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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爱因斯坦之前，惯性质量，即物体对运动的惯性阻抗被认为是一个不可改变的量。这符合牛顿形而上学的机械自然观。1895年，奥斯瓦尔德在吕贝克自然科学家大会的报告中还提出质量不变的经典观点。时过不久，1901年实验物理学家在进行高速运动电子的实验时，发现电子的质量随着速度增加而变大。爱因斯坦在他的相对论中也论证了这一事实。
只要是运动物体的速度远低于光速，由于运动所引起的质量增加就不明显。因为在经典力学中，物体很大而运动速度很小，质量的增加往往被忽视。相反，在相对力学中，质量的增加起着重要作用。在其后的时期中，原子物理学家们在大型实验设备上，加速了基本粒子。这些实践证明爱因斯坦的学说是正确的。
第二个结论的重要意义更为深远，其影响大大超出力学和物理学的范围，对于世界各国人民的命运和人类的未来都十分重要。
《论动体电动力学》一文发表后不久，爱因斯坦就在给哈比希特的信中写道：“我还在琢磨有关电动力学研究的结论。根据相对论原理连同麦克斯韦方程的要求，就可以用质量直接度量物体所含的能量；光可以转化为质量。铀元素中必然会产生质量显著减少的现象。这个想法既有趣又富于吸引力。但是我还无法知晓，上帝是对它感到高兴呢；还是在故意捉弄我？”
这个“既有趣又富于吸引力”的想法，被爱因斯坦写进前面提过的有关物体惯性同它所含能量的关系的论文里。这篇仅三页的论文是世界自然科学史上最精悍而又成果辉煌的著作。它奠定了质量与能量“等价”原理的基础。
爱因斯坦定律的数学公式是举世闻名的：E＝MC2在今天几乎变成成语。它表明能量（E）的转换与相应的质量（m）的转换分不开；而光速（c）的平方是比例系数，表示质量可以转换为能量。这样所谓“质量亏损”也被解释清楚了。在力学、化学、热学和电学过程中，质量亏损太小，一直未被发现。但在原子物理学中它却十分重要，因为原子核的各种组元的质量总是大于由这些组元构成的原子核的质量。有人认为，欠缺的质量转换为能量，这就是将核组元拉在一起所需的“结合能”。原子力是转换成能量的质量，在人工核反应中，这种巨大的能量便被释放出来。
爱因斯坦关于质量和能量等价性的发现，简化了物理守恒定律的内容。长期以来，彼此分立的质量守恒和能量守恒定律，现在可以合并为一条定律：对于一个闭合物质系来说，质量和能量的总合在所有过程中不变。
所有这些发现的时机的确已经成熟了，无须再要什么重要准备，也无须再获取什么局部成果。在已有的准备工作和成果中，有俄国列别捷夫有关光对固定的压力研究，还有奥地利物理学家哈瑟诺尔的重要探索。然而，爱因斯坦迈出的这一步对这方面的研究则具有决定性作用。
四 苏黎世—布拉格—苏黎世
★ “俄国佬”教授
1908年10月之后不久，爱因斯坦的学术生涯就开始了。
在此前两年，已在物理学界崭露头角的爱因斯坦仍生活在平凡的圈子里。
每天上午9时准时到达专利局，那不得不捱过去的8小时是全家人的经济来源。下班以后，他还得听妻子愈来愈频繁的絮叨和抱怨，生煤炉，或带着儿子到阿勒河的河滨散步。河水静静地流去，日子单调得令人发狂。已一头撞开物理学新纪元大门的爱因斯坦，面对无法改变的生活现实，也一筹莫展。
在相对论几篇论文发表后的日子里，爱因斯坦曾在给索洛文的信中发过这样的牢骚：“……我快到不能动弹、无所建树，似乎到了只能对年轻人的革命精神发发牢骚的年纪了。”
上帝太不公平了！
不过好事也还是有的。
1906年4月1日，爱因斯坦在专利局干了19个月后，终于升了一级，成了联邦专利局的二级技术员，工资也涨到每年4500法郎。哈勒局长相当不错，他按自己的职业眼光欣赏着爱因斯坦的能力，并在给上司的报告中，极力表扬爱因斯坦克尽职守，成绩优异，并说他工作之余坚持学习，获得了博士学位。
可惜，哈勒先生不懂相对论，他以为博士头衔远远胜过爱因斯坦发表的有关物理学的文章。所以，在给上司的报告中，他对这些文章只字未提。
对于爱因斯坦来说，博士、晋级、工资除了养家糊口之外，实在没有任何意义，他只需要一个可以全身心研究相对论的环境。
当然，也有认识爱因斯坦价值的人！
物理学领域中读懂了相对论的人，都在探听《物理学纪事》上的爱因斯坦究竟是何人？又处在何方？
听说爱因斯坦在伯尔尼。寻找爱因斯坦的人很自然就犯下一个可以理解的错误：爱因斯坦，这位相对论的创立者一定是伯尔尼大学的教授。
劳厄，这个后来也获得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当时还很年轻，正在做普朗克的助手。刚到柏林大学，普朗克就讲了相对论，他没听懂，却知道了相对论的重要意义。他打定主意，一放假就去伯尔尼大学向“爱因斯坦教授”求教。
伯尔尼大学没有爱因斯坦教授，伯尔尼专利局里倒有一位爱因斯坦公务员，劳厄愣了。
赶到专利局，劳厄一头撞上一个年轻人，在走廊里来回踱步：一件格子衬衫，领子半竖半躺，头发乱得像团草，一撇不加修饰的小黑胡子随意地卧在上唇边。
专利局的走廊上空荡荡的。劳厄只好拉住眼前这位梦游般的先生。
“爱因斯坦博士在哪里办公？”劳厄问。
梦游人半天才领悟这句话的含义，大眼睛里泛出柔和的歉意。
“对不起，在下正是。”
劳厄惊讶了，但很快就笑了。相对论的创立者应该是这样的人。
几分钟后，一对同龄人在一家小餐馆的桌旁坐了下来，开始了他们的终身友谊。
劳布到伯尔尼拜会爱因斯坦的场面更有趣。当时，爱因斯坦正跪在地上生煤炉，听说劳布请教物理学问题，他摊开两只乌黑的手，天生的幽默感又来了：“你看，我和人谈辐射，可是这个倒霉炉子，就怎么也辐射不出热来。”
伯尔尼对物理学家们产生了吸引力。连普朗克教授也打算到伯尔尼来。1907年7月6日，他写信给爱因斯坦：“明年我可能到瑞士度假。虽然还很遥远，可是想到能和你会面，心里很高兴。”
此时，上帝也睁开了眼睛。
一个百年难遇的天才难道就让他这一辈子当个平凡的公务员吗？
1907年，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的克莱纳教授写信给爱因斯坦，建议他向伯尔尼大学申请“编外讲师”的职位，然后再申请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的教授职位。因为按当时的规定，先要当一段时间没有薪水的“编外讲师”，才能被任命为教授。
所谓编外讲师不是教师职位，大学或其他任何官方机关不发给薪金。成为编外讲师只是说有资格在受聘的大学里讲课。唯一的报酬是每门课程听课的人所付的极少的听课费。那时常有人说，只有本身富有的人或者与富人联姻的人，才可以考虑以大学任教为职业。这两者爱因斯坦都不具备，也许这就是他虽然早就想谋求这种职位而又未积极行动的原因吧。
不过，到了1907年，他终于决定，在专利局工作的同时，提出到大学任教的申请。6月17日，他寄了一封信给伯尔尼州当局，内附他的博士论文以及已经发表的17篇论文的副本、所学的全部课程简介。讨论这件事时，有几位教师发言表示赞同，但是实验物理学教授表示反对。不知什么原因，爱因斯坦忘记按照要求，随申请一道寄去一篇授课资格的文章，即还不曾发表过的科学文章。爱因斯坦的申请被否决了，整个事也就耽搁下来。一向豁达的爱因斯坦不知怎么突然急了，在大学吃了闭门羹后，竟又为中学教师的职务奔波了。
他给温德都尔技术学校写信，给州立苏黎世中学写信。当时在瑞士、法国等欧洲国家，中学教师社会地位比较高，也称为“教授”。爱因斯坦大概想以中学为跳板，冲进大学里去。不懂世故的爱因斯坦接二连三地写信请教格罗斯曼和劳布，问他们求职的人应不应该上门拜访校长呢？是不是应该当面向校长陈述自己的教书才能和优良品格呢？
1908年1月，在给格罗斯曼的信中说：“我可不可以到您那儿去，口头说明我作为教师和公民的值得称赞的人格？或许我不会给人以坏印象吧？我如果在那种情况下吹捧自己的科学论文有意义吗？”
或许他再也没有申请，或许他又遭到拒绝，反正到中学求职的事又不了了之。
忽然，在1908年2月28日，爱因斯坦收到一封信，通知他的申请被伯尔尼大学接受了，并授与他教课的权利。
爱因斯坦终于成了学术界的一员。
专利局的工作迫使爱因斯坦只能在零星时间里讲课。
1908年夏季学期，每星期六和每星期二的上午7点到8点，他给三位朋友，包括贝索在内，讲热运动论。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课程是在1908—1909年的冬季学期。每星期三晚上从6点到7点向四位听者讲课。
当时，爱因斯坦的妹妹玛雅正好来伯尔尼写学位论文，她想看看哥哥是怎样上课的。她鼓足勇气跑去问看门人：“爱因斯坦博士在哪个教室上课？”
看门人把这位衣着整洁的女士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问她是博士的什么人。她说是妹妹。看门人“哟”了一声，说：“原来那个俄国人就是你哥哥呀！他们一共只有五个人，在三楼。”
那位看门人之所以把爱因斯坦叫做俄国人，是因为犹太人穷的多，东方来的犹太人尤其穷，俄国是最东方了，所以他看到爱因斯坦永远是一套臃肿的、说不清什么颜色的旧格子衣服，就断定他是俄国佬。
上课的人数，看门人还说多了，其实只四个人：讲师先生、两个20岁上下的大学生、加上满脸大胡子的贝索。他们都骑在课桌上，嘴里叼着烟斗、雪茄，比手划脚，你一言我一语，争论得热火朝天。这是玛雅从三楼那间小教室的门缝里亲眼看到的情景。
有一次，克莱纳教授也到伯尔尼来看看自己推荐的人是怎样上课的。他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教室里，讲师先生当然只好回到黑板跟前去了。他出神地站在那里，沉默了好久。他拿起黑板擦，擦掉黑板上的一行公式，又写下一行公式。爱因斯坦对他仅有的几个听众说，中间的几步运算不写了，因为很抱歉，这两天正在想一个有趣的问题，所以把这几步忘了，大家回去可以自己推导一下，结论肯定是不会出错的。
克莱纳惊呆了，虽然他早知道爱因斯坦与众不同的个性。但这毕竟与学府风范相去太远了，他不得不告诫爱因斯坦：第一，要注意高等学府的礼仪；第二，要注意讲课的条理性和系统性；第三，……
…………
爱因斯坦那双棕色眼睛里全是困惑，他不谨。克莱纳摆摆手，说：“算了，回家吧！”
克莱纳深知以常规来衡量爱因斯坦是行不通的，天才的个性总是难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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