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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病流行的时候，检查三等乘客的健康情况是很必要的。如果大人物也愿意坐三等车，不管他们的地位如何，他们应当自动遵守穷人所遵守的规定，而铁路上的官员也应当大公无私，我的经验是，铁路上的官员并不是把三等车的乘客当作自己的同胞看待，而是把他们当作一群绵羊。他们态度傲慢，不容分说或争论。三等车的乘客必须服从官员，好象是他的奴仆似的，当官的还可以无缘无故地打他们或勒索他们，而且常常把他们弄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才把票卖给他们，有时甚至弄得他们误车误点。这一切都是我亲眼看到的。除非受过教育和有钱的人自愿屈居穷人的地位、坐三等车、不享受穷人所享受不到的待遇，而且不单单是愿意承受可以避免的艰难困苦、无礼和不公道，还得决心为消除它们而斗争，不然，改革是不可能的。
我在卡提亚华，到处都听见有人在诉说维朗坎海关的弊端。因此我决定立即利用威灵顿勋爵的建议。我搜集并翻阅一切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献，亲自证实那些意见是确有根据的，然后便和孟买政府通起信来。我去拜访了威灵顿勋爵的私人秘书，并求见勋爵阁下。勋爵表示他的同情，但是把责任推到德里身上。他的秘书说道：“如果这件事归我们管的话，我们早就把关卡撤了。这件事你得去找印度政府。”
我于是和印度政府通信，但是除了承认收到我的信件以外，什么答复也没有。直到后来我有机会见到了詹士福勋爵，这个问题才得到了解决。当我把这些事实告诉他的时候，他表示惊讶。这些情况他一点也不知道。他耐心地听我陈述，立刻打电话调阅有关维朗坎的文件，并答应说，如果当局不能说明理由或加以辩解，他就把关卡撤销。我会见他以后不过几天，便在报纸上看到维朗坎关卡已经撤销了。
我把这次事件当作是非暴力抵抗在印度的前奏。因为我去找孟买政府时，那个秘书对我在巴格斯拉（在卡提亚华）的一次演说中所提到的非暴力抵抗表示不以为然。
“这不是威胁吗？”他问道：“你以为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会在威胁之下屈服吗？”
“这不是威胁，”我答道：“而是教育人民。把解除疾苦的一切合法的方法都告诉人民，这是我的责任。一个想要自立的民族应该晓得一切获得自由的方法和手段。这通常包括暴力，而且被当作是最后的办法，可是非暴力抵抗却是一种绝对不使用暴力的武器。我认为向人们解释它的做法和界限是我的责任。我不怀疑不列颠政府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但是我也不怀疑非暴力抵抗是一个最有效的良方。”
这位聪明的秘书怀疑地点一点头，并说道：“我们瞧着吧。”
第四章 圣提尼克坦
我从拉奇科特赶到圣提尼克坦去。那里的师生热烈地欢迎我。欢迎会是朴素、艺术和爱的美丽的结合。我在这里第一次会见了卡卡萨希布·柯列卡。
当时我还不晓得柯列卡为什么叫做“卡卡萨希布”。后来我才知道我在英国一个很好的朋友、现在巴洛达邦举办一所叫做“甘伽纳斯学院”的柯沙福劳·德希潘特先生，为了给他的学院创造一种家庭气氛，常常给教师们起一些家庭名字。柯列卡先生在那里教过书，所以叫做“卡卡”（意即伯伯）。伐德克叫做“摩摩”（意即舅舅），而哈利哈尔·夏尔玛则得到“安纳”（意即兄弟）的称呼，别的人也得到类似的名称。阿难达南（史华密）是卡卡的朋友，巴特华昙（阿巴）是摩摩的朋友，后来都加入了这个大家庭，并且一个一个地成为我的同事。德希潘特先生自己常常被称为“萨希布”。他的学院被解散以后，这个家也就拆散了，但是他们精神上的联系并没有断绝，他们的别名也没有改变。
卡卡萨希布到各个院校去吸取经验，我到圣提尼克坦的时候，他正巧也在那里。金大满·萨斯特立原是同他们一起的，也在那里。他们两人帮助讲授梵文。
凤凰村的那一帮人在圣提尼克坦都分别分到了住处。摩干拉尔·甘地是他们的领导人，他的职务是叫人严守凤凰村学院所有的规矩。我看到由于他兼有爱、知识和忍耐，使他在圣提尼克坦芬芳四射。
安德禄和皮尔逊也在那里。孟加拉教员中和我们比较接近的有贾格丹南德巴布，尼巴尔巴布，孙托斯巴布，克希提穆罕巴布，纳庚巴布，沙罗巴布和卡里巴布。
我照例很快便和那里的师生打成一片，并且引导他们讨论自力更生的问题。我向教员们提出来：如果他们和学生都不雇用厨子而自己做饭，他们便可以根据学生身体上和道德上的需要管理厨房，并且可以给学生提供一个自力更生的实物教育。有一两个教员摇头表示不以为然，也有极力赞成我的意见的。也许是因为好奇的缘故，学生都欢迎这个建议。于是我们便开始实验。我请诗人发表意见，他说只要教员们赞成，他没有意见。他对学生说：“这个试验包含着自治的钥匙。”
皮尔逊为了使这次试验成功，竟不惜牺牲自己的健康。他把全副精力都投进去。他组织一批人切菜，另一批人洗米，等等。纳庚巴布和别的几个人负责厨房及其周围的环境卫生。看到他们拿着锄头去工作，我心里很高兴。
然而要指望这一百二十五名学生和老师如鱼得水地进行这种体力劳动，那就未免太奢望了。他们几乎天天都在讨论。有些人早就露出倦意，但是皮尔逊却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人。我们常见他笑容满面地在厨房内外忙碌着。他自愿担任洗涤较大的餐具。有一批学生在这批洗涤餐具的学生面前弹着“希达”①，以使他们忘却疲劳。大家都兴高采烈地做着这件事，圣提尼克坦便象蜂群聚居的地方那样显得忙碌起来。
①希达（sitar），印度一种弦乐器——译注。
象这样的变化一旦开始，总是继续发展的。不但凤凰村的人自己做饭，而且他们的饭菜极为简单。作料是不吃的。饭，豆汤，青菜甚至面粉同时放在一个蒸笼里蒸。圣提尼克坦的学生们为了改革孟加拉的厨房，也着手进行类似的试验。有一两个教员和几个学生负责进行这个改革工作。
然而这次试验进行不久便中断了。我认为这个著名的学术机构进行这一次试验，时间虽短，却没有什么损失，其中所取得的一些经验对于教员来说，是有利无弊的。
我本想在圣提尼克坦多住一些时候，但是事与愿违。我到那里不到一个星期，便接到浦那来的一个电报宣布戈克利逝世了。圣提尼克坦陷入悲痛之中。所有的人都来向我表示哀悼。他们在学院的神庙里举行了一次特别的集会来哀悼国家的损失。那是一个庄严的集会。我即日带着妻子和摩干拉尔赶赴浦那，其余的人照旧留在圣提尼克坦。
安德禄送我们到八德弯。他问我：“你以为印度也可以进行非暴力抵抗吗？如果可以，你看是在什么时候？”
“这很难说，”我答道：“我在一年之内，不打算做什么。因为戈克利叫我答应过他，要我旅行全印度以广见闻、吸取经验，在这个观察时期内，不准我就公众问题发表意见。即使过了一年，我也不急于说话或表示什么意见。因此我想在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不至于有什么非暴力抵抗运动。”
关于这一点，我还记得戈克利常常笑我一些关于印度自治的想法，并且说：“等你在印度住上一年以后，你的看法就会得到纠正的。”
第五章 三等乘客的疾苦
在八德弯的时候，我们亲身经历到了一个三等车乘客连买一张车票都要遇上莫大困难的情况。“三等车票没有那么早卖，”卖票的对我们这么说道。我去找站长，这也是一件难事。有人好心告诉我站长在那里，我便去向他诉说我们的难处。他也是作了同样的答复。后来卖票的窗子一打开，我便赶过去买票。然而买票实在不容易。有力气的才有权利，上前去买票的人不管其他人，一个个上来不断地把我挤出来。所以我差不多是第一批最后一个买到车票的。
火车进站了，上车又是一次考验。已经上了车的人和要上车的人对骂起来，你推我，我推你。我们在站台上跑来跑去，可是到处都碰上同样的回答：“这里没有位子。”我去找车守想办法，他说：“只要挤得上去你就赶紧挤上去，要不然，你就等下一班车吧。”
“可是我有急事呀，”我恭恭敬敬地答道。他没空听我的话。我实在急坏了，我叫摩干拉尔随便挤个地方，我自己则带着妻子走上二等车的车厢。车守看见我们上车了。到了阿三索尔车站，他便过来要我们补票。我对他说：
“给我们找个位子原是你的责任。我们找不到位子，所以坐到这里来了。如果你能在三等车厢里给我们找个位子，我们当然很高兴到那里去。”
“你别跟我多话，”车守说道：“我不能给你找位子。要么你就补票，不然就下车。”
我要赶到浦那，因此不打算同车守争论，就把他要补的车钱付给他，然而受到这种不公平的待遇我却非常气愤。
第二天早上车抵莫加尔沙莱。摩干拉尔设法在三等车厢里弄到了一个坐位，我便搬过去。我把所有的事实都告诉查票员，请他开个条子证明我在莫加尔沙莱便搬到三等车厢来。他却不肯开证明。我又把这情形去向铁路当局陈述改正，得到这样的回答：“照规矩没有证件是不能退费的，但是我们对你可以例外。不过，从八德弯到莫加尔沙莱的补票费是不退的。”
自此以后我乘坐三等火车的经验，如果全部写下来，就很容易地写一本书。因此我只能就便在这几章里提一提。由于身体健康的关系，我不得不放弃乘坐三等火车的做法，这是我终生的大憾事。
三等车乘客的疾苦无疑是由于铁路当局的高压手段造成的。但是乘客本身的粗野、肮脏，自私和无知也不能辞其责。可惜的是他们往往并不觉得自己不雅、肮脏或自私。他们以为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极其自然的。所有这一切的根源，都在于我们这些“受过教育”的人对他们漠不关心。
我们到卡利安时，已是疲惫不堪。摩干拉尔和我从站上的水管里弄了一点水来供让我们洗澡。我正设法找地方给我妻子洗澡时，印度公仆社的高尔先生认出了我们，他走过来。他也是到浦那去的。他建议让我的妻子到二等车厢的浴室去洗澡。我不想接受这个殷勤的好意。我知道我的妻子没有权利到二等车厢的浴室去洗澡，但是最后我还是接受了这种不相称的做法。我明白一个崇奉真理的人是不应该这么做的。这倒不是因为我的妻子非到那里去洗不可，而是因为做丈夫对自己的妻子的偏爱胜过了他对真理的尊崇。《奥义书》说：真理的脸隐藏在玛耶的金纱幕后。
第六章 追求
到了浦那参加葬礼以后，我们自然而然地讨论了印度公仆社的前途以及我是否应当加入的问题。这个入社的问题，对我来说，的确是个棘手的问题。戈克利在世的时候，我用不着请求入社。我只要服从他的意愿就行了，这正是我所乐意的。现在我既已投身于波涛汹涌的印度公众生活中，便不得不有一个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