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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这些东西并不是他们忠诚的标志，而是他们的奴隶地位的象征。我原以为他们佩戴这些萎靡不振的标记是出于他们的本意，然而我却听说在这种场合佩戴所有这些贵重的珠宝乃是王公贵族们的义务。我还听说有一些人很不愿意佩戴这些珠宝，除了象朝觐这样的场合以外，他们从不佩戴。
我不知道我所了解的情况是否正确。但是不管他们在别的场合是否佩戴这些东西，身上戴着只有某些妇女才佩戴的珠宝来参加总督的朝觐，确实是够尴尬的。
人们为了财富，权力和声誉所承担的罪孽与谬误是多么沉重啊！
第十七章 和戈克利相处一月（上）
和戈克利住在一起的头一天，他就使我感到完全象是住在自己家里一样。他待我就象待他的弟弟一样，他尽量了解我的要求，并设法使我得到一切我所需要的。幸而我所要求的并不多，而且我已养成了自力更生的习惯，很少需要对我个人的照料。他对我自立的习惯，个人的洁净、坚忍不拔的性格和规律的生活，具有深刻的印象，常常称赞我。
他对我似乎没有什么秘密。凡是前来拜访他的重要人物，他无不向我一一介绍。其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要算皮·西·罗伊医师（现在是爵士）。他实际上就住在隔壁，是一个经常的客人。
他是这样介绍罗伊医师的：“这位是罗伊教授，他的月薪是800卢比，但是他自己只留下40卢比，其余的都捐献给公众事业。他还没有结婚，而且不打算结婚。”
我看不出今天的罗伊医师和当年有多大的差别，他当年的衣着差不多和今天一样简朴，当然有这样一点不同，就是现在穿的是土布，当时穿的是印度纺织厂出产的细布。我觉得我永远听不够戈克利和罗伊医师的谈论，因为他们所谈的全都是有关公共利益，或者是具有教育意义的事。有时他们对于从事公众工作者有所非议，也很难过。结果，有些原来我认为是坚忍不拔的战士，现在看起来倒是微不足道了。
看着戈克利工作，实在象受教育一样令人快乐。他从不浪费一分钟。他的私人关系和友谊全都为了公众的利益。他所有的谈吐无非是为了国家好，而且绝无丝毫不真实或不诚恳之处。印度的贫困和屈辱是他一直最关心的事情。各种各样的人企图使他对别的事情也发生兴趣，但是他给每一个人以同样的答复：“你干你的，我干我的。我所要求的是国家的自由。只有国家自由了，我们才能考虑别的事情。今天这一件工作已够我用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了。”
他对于兰纳德的尊敬是随时可见的。兰纳德的权威在每一件事情当中都是最后的，而他随时随地都会加以引用。兰纳德逝世纪念日（或者是诞辰，我记不清了）的时候，我正和戈克利住在一起，他是照例举行纪念的。当时除了我自己，还有他的朋友卡士华特教授和一个法官。他请我们参加纪念会，他在讲话中追述了兰纳德的生平事迹。他偶尔把兰纳德、戴朗和曼德立克互相比较。他赞美戴朗潇洒的风度和曼德立克作为一个改革家的伟大。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明曼德立克如何热心为当事人服务，他说有一次曼德立克误了火车，他竟包了专车以便及时赶到法庭上为他的当事人辩护。然而兰纳德比他们都崇高，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他不但是一个伟大的法官，还是一个伟大的历史家、经济学家和改革家。虽说他是一个法官，他却毫无惧怕地参加了国民大会党的集合，而且大家对于他的贤明是那样的信任，凡是他所决定的，都没有疑问地加以接受。戈克利在描述他的先辈的这些头脑和心地的品质时，他充满了无限的欢乐。
那时戈克利有一辆马车。我一直不觉得他要一辆马车的必要性，所以有一次我问他：“你出去的时候，不能坐电车吗？
难道这就降低了领导人的尊严吗？“
他听了有点儿难过地说道：“可见你对我也不了解！我并没有拿公家的津贴用在个人安适上面。象你那样自由自在地坐着电车到处走动，我倒是很羡慕，可是我很抱歉我不能这样做。如果你也成为象我这样的知名的牺牲者，那你要坐电车到处走动，如果不是不可能，至少是很困难的。没有理由假定一个领导人所做的事情都是出于个人的舒适。我喜欢你的简单的习惯。我也尽可能过简单的生活，但是象我这样的人，有一些开销是无法避免的。”
他就这样令人满意地解答了我的一个问题，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他并没有给我满意的答复。
“可是你甚至都不出去散散步，”我说道：“你老是感觉身体不舒服，这还有什么奇怪的呢？难道公众工作就没有时间锻炼身体吗？”
“你看我什么时候有功夫出去散散步呢？”他答道。
我对戈克利极为尊敬，从来不敢和他顶嘴。这个回答虽然不能令人满意，但是我却不作声了。当时我相信，现在我还相信，一个人不论有多少工作，总得找点时间运动运动，就和吃饭一样。我的浅陋之见是，运动不但不会耗损一个人的工作能力，而且会增强这种能力。
第十八章 和戈克利相处一月（中）
我住在戈克利家里的时候，常常出门。
我曾经告诉过南非的基督教朋友们说，我回到印度以后要认识一些印度基督教徒，了解他们的情况。我早就听说过巴布·卡立恰朗·班纳济，对他备极钦仰。他积极参加国民大会党的工作，这和一般的印度基督教徒不参加国民大会党的活动而且自外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情况是大不相同的，因而我对他没有非议。我告诉戈克利我很想见他。他说：“你见他有什么好处？他是一个大好人，不过我担心他不会使你满意。
我和他很熟，如果你想见他，当然可以。“
我请他约个时间，他立刻答应了。我去看他的时候，他的夫人正卧病床上，性命垂危。他家里很简单。在大会上，我见他穿的是西服，这一回我很高兴发现他穿着孟加拉“拖地”和衬衫。我喜欢他简朴的服饰，虽然我自己当时穿的却是一件波希外衣和裤子。我不慌不忙地把困难告诉他，他问道：“你相信人生本来就有罪孽的说法吗？”
“我相信。”我说道。
“那很好，印度教不能从此得到解脱，基督教却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又接着说：“罪孽的代价是死亡，而《圣经》上说，得救的唯一道路是投靠耶稣。”
我提出《薄伽梵歌》虔诚之道的含义，但是没有结果。我谢谢他的好意，他没有满足我，但是这次会见对我却是有所裨益的。
在这些日子里，我常在加尔各答街上走来走去。我到很多地方都是步行。我会见过米特法官和古鲁达斯·班纳济爵士，我需要他们赞助我在南非的工作。就在这个时候，我还见过拉加·皮亚立穆罕·穆克琪爵士。
卡里恰朗·班纳济早就对我说过迦里神庙的事，我正急于去看个究竟，特别是在我读过许多关于这个神庙的书籍以后。于是有一天我去了，米特法官的住家也在同一个地区，所以我就在去拜访他的那天到庙里去。一路上我看见成群的羊正被赶去屠祭迦里神。成群的叫化子沿着通往神庙的小巷求乞，还有一些托钵僧掺杂其间。甚至当时我已经坚决反对施舍给那些身体强壮的叫化子。他们成群地跟着我，其中有一个人坐在走廊上。他挡住我，和我搭讪着说：“上哪儿去呀，我的孩子？”我告诉了他。
他要我的同伴和我坐下来和他谈谈。我们就坐下和他谈起来了。我问他：“你认为这种牺牲就是宗教吗？”
“谁会把杀害动物当作宗教呢？”
“那么，你为什么不宣传人们去反对呢？”
“那不干我的事，我们所要做的是拜神。”
“可是你不会另找一个地方去拜神吗？”
“所有的地方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样的好。人们就象一群羊，跟着为首的人走去。这不干我们‘沙陀’的事。”
我们没有纠缠下去，便向神庙走去。我们受到了血流成河的接待。我在那里实在受不了，既恶感又难受。那种情景我永远不能忘怀。
那一天晚上我应邀出席孟加拉朋友的聚餐会，我对一个朋友谈起这种残暴的拜神形式。他说：“羊倒不感觉到什么。那里的嘈杂声和擂鼓声把一切痛苦的感情都僵化了。”
我不能听信这种说法。我对他说，如果羔羊也会讲话，它们说的将是另一回事。我觉得这种残暴的风俗必须加以制止。我想到佛陀的故事，但是我也明白，我对这个任务是无能为力的。
我今日还持有与昔日相同的见解。我认为一只羔羊的生命，其宝贵并不下于人命。为了人身而去牺牲一只羔羊的生命，这是我所不忍为的。我认为越是弱小无助的生物，越是有权受到人类的保护，使其不受人类残暴行为的迫害。但是那些没有资格进行这种服务的人，当然不可能提供什么保护。在我能够希望拯救这些羔羊免受这种不洁的牺牲之前，我必须经历更多的自洁和牺牲。今天我认为我应当为这种自洁和牺牲而死。我一直祈祷上苍，降生伟人（不论男女）于人间，内心燃炽着神灵的慈悲，把我们从这种深重的罪恶之中拯救出来，拯救那些无辜的生物的生命，而使这个神庙净洁起来。孟加拉以它所具有的知识、聪明、牺牲和感情，怎么能够忍受这种屠杀呢？
第十九章 和戈克利相处一月（下）
那种以宗教的名义献给迦里神的可怕的牺牲增加了我想了解孟加拉人的生活的愿望。我曾经谈到和听到过关于梵教团①的许多事情。有关普拉达布·昌德罗·马俊达的生平事迹，我也知道一些。我参加过几次集会，听过他在会上的讲话。我弄到了他所写的关于克沙夫·昌德罗·沈生平的书，兴味盎然地读过那本著作，了解了沙达朗·梵教团和阿迪·梵教团的区别。我见过潘迪特·许樊纳斯·萨斯特立，还在卡达瓦特教授的陪同下去探望玛哈希·戴文德罗纳斯·泰戈尔，但是因为当时不准许他会客，我们并没有见到他。不过，我们都被邀请参加了一次就在他家里举行的梵教团的庆祝会，使我们有机会听到了优美的孟加拉音乐。从此以后，我便成为孟加拉音乐的爱好者了。
①孟如拉梵教团成立于1828年，至1886年戴文德罗纳斯担任团长，其影响乃大为扩大。他和克沙夫二人共同为梵教团设立了一个神学院，从事高等神学研究。梵教团主要从事印度教的宣传教育工作——译注。
看够了梵教团以后，要不看看史华密·维卫康纳就不可能满足了。于是我便兴高采烈地到贝禄·玛斯去，一路上大部分是步行的。我很喜爱玛斯那么一个隐居的地方。但是当我听说史华密现在住在加尔各答家里，卧病不起，不接见客人时，觉得失望而怅然。
后来我弄清楚了尼维蒂妲修女的住处，便到乔林居大厦去看她。她周围的陈设富丽堂皇，使我大吃一惊，甚至在我们谈话之中，也没有共同之处。我把这些情况告诉了戈克利，他说我同她这么一个轻浮的人谈不到一起，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我第二次会见她是在贝斯敦济·巴德夏先生家里。我进去的时候，正好碰上她和巴德夏先生的老母亲在谈话，所以我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