底线。一步又一步的压缩总要导致风险递增。随着对民间权利边界的更深的侵入，民间的不公平感便积蓄起来，反弹或者反抗的力量也积蓄起来。中国古代的正式法规对百姓的权利边界并不敢压缩太甚，因为正式界线后边只是一群赤手空拳的乌合之众。
“超编”在古代就是把多余的公家人称为“冗员”。我国古代官府的干部职工分为官、吏、役，在此之外的就是超编人员。在古书上有“传奉”、“小书”、“白书”、“白役”、“帮虎”、“小牢子”、“野牢子”等等；“白书”单指编外书吏，比较有概括性的是“白役”。“白”可以理解为白丁或白干，非官身而做官事，不领工资而做官事，《汉语大词典》将“白役”定义为“编外差役”。“白员”是白役和编外官吏的统称。
1386年都察院（相当于现在的监察部）在松江府揭露了一个2871人的特殊群体。这些人自称“小牢子”、“野牢子”、直司、小官、帮虎，专门依附于衙门里的役吏皂隶，借官府之威害民。“牢子”（相当于现在的狱警）有正牢子、小牢子、野牢子；正牢子是编制内的正役，小牢子和野牢子就是编制外的人员；“皂隶”（相当于现在的法警）的编外人员叫“直司”。
朱元璋立下严刑酷法，要将“白员”赶尽杀绝，但是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的人要去当白员？这里就有个不光是衙门“钻营”的风险问题，还有钻营的实际好处。晚清退休官员李榕的记载里就有关于差役和白员伤害百姓的内容。“差票”（相当于现在的执法凭证）就是合法伤害权的凭证；差票也是有价格的，是可以买卖的；“差票”交易的过程：承票时有一次付费，叫“费规”；销票时还有一次付费，叫“酬谢”。他们靠票（合法伤害权）的占有权挣钱。买差票的钱是直接成本，敲诈勒索的钱财和酒食是直接收益。
合法伤害权确切的称呼应该叫“低风险伤害能力”，以强大的国家机器为后援，行使者个人承担的成本很低，风险很小，造成伤害的能力却很巨大。合法伤害权的价值是由避免伤害的费用所确定的。土地所有权是稀有资源，合法伤害权也是稀有资源，而且是确保其他资源如何分配的基础性资源，堪称第一资源。所谓“钻营”就是争夺这种稀有资源的占有权和使用权。低成本的伤害能力，合法伤害权之类的东西，就好比是一块培养基，一个生态位，白员就是这个生态位的必然产物；资本和劳动力总要无孔不入地流向收益比较高的领域。这是从白员的角度看问题。
从官员的角度看，过去大臣裁员难，如今小官裁员也同样难。在这样的情况下，接纳白员其实是很合算的：干部的工资由国家规定，干多干少都一样，在收入固定的条件下，追求福利最大化的方式，就是减少工作量，也就是增加帮手。
官吏们执法，如果对自己有利，这个法律就不难贯彻；如果对自己不利，既吃力又得罪人，那么皇帝给官员下达的命令就等于一纸空文。为了不执行或者少执行对自己不利的法令，同时又不受到上边的怪罪，官员们发展出一套伪装术，一套以虚文应付法令的策略：官员刚到任，必定宣布一番禁令，有了这套久经考验的伪装术，来自法令方面的风险也可以大大降低。
其实在现在，官员超编的问题同样存在。据向国务院总理上书的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说，中央组织部明确规定的县长职位是一正两副，最多不能超过一正四副，而湖北省监利县2000年的情况是一正六副，最高峰是一正十副，这还仅仅是四大班子中的一套的情况。
“合法伤害权”是官家安身立命的本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