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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逐渐地把蒸汽机开快起来，电枢也逐渐地加快着，最后，那节速器也转到了最高点，蒸汽机上一切转动着的机件都好像苍蝇翼子似的模糊而有些透明了。发出的声响一直传播到邻近的一家铁铲厂的锻铁场上，这种声音是非常可怕的。
“‘好！’爱迪生大声的喊了出来，我于是把速度指示器插了上去。‘好！’他又叫了一声，指示机也就拔了出来，速度每分钟750转。这时大家都逃出了蒸汽间，蹲在窗口外往里面探望着。”
爱迪生曾说道：“我们在节流器上绕了一根链条，穿过窗口接到一个木棚中去。我们的机器厂是建立在新泽西的小丘上的，当蒸汽机的速率开到每分钟300转以上时，整个小山都震动起来了。
“我们关停了蒸汽机，重新调整了一下，在经过许多的困难后，我们终于把它开到每分钟700转。但是你必须看着它转动，为什么呢？因为那根连接杆不时会跳上来，她想把整个小山都举起来呢！后来我们把速度降至350转，才把它驯服了，这个速度也便是我所需要的。”
爱迪生对于这方面的工作比以前更加热心了，他计划再造一架更大的机器，这也许可以把第一架上的缺点完全纠正过来。
早在1880年夏，爱迪生就意识到白炽灯的研究无论还有什么困难，已经离成功不远了。他不仅预见了前景的发展方式，而且也预见了它的规模，以及将给自己的机构带来的一系列的变化。这样，他决定把爱德华特·约翰逊从伦敦调回。
约翰逊回到美国，向爱迪生推荐了一位才华出众的英国青年，这就是古劳德上校的秘书塞缪尔·英索尔。两年以前英索尔在《斯克利伯纳月刊》上读到《与爱迪生共同度过的一个夜晚》的文章之后，一夜之间就成了爱迪生的崇拜者。英索尔在1881年的一个黄昏抵达纽约。他上岸后，在爱迪生实验室里，他们互相打量了许久，英索尔真想失望地说：“上帝呀，他如此年青！”这与他心目中的偶像相差甚远。其时，爱迪生想说的也是这样一句失望的话，因为英索尔当时21岁，但看上去只有十六七岁，与爱迪生在休伦港卖报时差不了多少。庆幸的是，他们还是决定互相接纳对方。由于爱迪生的秘书在1881年1月辞职，英索尔被推荐做爱迪生的秘书工作。
在1881年2月以前，很长一段时间，爱迪生不止发了一笔财，但从此以后的12年间，由于他的电力事业的成功需要越来越复杂的金融管理，他本来会陷入困境，可是因为爱迪生幸运地获得了一位在这方面具有丰富知识的人而得以幸免。
爱迪生向英索尔灌输自己的经营哲学和取得成功的条件。“不管你做什么，要么就做出辉煌的成就，要么就辉煌地失败。必须敢干，才有进展。”根据规定，只有符合纽约市煤气公司管理法的公司才能从事照明事业。1880年12月17日，爱迪生成立了纽约爱迪生电力照明公司。当时，准备在纽约市建立电灯系统的还有布鲁什公司、马克沁公司、雅布罗克考夫公司、索耶公司和格莱姆公司。因此，成功的条件不仅取决于灯泡本身的性能，还取决于照明系统的辅助设备。爱迪生在与英索尔会面的一个小时之内就对这位青年讲清了这一点。英索尔说：“刚刚吃过晚饭，我们就坐下来。他解释说，他必须创建三、四个制造公司，来生产发电机、电灯、地下电缆，这些东西都是在纽约建立第一个电灯照明区所必备的。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钱包，告诉我他在德莱克塞尔——摩根公司存有7。8万美元，问我何处可以找齐不足的数目。”
英索尔对爱迪生的财政事物早有全面深入的了解，因此毫不迟疑地作出了回答。现金很快到手，制造辅助设备的公司也随之成立，爱迪生决定先在纽约地区实现他的计划。供电目标主要是银行，也包括商行和私人住宅，还有那些不仅需要电力照明，也需要电力充当能源的工厂。
英索尔帮助爱迪生弄到了建立中心发电站的资金和特许权以后，接着又同爱迪生一起找到了一块宽50英尺、长100英尺的地皮，打算在上面建造一个发电站，向一个面积半平方英里的地区供电。
中心发电站地址被确定在珍珠街255—75号。珍珠街附近地区包括华尔街金融区的很大一部分，爱迪生之所以把厂址选在珍珠街，是因为在他看来，只要电灯在这里取得成功，就可立刻把华尔街的那些人争取过来。而有了这些人的支持，电灯照明就能普及全国。为了避免城市官员和提供资金的银行家们的反对，爱迪生决定不采用架空电线的办法，而不惜多花钱把电线埋在地下。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发明了新的管道系统，并建立了关于绝缘的新标准，这些标准后来被收进了纽约最早的关于电力的法律条文之中。
如果爱迪生碰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他总是把它变作发表另一次兴高采烈的谈话机会。“我在报纸上一再作出过保证，纽约的中心大电站将于某年某月某日动工兴建。所以要作出这些保证，主要是为了不断鼓起我的股东们的勇气，因为他们自然都希望逾越常情，快些发财。”建珍珠街电站大约用去了60万美元。“这是我所经手的最大的、责任最重的一件事，”爱迪生回忆说。“这在世界上是没有先例的……。我们的全部器械、设备和部件，都是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的。我们的工作人员全都是新手，没有建设中心电站的经验。把一股强大的电流输入地下的导线，可能会发生什么情况，谁都无法预言……。那时候，煤气公司是我们的死敌，它们密切地注视着我们的每一个行动，准备在我们出现哪怕是最小的失误时向我们扑来。”
在中心发电站的准备工作进行之中，爱迪生已在国外取得了名气。
1881年，法国巴黎举办世界博览会，届时世界各地的人都前来参观。爱迪生为了要在这次博览会上展览，特地制造一具重27吨，可以供1200只电灯照明的发电设备。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发电机。6月25日，先在戈克街工厂试演。到第二天早晨5点，发电机曲轴忽然折断。爱迪生与助手们又装上了一根新曲轴，还算顺利，离开船4个小时时，试验结束。爱迪生回忆说：“此刻每个人干什么已预先做了规定，有60个人爬到电机顶，每人手里都有一份写好的任务。他们迅速地把电机拆开，装上载重车，前面用火警开路，拼命地打马向码头进发。码头上安排了50个人协助搬运工装船。就这样我们提前1个小时完成了计划。”
发电机陈列于会场中，公开表演，大受外国电学家赞美，争相研究其构造。一个德国专家报道说，这个系统“设想得极妙，连最后的细节都考虑了进去，它的设计很全面，就像在各种城市经过了几十年的试用一样。插座、开关、保险丝、灯座以及任何其他附件，应有尽有”。
当时到会的有一个德国人拉特诺（Emil Rathenau ），他当场就代表他的政府把那些爱迪生的发明专利买下了。不久就组织一个德国爱迪生——应用电器公司。
爱迪生在巴黎展览会获得成功后，法国也出现了一家安装爱迪生电灯系统的公司，不久又在英国、意大利、荷兰和比利时出现了类似的公司。
纽约城里街道中铺设电线的工作是从1881年夏季开始的。工人们在街道上来往着，击碎着铺料，掘着地沟，准备铺下电线去；有的工人在房屋中，大厦里接着电线。由于缺少熟练工人，他们便在戈克街的工厂里训练一班学生。后来又在第5街的屋子里开设了一个训练班。在训练班里，杰尔充当讲师，总工程师克拉克是技术讲师。这时约翰逊已从英国回来，也帮助他讲解。课本是由爱迪生自己编著由电灯公司印刷的。书中许多小型的草图解释着发电机应该怎样联接，屋中的电线应该如何和地下总线接通，熔线又应该装在什么地方等等。
新的电灯厂的装置工作完工后，他们便请康倍尔（HenryCampbell ）到纽约来重新翻造珍珠街上的那所旧屋。这时许多工程师们都已经明白一个中央电厂是应该怎样布置的。
一切的细目都计算过了，发电机和别的机件都已在图画板上开始绘样了。
早在7月中爱迪生就预计他将在秋季中大规模的在那地方装设电灯。但是，由于铸铁厂迟迟的不把线管交来，他的计划被弄乱了。
等到他能够开始工作时已经在10月以后了，他和工人们日夜地加紧工作。克鲁西白天在线管厂里督工，晚上又得指挥工人铺设电线，有时爱迪生自己也来帮他指挥。他们从配克泊船处开始，把线管一直接至渡头街，中间经过斯普鲁士，沿着威廉姆到比克曼，铺线速率每天1000尺，晚上工人们在白炽灯光下继续工作。
线管是沿着阶石平行铺设的。英索尔的工作是，每天晚上用电流计测量电线的绝缘程度。爱迪生整日地和工人们在第一区的地沟下工作。实在困倦了，他就把他的外衣披在那又硬又冷的铁管上充着枕头，忙里偷闲的睡上一二个钟头。在这个低陷的地室中，空气腐烂而且混浊，以前曾有两个德国工人患喉痛死在这里；但是这不能影响爱迪生的那种顽强的气质。
纽约的居民对于铺线工作的进展感到很大的兴趣。从威廉姆街、那守街，远至华尔、比克曼、富尔顿和安恩等街道上线管都已铺好了。这时冬季已来临，铺线工作只好暂时的停顿下来，于是舆论方面又再度的起来狺狺作声了。爱迪生说道：“我们的工作是包给人家做的。14里长的总线现在已经完成了1/3，余下的工程，因为冬季土地冰冻，只得到春天时再继续。”
后来他又说道：“我时常对报馆记者宣称我将在某一时期中正式在纽约设立巨大的中央电厂，这些诺言都只是为了想保持我的董事们的勇气。他们当然是想立刻就赚钱的，可是事实上工作的进行也是有它一定的限度的。”
“一生中最伟大的冒险”
为了实现建立第一个中央发电厂的理想，爱迪生根据自己的“馈线接总线”原理在纽约下部的一平方公里的地区中把电线铺设起来。为了避免漏电和发生火灾，又设计了一种安全装置，《自然》杂志称它是“一种别具匠心的设计”。工人们在商店住宅中忙碌地接着电线，把许多玻璃灯泡装在屋中的煤气灯架上，并在每家屋子里安装了电表。所有这些东西不要用户们花一分钱，就是连电表的保证金也不必缴付。他们只希望在证实这电灯系统可以应用而且费用比煤气灯的价格低廉时才受酬报。
除了这些设备以外，还得在中央发电厂里装设6架“大象”发电机，那时已经有许多意料不及的问题发生了。他这孤注一掷的消息不仅传遍了全国，全世界的人们都被他的大胆举动所震惊了。大家都以为这是工业界上一个空前的大错。意外的事端，如电线的短路，发电机转动的不平衡，和竞争者们的鲁莽行动等等，都是很可能发生的。然而爱迪生却始终保持着他那崇高的信心，这不能不叫人惊奇。
爱迪生自称这次的举动是他一生中的一个“最大的冒险”。他说道：“这好像在一个没有测量过的海洋中航行一样，完全没有前例可以援引。我觉得自己担负了一个极大的责任，因为把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