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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狗更难的是大嫂。
在山西采访两个村委会主任候选人贿选的事，一进村才知道什么叫陷入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双方都怀疑我们是对方花钱请来的，每方都有一队人马跟着我们。想讲理，说什么客观公正，没人理这一套，我们正在采访，另一方在高坡上大声叫骂，接受采访的大婶从炕上一跃而起，推窗高叫还骂。
我们被直接堵在大门口，领头的是个三十多岁的短发女人，她是另一方候选人的老婆，上来一言不发先扯住我前襟。我觉得好笑，想挣脱，挣不开，场面就有点狼狈了。女人背后有二十多个成年男人，叉着手。我的同事也都是男性，只要有一个上来干预，场面就会失控。
好笑的感觉没了，被扭住的时候，人本能地往下扯着脸，想喊“你要干嘛”，不过她的推搡不算用力，只是一种挑衅，我克制着没去掰她的手，说：“你要什么吧？”
“不能采访他们。”
谈新闻平衡是没用了，我只能说：“行，那就采访你们。”她愣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那群男人，手松开了：“每个都要采。”二十多人一下就嗡起来，要这么采会没完没了，但不采访走不了，我说：“好，把机器打开。”
“你们站好。”我说。我不知道自己打算干嘛，但能感觉到他们也不知道，在不知道中他们莫名其妙地有些顺从，不说话了。
“排成三排。”
没人动，他们有些不满。我说：“摄像机只能拍到一定的范围，你们要想被拍进去，必须排成三排。”接着点了一下那个女人：“你站在最前面。”
她对“最前面”这几个字似乎很满意，立刻站了过去，指挥其他的人排了起来。
我面对着他们，很奇怪，声音没有从喉咙里出来，是从胸腔里来的，这个声音比我平常的声音要低要慢，像个三四十岁女人的声音，有点像……我妈的声音：“我们是中央电视台记者，客观记录这个村子里的实际选举情况，你们保证你们的态度是真实的吗？”
“保……证。”有零散的声音，其他人不说话。
“选举是严肃的事情，请负责任地表达。”我用了书面语，再问：“你们保证你们的态度是真实的吗？”
“保证！”他们齐声大喊。
“现在请你们举手表决，支持王玉峰的请举起手。”王玉峰是他们一方的候选人。
都举起了手。
我缓慢地清点，在这种电视上才有的正式口气里，现场寂静无声：“……二十三，二十四，好，请把这个数字记录下来，二〇〇三年九月二十一日，下午三点，老窑头村，二十四人参与，二十四人举手，二十四人支持王玉峰当选。”
“现在，把手，放下。”我第一次用这种口气对人说话。
所有人驯顺地放下。
“原地，”我说，“解散。”
“哗”一下，都散了，带着满意的神情。
最练人的都是遭遇战。
偷拍机派上了用场，但岁数跟我差不多，没有专门的话筒，机身已经老得不行了，转起来“嘎啦嘎啦”响，录下来的都是它自己转的声音。用的是老式磁带，过一会儿就得换带子。磁头接触不良，只能拿胶布贴上，每过十分钟，就得神经质地去看一趟到底录上了没有。偷拍的时候，我只要看到摄像席鸣脸色一变，站起身说“请问洗手间在哪里”，就知道话筒又掉了，只能向对方解释他拉肚子。
有次拍房地产黑幕，拍了足足四十分钟，回来一听，只有电流声，只能再去一趟。人家看见我，叫得很亲热：“姐，你怎么又来了？”让人难受的，不是冒风险，而是面对这个热情，还得把问过的问题变着法再问一遍，还不能让他起疑心——哪本教科书上教这个？
也有丢人的时候，有次去重庆调查公交车连续事故，拿着这机器去交警队，他们说事故调查报告“能看不能拍”。
我用身子遮着，席鸣把报告拿过来，装模作样地看，拿夹在胳膊底下的公文包式的偷拍机晃着拍。
交警队政委托着腮帮子看了我们一会儿，一脸怜悯，忍不住说：“你们这个机器太老了，要不然把我们的借给你吧。”
但关键时候，它还是能顶上的。在深圳，老范和我去调查外贸诈骗公司，公司老总拖住我们，进屋打了个电话。十几分钟后上来七八个人，都是平头，黑T恤，大金链子，肚子走在人前头：“哪儿来的？”我跟老范对视一眼，想的一样：老大，换换行头嘛，这套已经过时了呀。
金链子问我：“你们干嘛的？”
“记者。”
“来干什么？”
“接到新闻线索来调查。”我看了一眼摄像李季，知道他肯定在拍。
“谁给你的线索？”他肚子快顶着人了。
“观众。”我问他：“您是谁？”
他愣了一下。
“谁让您来的？”
“我兄弟……朋友。”
提供新闻线索的人说过，这些黑社会背景的人有枪，他见过。但我知道这些人的目的不是要伤害我们，只是要赶我走，我的目的也不是把他当场扭送公安，是要把他拍下来。
扯平
这一小会儿，经理已经在掩护下撤退了，他们也准备撤了。公司空空如也，我只好代尽主人之谊，客气送他们到电梯口：“知道经理去了哪儿告诉我们一声。”他们相互对视，哈哈大笑，电梯关上了。
以前这些可能被视为无关的花絮舍掉，老范编辑时把这段和《无间道》里的电梯镜头对接，我问熬夜编片感觉如何，她说“太快乐了”。
做调查性报道，出发时能不能做成没一点着落，回来后能不能播出没一点把握，但出差回到办公室围坐一圈，摄像老陈强给我们泡铁观音，一把壶摸得油亮油亮，银白的水高抛一线，烫完一圈紫砂杯子，砂绿的茶叶在沸水下寸寸挣开赭红的边。他慢悠悠地说：“你看玩电脑游戏的孩子，什么时候说过自己累？有乐趣的人从不说累。”
这工作跟剥笋一样，一层一层，把女学生式的怯弱剥掉了，你不得不作出决断，躲开追赶，藏起带子，坐在各种会议室里，吹着塑料杯托里绿茶上的内沫，互相摸虚实，探真假，连说带笑语带机锋，还不能拉下脸。
在河北时有位副县长，上来叫我“柴主任”。
“您叫我柴静吧。”
“哟，柴主任不给面子。”
“叫柴记者吧。”
“柴主任是央视名记呀，那就叫柴记吧。”
“名记”这两个字加一个重音，桌上的几个男人都扑哧笑了，挤眉弄眼。
到了采访现场，我采访的是他下属，结束后，旁观的他又上来按我的肩膀：“柴记，别起来别起来，坐在椅子上跟我合个影。”
他几个下属拿着相机说：“来来，美女，照一个。”我说：“请坐。”
他在对面椅子上坐下了：“笑一下嘛柴记，别那么严肃。”
我笑了一下，说：“把机器打开。”
他说：“对对，亮着灯，更像真的。”
我问他分管的领域在此事上的责任，他张口结舌。问了四五个问题，我说：“可以了，谢谢。”
我们坐车离开，他的车跟在后面，一路追到北京：“柴主任，柴记者，我看能不能不要播刚才那段了……柴记者……”
调查性报道大旗一张，多来刚猛之士。
小项从安徽来，善良近于讷，线条至刚，两只大眼直视，走路也都是直线，走到折角处拐一个漂亮的直角。每日斜坐办公室最内角，不哼不哈像只秤砣。抛下一岁多的儿子来京只为做调查性报道，选的题很多都是知其不可而为之。
调查现任官员洗钱时，他找到的知情人逃亡已久，家里门窗被砸烂，弟弟每天把斧头放在枕边睡觉，在与几个不明身份的人打斗中，刺中了其中一人被拘捕。我们去上海取证知情人当初曾被胁持的经历，证据有，但是警方很狐疑地看看她，说当地有人不久前说过，这个女人一旦在上海出现，要立刻通知他们来带人。警察起身要打电话，一出门，小项拉着知情人噌地站起来，从后门走了。在最近的长途汽车站，坐上最快的一班车。一直到夜里，绕了百里路，才回到我们住的酒店。
那是上海一家有上百年历史的饭店，层高四米，长走廊，黑柚木的地板上了蜡。一到晚上地板开始变得吱吱呀呀的，远远的好像听不清的人的呼叫，还有老房子里奇奇怪怪的各种声音。临睡前，江上的汽笛也让人不能安心。
夜里，我坐在床上，靠着墙，听见知情人在隔壁冲洗的声音，才觉得安心一些。突然水声停了，一秒钟后，我认为自己听到了清楚的枪声，又是一声。
我陡然从床上坐起身，第一反应是想翻身伏在床下，立刻觉得没有任何用，便僵在床上，舌笞都是干的。我打电话给小项，他稳稳当当说了声“我去看看”，核实她安全之后，我嘴里的干燥还久久不去。
这个节目挫磨得很。小项后来为了省经费，向领导要求自己花钱出差。有一天下雨，他湿淋淋地来台里，问他才知道，连坐公共汽车的钱都不舍得了，就这样他还带楼下来反映情况的老人去食堂吃碗饺子，又买了十几张大饼让人家带在路上吃，说：“调查这样的节目，不能做得让人汗颜。”
我偶尔路过机房，看见三十多盘带子堆在床上，小项一脸浓胡子，一杯残茶，已经不眠不休熬了几个通宵。那时候用的还是编辑机，屏幕上是采访的画面，为了把一句采访剪辑好，得反复用旋钮拧来拧去，定位很多次，人的脸和话就这么前前后后，快退快进，很长时间才能剪好一句话。我正问到“那你认为哪里安全”，坐我对面的知情人说：“你们的镜头前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
我看着这段采访，能不能采访准确，不是能不能完成工作，或者能不能有乐趣这么简单，这事关人的性命，我要是问得不准确，不配坐在这椅子上。
我的新偶像是意大利记者法拉奇，她的采访录被我翻得软塌塌，在我看来她是史达琳的现实版——一个从不害怕的女人。
二战，美国飞机轰炸佛罗伦萨时，她还是个小孩子，蜷缩在一个煤箱里，因为恐惧而放声大哭。父亲狠狠地掴了她一耳光，说：“女孩子是不哭的。”她日后写：“生活就是严峻的历险，学得越快越好，我永远忘不了那记耳光，对我来说，它就像一个吻。”
采访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谈到妇女不能像男人一样上学、工作，不能去海滩，不能穿泳衣时，她问：“顺便问一句，您怎么能穿着浴袍游泳呢？”
“这不关您的事，我们的风俗习惯与您无关，如果您不喜欢伊斯兰服装您可以不穿，因为这是为正当的年轻妇女准备的。”
“您真是太好了，既然您这么说了，那么我马上就把这愚蠢的中世纪破布脱下来。”她扯掉为示尊重而穿上的披风，把它扔在他的脚下。
他勃然大怒，冲出房间。
她还不肯罢休：“您要去哪儿？您要去方便吗？”她长坐不走，连霍梅尼的儿子乞求也没用，直到霍梅尼以《可兰经》的名义发誓他第二天会再次接见她，她才同意离去。
真带劲。
她采访以色列的沙龙，指控他轰炸平民：“我亲身经历了咱们这个时代所有的战争，包括八年的越战，所以我可以告诉您，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