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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使白种商人心怀戒惧。他们最初欢迎印度劳工前来，并没有料到这些人也有做生意的本领。他们要是作为独立的农业者，也许还可以得到容忍，但是他们在商业上的竞争，却令人无法忍受。
这就撒下了敌视印度人的种子，还有其他的许多因素促使它的成长。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他们不同，我们的生活简朴，我们满足于微小的收入，我们对于清洁卫生的规定满不在乎，我们不善于维持周围环境的整洁，以及我们不善于保持房屋的美观——所有这一切，加上宗教信仰上的分歧，都有助于煽起敌对的火焰。在取消选举权的法案中，在对印度契约工人征课捐税的立法中，都体现了这种敌对，除了立法之外，还有一大批进行欺压的办法早就开始了。
头一个倡议是印度劳工必须强迫予以遣返，这样，他们的契约期限就在印度满期了。印度政府大概不会接受这种办法。
因此又有人提出另一种建议，其内容是：
一、印度劳工于契约期满时，必须返回印度；
二、如果他不回去，每隔两年，就得签订一次新的契约；每签订一次契约，增加一次工资；
三、如果他不愿意回印度，又不愿意签订新的契约，每年就得交纳25英镑的捐税。
由亨利·宾斯爵士和马逊先生组成的代表团被派到印度去为这个建议谋取印度政府的同意。当时印度总督是叶尔金勋爵。他不赞成征收25英镑的税，但同意收3英镑的人头税。当时我以为，甚至现在我还抱着同样的想法：这是总督方面一个严重的错误。他在赞成这种建议时，丝毫没有考虑到印度的利益。他本来并没有什么责任去向纳塔耳的欧洲人作这种让步。在三、四年的时间内，一个契约工人和他的妻子，还有一个16岁以上的男孩和13岁以上的女孩，都得纳税。一个四口之家——夫妇和两个孩子——每年要交纳12英镑的税，可是做父亲的每月的平均收入不过14先令，这种做法是残酷不堪的，而且是世界上任何地方所没有的。
为了反对这种捐税，我们组织了一次激烈的斗争。要是纳塔耳印度人大会对于这个问题保持缄默的话，印度总督说不定连25英镑的税也赞同了。从25英镑减少到3英镑，也许完全是由于大会的不满。不过我这种想法或许是弄错了。印度政府说不定一开始就不赞成征收25英镑的捐税，而将它降至3英镑，不管大会是否加以反对。总之，这是印度政府方面一次失掉人心的做法。作为印度福利的受委托的人，总督绝不应该赞成这种不人道的捐税。
大会并不认为这种捐税已经从25英镑降为3英镑是什
么重大的成就。大会不能完全维护印度契约工人的利益，仍然是一件憾事。它一直决心要达到取消这种捐税的目的，然而这种决心却一直到二十年以后才实现。而当这种决心实现了，它就不仅是纳塔耳印度人的，而且还是旅居南非的全体印度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已故戈克利先生的背信弃义，使这次斗争成了最后的一次斗争，印度契约工人全都参加了这次斗争，由于当局断然开枪的结果，有些人因此丧失了生命，一万多人受到了监禁。
然而真理终于取得了胜利。印度人所采的苦难正是那种真理的表现。可是如果没有无所畏惧的信念，没有巨大的耐性和不懈的努力，就不会取得胜利。如果侨团放弃了斗争，如果大会也抛弃了斗争而任命交纳这种捐税，认为那是无可避免的，那么，这种可恶的捐税就将继续向印度契约工人征收，一直到今天也不会停止，而给旅居南非的印度人和整个印度留下永恒的耻辱。
第二十二章 各种宗教的比较研究
如果我发觉自己完全浸沉于为印度侨团服务，那么，它背后的理由是我的自我实现的愿望。我把服务当作我自己的宗教，因为我觉得只有通过服务，才能认识上帝。所谓服务，在我便是为印度服务，因为这是无需寻求而自然到来的，而我也很愿意去做。我到南非去，是为了旅行，为了逃避卡提亚华的政治纷争，也为了谋自己的生活。然而正如我所说过的，我却发现自己在寻求上帝，并致力于自我实现。
基督教的朋友们引起了我追求知识的欲望，这种欲望几乎是无法满足的，而且即使我想淡然置之，他们也不会让我安然度过。南非传道总会的会长斯宾塞·华尔顿先生在杜尔班看上了我，我几乎变成了他家里的一员。我所以能够认识他，自然是由于我在比勒托里亚和基督教徒的往来。华尔顿先生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做法。就我记忆所及，他从来不曾请我改信基督教。然而他却把他的生活象一本摊开的书摆在我的面前，让我观察他的全部行动。华尔顿夫人是一位极其温柔而能干的妇女。我很喜欢这两口子的态度。我们了解彼此之间根本不同的地方，无论怎样讨论，也不能消除这种差异。不过只要彼此能够互相容忍、并抱着博爱和追求真理的态度，这种见解上的不同，也有它的好处。我喜欢华尔顿夫妇的谦逊、耐心和对于工作的热爱，我们常常见面。
这种友谊使我对于宗教的兴趣勃然不衰。现在我已不能象在比勒托里亚那样有空闲的时间从事宗教研究了。不过只要我有一小点空闲，我总要很好的利用。我的有关宗教问题的通讯，一直在继续着。赖昌德巴伊是我的导师。有一位朋友送给我一本纳玛达·尚卡所写的《达摩维伽》。这本书的序言对我很有帮助。我曾听说过这位诗人所过的豪放不羁的生活，序言中谈到他怎样因为研究宗教而发生的生活的变革，使我为之神往。我逐渐爱上了这本书，从头到尾地专心研读。麦克思·缪勒写的《印度——它能教给我们什么？》和通神学会所出版的英译本《奥义书》①我都喜欢读。这些书使我越发尊重印度教，并使我逐渐认识了它的优美。虽然，这并不使我对其他的宗教抱有偏见。我读过华盛顿·伊尔文的《穆罕默德的生平和他的继承者》和卡莱尔对于这位先知的颂词。这些书提高了我对穆罕默德的敬仰。我还读过一本书，叫做《查拉图斯特拉语录》。
就这样，我获得了更多的有关各种宗教的知识。这种研究促进了我的自我反省的能力，还使我养成了一种有所启发即见诸实行的习惯。因此，从研究印度教的典籍所了解的一些瑜伽法②，我便拿来实行。但是我的进度很有限，我决定回到印度以后，要找专家指导。然而这个意愿，始终未见实现。
①《典义书》（Upanishads）是阐释吠陀经典的一种著作，着重哲学思想的阐释，多采用散文体裁。奥义书种类甚多，有一百五十多种，最早的著作可以追溯到纪元前六世纪——译注。
②瑜伽（Yoga）是印度古代哲学的一个学派，是在公元前二世纪由钵颠瘏梨（Patanjali〕所创立的。瑜伽派的学说建立在所谓四品的理论基础上，即三昧品、方法品、通神品和独存品。其中以达到三昧、即禅定的方法（八支行法）的学说为最发达，尤以坐法、静虑二支行法最为一般人所接受。就在瑜伽派的实用哲理在印度仍然很普遍，到处都可以看见静坐入定的人——译注。
对于托尔斯泰的著作，我还进行过一次紧张的研究。《圣经简要，》《做什么？》和其他的几本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开始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实现博爱的无限的可能性。
大约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另一个基督教徒的家庭。我接受了他们的提议，每个星期日都到卫斯理教堂去做礼拜；每篷这一天，他们总是请我去吃饭。那个教堂给我的印象并不佳，讲道的人所讲的似乎是淡而无味，会众似乎不怎么虔诚，没有特别浓的宗教气氛。他们似乎都是一些世俗的人，他们所以上教堂做礼拜，无非是为了消遣和习惯。我在那里，有时候也不由自主地打起瞌睡来，我觉得惭愧，但是在我身边的人也是这样，我才稍感自慰。这样做终非永久之计，所以不久我就不去了。
我和那个每星期日我都去的家庭的关系，后来突然破裂了。其实这可以说是我受到了警告：不要再到他们家里去了。事情是这样的。我的女主人是一个善良而单纯的妇人，但是心胸狭小。我们时常讨论宗教问题。我当时正在重读着安诺德的《亚洲之光》。有一次我们把耶稣和佛陀的生平作了比较。我说：“看看乔达摩①是多么慈悲吧！他的慈悲并不限于对人类，而是推广到一切生物身上。我们一想到那快乐地蜷伏在他肩上的羔羊，心里能不洋溢着怜爱之情吗？可是人们在耶稣的生平之中，却看不出有这种对于一切生物的爱。”这个对比使得那位善良的夫人感到伤心。她的感情我是可以理解的。我把这个话题打断了，和她一齐去进餐室。她的儿子——一个不到五岁的天使般的小孩，也同我们一起吃饭。和小孩子们在一起，最快乐不过了，而这个孩子早就和我交上朋友了。我对于他盘子里的那块肉加以讪诮，对于我自己的苹果则尽情赞美。这个天真无邪的孩子被我说服了，和我一齐称赞水果的鲜美。然而作母亲的呢？她却惶然不安了。
①乔达摩（Gautama）是释迦牟尼的名字——译注。
我受到了警告。我克制住自己，改变了话题。第二个星期日我仍旧到她家里去，但是心里有点惴惴不安。我不晓得我不应该再去了，我觉得不去也不好。可是这个善良的夫人却把我的问题解决了。
“甘地先生”，她说道：“请你不要见怪，如果我说几句不得已的话。我的儿子和你在一起，不会有什么好处。他每天总是迟疑着不肯吃肉，要吃水果，还拿你的道理来对付我。这就太过分了。如果他不吃肉，他一定会瘦弱下来，要是不害病的话。这样我怎么受得了？今后你只能和我们大人讨论这些问题；和小孩子谈论，一定会产生不良的影响。”
“××太太”，我回答道：“很对不起。我明白你们做父母的心情，因为我自己也有儿女。我们很容易结束这种不愉快的情况。我对于饮食的选择当然比我所说的话更能影响这个孩子。所以我看最好的办法是以后不再来打扰你们了，自然，这不必影响到我们的友谊。”
“谢谢你”，她说道，显然得到了宽慰。
第二十三章 操持家务
安家立户，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新的经验。不过，我在纳塔耳所建立的门户，却和我在孟买和伦敦的家不同。这一次，有一部分开支完全是为了体面。我以为必须有这样一个门庭，使它和我在纳塔耳作为一个印度律师和代表的地位相称。因此我就在一个有名的地区找到一栋漂亮的小房子，而且还配备了一套合适的家具。伙食是很简单的，但是因为我常常请英国朋友和印度的同事们吃饭，家里的开销一直是很大的。
每一个家必须有一个好佣人。可是我从来就不知道怎样把一个人当佣人使唤。
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作为同伴和帮手住在我家里的。我有一个厨子，他已成为我家里的一员。我还有几个事务所的文书，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