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蝗ヅ氖闭挛牛慈ス匦谋咴等巳海薹俏怂识矍颉�
赵铁林当年拍三陪女的时候，也被人这么说过。看到他的照片之前，我对这个题材也不关心，我知道这些女性存在，但觉得她们与我无关。
但通过他的眼睛，我看到十六岁的阿V抱着小猫嬉乐，不顾排队等着的男子，她发高烧的时候坐在板凳上举着虚弱的头，托着腮听老嫖客讲人生道理，看着她挣了一笔钱去跟自己供养的男朋友吃饭，张开双臂兴高采烈的样子，她在月光下侧脸看我的眼神，让我感觉到她的存在知道和感觉到，是两回事。
当年看照片时我写过：她的目光一下一下打在我的身上，让我感到疼痛的亲切来到“新闻调查”后，我下意识里寻找像阿V这样的人——那些我知道，但从没感到他们存在的人。
我们在广西找一个被超期羁押了二十八年的人。看守所在山里，不通公路，要步行五公里。大毒日头晒着，走到一半，豪雨兜头浇下，没遮没避，腿上全是小咬留的鲜红点子。摄像的皮鞋底儿被泥粘掉丫，扛着机器斜着身子顶着鞋尖往前走。
他叫谢洪武，父亲当年因为是地主，被斗死了，他二十多岁一直没成家，有天放牛，大喇叭里突然喊，蒋介石投反动传单啦。大队里有人说，看见他捡了一张。从此他一直被关押在看守所。从调查卷宗看，除了一张一九七四年六月由当时县公安局长签发的拘留证外，无卷宗，无判决，无罪名，无期限。
他被关了二十八年。
我们去的时候，谢洪武已经在人大干预下，解除关押，被送到一家复员军人疗养院。关押他的囚室被拆了，长满到我膝盖的瓜蔓，漆绿的大叶子上刺手的绒毛，野气森森。地基还在，我拨开杂草，大概量了一下，一米五宽，不到两米长，刚够躺下一个人吧。这样的牢房有三个，都是关押精神病人的。我问看守所工作人员，这个牢室有窗吗？他们说大约两米高的地方有过一个窗。从这个窗看出去，是另一堵墙。
从看守所出来之后，谢洪武获得六十多万元的国家赔偿。但他年过六十，没有亲人，村里的房子拆了盖了学校，只能在复员军人疗养院过下去，属于他的物品是一只瓷缸子。医生说刚出来时谢洪武的腰弯得像一只球，各个关节都萎缩了，他不愿意睡床上，要睡地上，“由于驼背，四肢肌肉萎缩，躺着睡不着，要坐着才能睡着”。
他二十多年没有与外界说过话，语言能力基本丧失了，但医生说他的一部分心智是明白的——疗养院的服务项目里有洗衣服，但是他不要，他自己洗。吃完饭，病人的碗都是医院的人洗完了消毒，他总洗得干干净净才送去。采访的时候，我给他一瓶水，他小心地把一半倒进瓷缸子，把剩下一半递给我，让我喝。
我想跟他在纸上谈谈，可他只会写“毛主席”三个字了。
没有办法。我只能蹲在他面前，看着他。他的脸又小又皱，牙掉得没有几颗了，只有眼睛是几乎透明的淡绿色，像小孩儿一样单纯。
他忽然拉着我的手，让我摸他的膝盖，中间是空的。
我再摸另一个，空的。
我吃惊地看着他。
旁边的人说，这是当年被挖掉了。
二十八年，他都在这个牢房里头，没有出来过，没有放风，没有书报，大便小便也在里面，他被认为是精神病，但档案里没有鉴定记录，我采访看守所所长，他说：“都说他是神经病，再说他也不喊。”
但即使是精神病人。也不能关押，所长说：“他已经没有家人了，清理不出去。”村子里，他七十多岁的哥哥还在世，只是谢洪武当年是“管制对象”，哥哥不敢过问他的下落，认为他早死了，年年清明在村头烧把纸。
我问所长：“他在你这儿已经关了二十多年，只有一张拘留证，你不关心吗？这个人为什么被关，为什么没放出去？”
“如果关心他早就放回家了。”
“为什么不关心他呢？”
“我说了，没有那个精力，不问那个事，也是多年的事，好像他是自然而然的，怎么说，好像合法一样。以前几个所长都把他放在疯人室里，我上来还照样。我又管这么一摊子，管他们有吃有喝，不冻死、饿死。早没有想，如果想了早就处理了，有那么高境界，我们早就先进了。”
黄昏采访完夕阳正好，谢洪武和其他的老人，都按疗养院规定在草坪上休息，工作人员拉来一批椅子，让老人们整齐地背对满天红霞坐成一排，谢洪武弯在藤椅里直视前方，看上去无动于衷，没有意愿。但我还是忍不住跟工作人员说：“能不能把他们的椅子转一下，换成另一个方向？”
他有点莫名其妙，但还是换了。
聚会上，朋友说，你现在做的这些题目太边缘了，大多数人根本不会碰到这些问题。作家野夫说：“那是因为我们已经不是大多数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免于受辱了。”
一群人里有教授，有记者，有公务员，都沉默不语。
王小波说过，你在家里，在单位，在认识的人面前，你被当成一个人看，你被尊重，但在一个没人认识你的地方，你可能会被当成东西对待。我想在任何地方都被当成人，不是东西，这就是尊严。
有人半开玩笑半挤兑，说：“你们这么拍黄赌毒，再下去的话就该拍同性恋了。”
我说：“确实是要拍他们了。”
他愣一下说：“这节目我看都不要看，恶心。”
旁边有人听到了，脱口说：“你要去采访同性恋患者？”
有朋友说，他喜欢《费城故事》里律师事务所的那个合伙人：“他可以那么得体地把那个感染艾滋的同性恋开掉。”他看了看我：“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你不能去要求别人宽容。”
我问：“你理解他们吗？”
“怎么不理解？”他说，曾有一个同性恋男子向他表白，他从此再不理这人。“就是觉得恶心。”
“为什么你会觉得恶心？”
“反正从小的教育就是这样的。”他可能不太愿意多谈这个话题，脸转过去了。
同性恋者就这样隐身在这个国家之中，将近三千万人，这个群体之前从来没在央视出现过。
“我可以对别人说我是艾滋病毒感染者，但不能说自己是同性恋者。”二十一岁的大玮说，“在感染艾滋的人里头，有血液传播的，吸毒的，还有嫖娼的，同性恋是最底层的，最被人瞧不起。”
“医生问起，你就说是找了小姐。”张北川教授对已感染艾滋要去看病的同性恋者说。他担心会有麻烦。
他是中国对同性恋研究最早、最有成绩的学者。
他的话不多虑。
我在青岛见到一个男孩子，他说他有过两百多个性伴侣，患性病后从外地来治疗，当地医院的医生知道他的同性恋身份后拒绝医治。医生说，妓女可以治，就不能给你治：“你不嫌丢人啊，你这种人在社会上将来怎么办？”
他在医生面前跪下了。
没有用。
一个母亲带着刚刚二十岁的孩子来找张北川，她的孩子是同性恋者，那个母亲说：“早知这样生下来我就该把他掐死。”
他们和其他人一样工作、上学，努力活着，但他们不能公开身份，绝大多数不得不与异性结婚，大多建立情感的社交场所是在公厕或是浴池，但那样的地方不大可能产生爱情，只能产生性行为，而且是在陌生人之间。
“和陌生人发生性关系，对于同性恋者来说有巨大的好处，这个好处就是安全。”张教授说。
安全？我很意外，这是在健康上最不安全的方式。
“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两个人完了关系大家互相都不认识，不用担心身份的泄露。”
在没有过去和未来的地方，爱活不下来，只有性。
“我曾经说过，只要自己不是那种人，我愿意一无所有。”翼飞坐在我对面，长得很清秀。他拿“那种人”来形容自己，连“同性恋”这三个字都耻于启齿，“我觉得全世界只有自己一个人不正常。因为我觉得自己那种现象是一种不健康，是一种病态。我强迫自己不去接触任何一个男孩子，尽量疏远他们，尽量去找女孩子，精神上对自己压力很大。”
一九九七年之前，他有可能因为自己的性倾向人狱，罪名是“流氓罪”。
“同性恋是先天基因决定的，几十种羚羊类动物里面，也观察到同性之间的性行为了，在灵长类动物里边，还观察到了依恋现象，人类的依恋现象，在某种程度我们就称之为爱了。”张北川说。
二〇〇一年，第二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不再将同性恋者统称为精神病人，但“同性恋”还是被归于“性心理障碍”条目下。
翼飞拿家里给他学钢琴的钱去看心理医生，接受治疗。像库布里克的电影《发条橙》，一个人被强制性地唤起欲望，同时用药物催吐或电击的方式，让你感到疼痛、口渴、恶心。“这是健康人类的有机组织正在对破坏规则的恶势力作出反应，你正在被改造得精神健全，身体健康。”电影里，穿着一尘不染白大褂的医生说。
一次又一次，直到人体就像看到毒蛇一样，对自己的欲望作出迅速而强烈的厌恶反应。
张北川说他认识一个接受这种治疗的人，最后的结局是出家了。“你再也不会有选择同性恋的欲望了。”
“你再也不用有欲望了。”
“你好了。”
他们坐在我对面，手拉手，十指交握。
我没见过这样的场景，稍有错愕，看的时间稍长一点儿，心里微微的不适感就没了。
我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们怎么形容你们之间的关系？”
“爱情。”他们毫不迟疑。
他们当中更活泼爱笑的那个说：“每次看到婚礼的花车开过，我都会祝福他们，希望我将来也能这样。”
当下对他们来说，只能是幻想。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最终会选择与异性结婚，成立家庭。
我们采访了一位妻子，九年的婚姻，生育了女儿，但丈夫几乎从不与她亲热。她说：“我觉得他挺怪的。”
“怪在哪儿？”
“他从来没吻过我。”
“比如说你想跟他很亲密的时候，你表达出来，他会什么反应？”
“我觉得他经常很本能地把身体缩成一团，很害怕、很厌恶的那种样子。”
“厌恶？”
她凄凉一笑：“对。”
我停了一会儿，问：“那你当时……”
“挺自卑的，就是觉得自己真是没有吸引力吧。从孩子三岁的时候，我就开始看心理医生。”
她的丈夫说：“等你到了五十岁，成为性冷淡就好了。”
他们维持了九年这样的婚姻。她看到丈夫总是“鬼鬼祟祟”的，每次上完网以后，都把上网的痕迹清除掉她当时以为他是阳痿，在上面查什么资料，也不好意思问。后来，有一天晚上，她半夜醒了，差不多两三点钟，看他还在上网。过了一会儿他去睡了，她去把电脑打开一看，他上的全是同性恋的网站。她闭了一下眼睛：“那一瞬间我知道他百分之百就是。”
过了几天，她做了一些菜给他吃，趁他不注意的时候，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你承认吧，我知道你是同性恋了。”
他当时就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