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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合定吉抑制不住内心的高兴，匆匆回到宿舍收拾东西。这时，他想到了自己的好朋友副岛隆规，应该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
川合定吉拎着一只小皮箱来到了副岛隆规的住处，向他报告了这个好消息。
副岛高兴地说：“到了上海，跟上级机关近了，工作也方便了，也省得我跑来跑去！”
川合点点头，“这几年辛苦你了，你该歇歇了，不过，我会时常回来的，有任务还得找你。”
副岛打开一瓶白兰地，笑道：“但愿你别来找我，让我睡个安稳觉。”说着将酒倒入杯中。
川合拿起酒杯，“为了我们五年的合作干杯。”
副岛拿起酒杯，“为了我们的友谊干杯。”
4月初，川合定吉风尘仆仆地踏上了上海滩。他并不知道，此刻一张无形的网正慢慢向他和他的战友们撒来。今后的岁月，他将经历人生最残酷的考验。
川合定吉首先找到了自己的好友《上海每日新闻报》的日文编辑山上正义，以及著名的日本新闻社“联合通信”驻中国办事处的负责人船越奉军，请求他们恢复他在《上海新闻周报》的工作。尽管川合定吉离开了报社近五年，但人们对他的印象不错。经山上和船越一说，报社负责人很快同意他复职，只是对他失踪了五年颇感疑惑，不时地问这问那。
川合定吉推脱说，父亲有病，回日本去照顾父亲，这回父亲病愈了，又回到中国做事。
那位报社负责人闻听，连连称赞川合是个孝子，对他更加敬佩。
到上海的第二天，川合便秘密会见了华尔顿。这是他们第二次见面。第一次是去年华尔顿刚刚到上海的时候。
川合、陈绍韩、刘思慕是华尔顿的三大“王牌”特工。有关川合定吉的真实身份只有华尔顿和他的苏联助手维佳知道。
两人在新亚饭店四楼的一个房间内会面。
华尔顿说道：“你回来也是一件好事，虽然远离特务机关，但你可以深入到上海的日侨当中了解他们的动向。还有日本领事馆、海军陆战队，都是你侦察的目标嘛！”
川合定吉感到华尔顿的话很有道理，于是说：“对，您讲得很对。上海日侨势力非常大，特务机关大多与他们合作密切。还有，井上公馆那伙人也是很厉害的，在那里也可以搞到情报。”
“另外，我发现法租界亚尔培路上的俄罗斯夜总会也和日本人有交易，你要注意。”华尔顿尽管平时深居简出，还是对外面的事情了解不少。他怕川合离开了五年，对上海的情况有些生疏，便不断地给他介绍情况。
川合通过这次接触，对这个军人味十足，甚至有些古板的上司更加喜欢了。他从华尔顿身上看到了很多难得的品质：沉稳、冷静、干练，这些都是一个情报人员所应具备的。
在上海虹口狄司威尔路与天潼路菜场横街的交汇处，有一座二层日本式红砖楼，看上去既不气派，又不显眼，门口的木牌上书：井上公馆。
这里便是日本浪人特务井上日召的住所，也是上海滩浪人特务流动的秘密据点。
井上日召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在日本陆军混过一个时期，于1909年辞去军职来到中国，成了一名日本浪人。井上纠集大批亡命之徒、退伍军人组织了一个“血盟团”，专门从事对中国的侦察破坏活动。1929年，井上来到上海，在南京路哈同大楼三楼开设“通原洋行”，以开展中日贸易作掩护，从日本国内招集一批法西斯特务分子为骨干，收买一批汉奸为爪牙，进行刺探政治、军事情报和从事破坏活动。“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后，井上指挥手下在中国军队的后方进行一系列的绑架、暗杀、破坏事件，是个极其凶恶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井上公馆内部有两个翻译，其中一个叫丁雷声，上海浦东人，约三十多岁。他本是日本人，幼年时被一个旅日华桥收养，改入中国籍，精通日语和英语。川合定吉五年前在报社当记者时就与他相识。这回，他想了解在沪日侨的动向，便托丁雷声带他到井上公馆来看一看。
川合定吉来到了井上公馆，他发现这里戒备森严。门口设有警卫、传达和门仆，大门敞开着。但在楼房的平台上，经常有一个日本人在巡视，鸟瞰大门进出的情形。进入大门，穿过一个小花圃，就是楼房下层大厅，大厅中央放置两张餐桌式的长台子和几张椅子，靠边两张写字台，内部设备十分简单。大厅旁边及楼上，都是小房间，作为寝室和办事房，表面上看来简洁、清静，而在心理上却给人以神秘、阴森的感觉。
丁雷声热情地招呼川合定吉在楼下落座，告诉他井上一会就来。
随着一阵脚步声，一名四十多岁的日本人走了出来。他中等身材，狭长的脸型，苍白的面色，穿了一身褐色的西装，手里拄着一根精光锃亮的手杖。
“井上先生，这位是《上海新闻周报》日文版记者川合定吉先生。”丁雷声介绍说。
井上坐下来，傲慢地问：“川合先生，不知你想采访什么？要知道我是不和新闻界交往的。”
“井上先生，我想了解一下在沪日侨的情况。”川合定吉掏出了记事本。
“有关日侨的事情，你可以去问日本驻沪领事馆，找我干什么。”井上手拄手杖，依然面沉似水。
“因为井上先生是日侨中的领袖人物，从你这里可以知道一些更多的内容。”
“你的话，我不明白。”井上冷冷地说。
“算了吧，”川合定吉说道，“谁不知道，头山满、内田良平、小川云平、佐佐木康五郎和井上日召，是支那浪人中的五大领袖！”
井上吃了一惊，这才发现川合定吉来者不善。他重新打量了一眼对方，冷冷地说：“川合先生知道的还真不少。那么，你想知道什么呢？”
“我想知道在沪日侨对中日战争的态度。”
“我们日本军队在满洲和支那的一切行动，均秉承天皇的旨意，在沪日侨拥护日本军队的一切行动！”
“那么，你的组织会在今后的战争中起到什么作用呢！”川合定吉有意给他出了一道难题。“这是我们组织的秘密，无可奉告。”
“听说你们暗中支持中国帮会头目‘安庆总会’的常玉清在闸北组成‘维持会’，协助日军作战。淞沪停战后，此人干什么去了？”
“我不认识此人，此人去留与我无关。”
“听说设在华德路上的‘万岁俱乐部’，其骨干均为捕房中的日本巡捕、警官，请问这些人的目的是什么？”
“够了！”井上勃然大怒。“你已超出了一个记者的权限。我讨厌你，请你离开这里。”
丁雷声在一旁有些不知所措，他对川合定吉说，“川合先生，今天的采访就到这里吧！”
川合定吉收起采访本，将身子往后一仰，看了看手表。“现在已是中午，你们总不能不管饭，就把我轰走吧！”
“岂有此理！”井上站了起来，“来人，将这个无赖拖走，扔到马路上。”
话音未落，三四个大汉冲了进来。
“慢，你们不能动我。”川合定吉站了起来，将一个小本本掏出放到身旁的桌子上，“你们动了我是要后悔的！”
那些大汉愣在那里。丁雷声急忙过去拿起了那个小本看了看，大吃一惊，他立刻递给井上。井上看过，马上示意那些大汉下去，然后歉意地笑了笑。“不知少佐的真实身份，刚才有些鲁莽，请您原谅，我们上楼叙谈。”
丁雷声头前带路，井上、川合两人肩并肩向楼上走去。
由于川合定吉的特殊身份，很快搞清了上海日侨的活动情况。他及时地将情报整理成材料交给了华尔顿。
一天傍晚，他们在外白渡桥附近见面。
华尔顿身穿风衣，精神显得很好。两人凭眺大江，交流着对时局的看法。
“华尔顿同志，在法租界亚尔培路‘俄罗斯夜总会’的索洛蒙列夫是个极端仇视苏联的白卫军分子，他大肆倒卖军火，资助谢苗诺夫匪帮。”
华尔顿点了点，“我知道这个人，苏联领事馆的同志已监视他很久了，他不会有好下场。”
川合定吉说道：“井上只不过是个浪人领袖，民间的间谍机关。像日本大使馆的‘支那经济调查室’、‘满铁中国资源调查部’都是特务机关，而且是官方的、公开的。这些人也应该格外的小心。”
华尔顿严肃地说：“我刚接手佐尔格的情报组织才一年，有些情况还不熟悉。我想请你们这些老同志多出谋划策，共同开展好工作。”
“一定会的。”川合定吉突然问，“佐尔格同志好吗？他还在苏联？”
“他很好，”华尔顿微笑地说，“佐尔格同志已在一个新的岗位上，开始了新的工作。”
川合定吉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十分钟后，两人分手，各自离去。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次分手竟成永决，他们终生再也没有见面。
川合定吉没有直接回宿舍，而是来到附近的一家小酒吧坐了下来，要一杯咖啡细细品尝。十里洋场，灯红酒绿，像这样繁华、宁静的生活，他已有很久没有感受到了。
1935年4月，风云突变。军统特务逮捕了共产国际联络员关兆南，继而打开突破口，陆续逮捕了陆独步、陆海防兄弟。
5月初，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负责人华尔顿在租界被军统特务逮捕。
一连三天没有华尔顿的消息，川合定吉预感到要出事。于是他回到宿舍，将相关的文件和材料全部销毁。
由于华尔顿缄口不语，敌人无法查清更多的情况，川合定吉暂时无事。
不想，已经变节的陆海防掏空心思，左思又想，竟供出了副岛隆规这个情报关系。因副岛隆规是奉天日本宪兵队的翻译，军统特务无法逮捕。于是，戴笠心生一计，让特工人员有意将这个消息通过井上公馆散布给日本驻沪领事馆。日本驻沪总领闻听此事后，虽半信半疑，但还是把这件事告诉了日本关东军。
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大将异常吃惊，立即下令关东军宪兵司令部严办此事。
不久，奉天宪兵队长原田吉大佐逮捕了副岛隆规并亲自审讯。
在一间阴森的审讯室里，原田吉注视着面前这个跟自己朝夕相处的翻译官——副岛隆规。
“副岛，你衣食不愁，生活无忧，为什么要帮助共产国际来反对自己的祖国，难道不觉得可耻吗？”原田吉冷冷地说道。
此刻，副岛的额头已经渗满了汗珠。其实，他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并非出于坚定的信仰，完全是一种好奇，更多的在于川合定吉的影响。
副岛垂下了头，小声地说：“我当时并没想到这一点，”他突然激动地说，“我真的不想背叛祖国。真的，我从来没想过！”
“事实上你的行为已经背叛了祖国”，原田吉盯着他说，“如果把你知道的一切说出来，念在你跟我这么多年，我会保你无事的！”
副岛抬起头，“大佐，如果我真的说了，你能保我没事吗？”
“当然，你还年轻，还可以为帝国出力，”原田吉脸上露出微笑，“如果你说的情报有价值，还可获得一大笔报酬。”
“那好，我说”，副岛紧张地说：“奉天特务机关的川合定吉少佐，就是我的联系人。他是共产国际秘密组织的重要情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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