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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宪法里就这么一句话，无注解。
网上也査不到。
我问周其仁，他说他也持有同样的疑问。
我劝他接受访问，他一乐：“去采访陈锡文吧，他都知道。”
陈锡文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学界当时对土地问题争论很大，我不知道一位官员的解释是否服众，周其仁说：“就算反对他的人，也是尊重他的。”
我要走的时候，他又补了一句：“陈锡文是个有些emotional（感性）的人，不要让他扮演灭火的角色，让他顺着说，他能说得很多，很好。”
这句话后来很有用。
我在“东方时空”时已采访过陈锡文。采访结束后一起吃工作餐，一大桌子人，他说起丰台民工小学被拆，小孩子背靠拆了一半的墙站着看书，等老师来了才放声大哭。他说到这儿停下，从裤袋里抽出一条皱巴巴的蓝布手绢，擦眼睛。
媒体这个行业，提起谁来，大都百声杂陈，但我认识的同行私下说起他，无一吐槽。有位同事说他采访另一个官员时，对方有点支吾，他还拿陈锡文劝人家，那位一笑，说了句掏心窝子的话：“陈主任六十了，我才五十，他已经忘我了，我还忘不了。”
二〇〇六年两会时，我对陈锡文有个短采访，別人大都是对报告表态，他谈农村水利，当时离西南大旱还有四年：“越来越多的水利设施是满足城市，满足工业，就是不让农业用水。这种局面如果下去，短则三五年，长则七八年，我们整个农业灌溉系统，要说得可怕的话，甚至是崩溃。”
审片人说：“这个人说得再尖锐也能播。”
“为什么？”
“因为他特别真诚。”
采访陈锡文，是他开会的地方。好几天没怎么睡足的脸色，嘴唇青紫，满屋子烟。在毛背心外头套了件外衣，鞋子上头露一点老秋裤的裤脚，坐镜头前，说“土地的事情是该谈一谈”。
我问他，八二年宪法的“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这话从哪儿来的？
他答：“‘文革’前国家没财力建设，到了八二年，人口膨胀，没地儿住了，北京的四合院、上海的小洋楼都得住人，可是城里不像农村，没土改，都有地契，就改法律吧，改成城市土地国有，人就住进去了，相当于一个城市的土改。”
这么大的事，居然没有引发社会动荡，“私权”这个概念当时还让人陌生和戒惧。没想到的是，这一句原本为了解决城市住房问题的话，误打误撞居然埋下了农村征地制度的巨大矛盾。很快，中国城市化开始，城市土地都属于国家所有，所以，农村土地一旦要用于建设，都经由政府征地，转为国有土地。
陈锡文说的也都是大白话，不含糊，没有把玩语言的油滑，字字用力气说出来，嘴角带些白沫，他也不自知。他说问题的根源并不在政府征地上，全世界各国政府都征地，但只有用来建医院、学校，涉及公共利益建筑时才能征。可是，一九八二年，“宪法里加了这句话后，建设用地里有没有经营性的利益在里头？肯定是有的，那些地怎么变成城市土地？宪法没有讲。”
“讲不清楚变成什么结果？”
“讲不清楚就变成多征。”
经济学上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叫“巴泽尔困境”，就是没主的事情，会有很多人来要占便宜。这个困境与道德关系不大，而是一种必然发生的经济行为。
采访的场记我看了又看，再对着那张白纸，战战兢兢写下节目中的第一句话：“在市场经济中，有一条众所周知的规则：自由地买和卖，等价交换。在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已经因为尊重和适用这条规律，得到巨大的发展，但是却在影响人口最多的土地问题上有了一些例外。”
多么寻常的一句话，我敝帚自珍，看了又看。一个人从小到大拾人牙慧，写日记的时候抄格言，做电台的时候念别人文章，做电视了摸仿别人提问，像是一直拄着拐杖的人，现在试着脱手，踉踉跄跄，想站起来。
我犹豫着，写下了第二句：“‘给农民的不是价格，是补偿。’陈锡文用一句话说清了农民的处境，‘地拿过来了你去发展市场经济，拿地的时候你是计划经济，这事儿农民就吃亏了。’”
多大亏呢？
我算了一下：“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的数据，征地之后土地增值部分的收益分配：投资者拿走大头，占百分之四十到五十，城市政府拿走百分之二十到三十，村级组织留下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而最多农民拿到的补偿款，只占整个土地增值收益的百分之五到十。”
像有什么推着我手里的笔，去往某地。“如果一方总占便宜，另一方总吃亏，那么这样的商品交换，是不能持续下去的。”
不能持续下去的结果是什么？
我握着笔，字歪歪斜斜写得飞快，像扔了拐杖的人迈开打晃的腿往前跑。“不能持续下去的结果，就是中国大地上，因此而起的各种冲突和群体性事件，以至于‘征地’这样一个普通的经济行为，演变成为我们这个转型时代最重要的社会问题之一。”
我明白了，这个“穿”过去的东西就是逻辑。
深夜里，我细看当年的节目。
二〇〇四年，我坐在福建一个村庄的石头磨盘上，问对面的小孩：
“你几岁啦？”
她两只小辫子上系着红色的塑料花，怯怯地伸出五个指头。
我说：“上学吗？”
孩子的奶奶说：“没有钱。”她七十五岁，房子被拆了，没有土地，没有社保，儿子死了，媳妇走了，帮人扫地养活娃娃，将来让她去学裁缝挣钱。
“你想上学吗？”我问那孩子。
“想上。”
她看我一眼，仰脸看她奶奶。奶奶满面的悲苦，孩子嘴一弯，哭了。
老人把孩子按在胸前，无声地哭，眼泪沿着皱纹纵横地流。小孩子的哭声憋着，过了好一会儿，才从胸前很闷地爆发出来，哭了很久。小仲在剪辑的时候，这哭声随着村庄的镜头，一直上升到空中响彻整个大地。
镇里亲自成立开发公司，把土地卖出去给工厂，这笔钱进了开发公司的账，再去买地。大量征的地闲置着，有个纺织厂的地荒了四年，我们的车绕着上千亩荒地转了好久，沙填到了半人高。买地时是两万五千块钱一亩，现在最低价是十六万八千元一亩，企业不是在做生意，是在做土地买卖。
这种节目播出后，总有很多观众留言给我们，说把那些贪官污吏抓起来就好了，事情就解决了。一九九七年修订刑法时，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就已被列入刑事犯罪，严厉程度在全世界都是前所未有。但新刑法施行十年来，到我采访时，陈锡文说，还没有一位官员因此入狱——因为若想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定这个罪，必须以他有“徇私舞弊”行为作为前提。也就是说，如果你抓到一个官员违法批地，但他没有徇私舞弊，就拿他无可奈何，而你抓到他徇私弊了，判的时候大多只能以受贿罪判，与违法批地无关。
这个罪名变得失去了牙齿。
我采访的违法批地官员，接受采访挺坦然，一位市委书记说：“九三年分税制改革，我现在一半以上财政收入要交给中央，剩下的这一点，要发展，要建设，经济增长有指标，我这儿没有什么工业，种田也不交农业税了，你帮我算算，我怎么办？也是一片公心，是吧，公心。”这是周其仁说的“不要妖魔化地方政府”的意思。
我们采访完，有的官员被处分了，逢年过节还给我发个短信，说谢谢你们当年的支持，现在我已改在哪哪任职了这话。
我卡住了，控诉我擅长，观众会在哪里掉眼泪我也知道，可这次，这矛盾密布的现实，要想砍一刀下去，却如入棉被，无处着力。媒体上各派对土地产权问题的笔战也没有共识，几乎人身攻击，从讥取戾。争议就集中解决之道上，“土地要不要私有化”。
实习生一边转着手里的圆珠笔一边说：“赶紧把地都给农民，让他们直接卖给商人，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啰嗦那么多干什么呢？”
我问他：“你将来想干什么？”
小伙子挺坦率，“当制片人。”
“当了制片人呢？”
“当台长。”
“当了台长呢？”
“影响别人。”
“影响别人什么呢？”
“……这个还没有想。”
我说：“你还是给我一个宾语吧。”一个动词总是比较简单的，但如果没有宾语，它不知会落脚何处。
陈锡文的采访播出后，我在网上看到一个留言。
这哥们是在洗脚城对着电视无意中看到的，他说听到一个问题吓了一跳，一脚踩进了盆底：“记者居然敢问‘土地不私有，是意识形态的原因么？’”
咦，这个问题怎么了？
中央政府的决策是土地性质不改变，陈锡文是起草决策文件的人之一，当然只能问他。
陈锡文说：“我觉得不是意识形态的原因，中国的资源禀赋在全世界来说非常独特。土地人均只有一亩三分八，很小的私有制规模非常快就会分化，这点土地只能维持温饱，刚过温饱，不能有任何风险，遭遇一点风险，就得卖地卖房子。”
“有些经济学者说农民能判断自己的生活，能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你让他自己作判断不就行了吗？”
“判断错了怎么办？现在农村没有社会保障，卖了房卖了地谁来管？进了城要不政府管起来，要不他自己有就业。否则走第三条，出现大的贫民窟，这个社会就毁了。”
这期节目播后，各种地方甚至找到我这儿，说能不能让陈主任来看看，我们这儿农民用宅基地可以换户口，换市民身份，这保障行了吧。我说跟陈锡文没私交，没法带这个话，但这个问题他说过：“社会保障是政府应该提供的公共服务，在哪个国家、哪个地方，可以跟老百姓讲，你要获得我的公共服务，你就要拿你的财产来？这是在制造新的不平衡。”
我问他：“他们认为农民是愿意的呀？”
他可能这话听多了，有点急了，手挥起来：“你敢跟农民说实话么？你把他的地拿过来，给他二十万，你卖了两百万，你要敢跟他们说实话，农民也愿意，那你就随便。”
他沉了一下气，缓缓说：“不能再对不起农民。”
陈锡文说他十八岁当知青，在黑龙江当大队出纳，当生产队长，十年后放弃一切回上海，就为了能上一个研究农村经济的大学。他见过在强制力下中国农民一夜之间分到的土地，也一夜之间收回，知道一个出发点再良好的概念一旦脱离现实会造成什么，“最苦的总是农民，最无奈、最无助的也总是农民”。他说自己经历了从理想主义向经验主义的转变，认识到书本概念如果变成教条，容易像飞人杂耍一样脚不沾地，左右摆荡。他认为解决土地问题的前提——“先要把农民社保这条路铺平，无论在犄角旮旯还是走到最繁华的地方，都在这张社会保障网的保护之下，都有生存的能力。”
陈锡文的说法不代表真理，但是提供了一个前提，当他说这不是意识形态的原因时，土地问题回到了原本的经济问题、法律问题、社会管理问题。不谈主义，只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