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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奥德耶爵士（Sir Michael O‘Dwyr）是当时旁遮普省的省督，他被认为是那一次阿姆里察大屠杀的刽子手——译注。
我们到了苏拉特。在这里，我被交给另一个警官看守。我们到孟买的时候，这个警官对我说：“你现在恢复自由了。”但他又接着说：“你最好是在海滨车站下卓，我可以叫火车在那里停一停。科拉巴车站可能有很多人拥在那里。”我告诉他我将乐于遵从他的安排。他听了很高兴，并且向我道谢。到了海滨站，我便下车了。有一个朋友的车子刚好从那里经过，他把我带到雷瓦沙卡·捷维礼家里。那位朋友告诉我说，我被捕的消息引起人民极大的愤怒，他们差不多激动到了发疯的地步。他又说：“在白敦尼附近，随时可能发生暴乱，县长和警察都已经赶到那里去了。”
我刚刚到达目的地，乌玛尔·苏班尼和安娜舒亚朋便赶来，要我立即坐汽车到白敦尼去。他们说：“人民已经忍不住了，他们十分愤懑，我们无法使他们安静下来，只有你亲自出马才行。”
我马上上车。在白敦尼附近我看见一大堆人挤在那里。人们一见我便欣喜若狂。他们立刻结成队伍，空中响彻了“祖国万岁”和“上帝至上”的呼声。在白敦尼我们看见一队骑马的警察。砖头象雨一样自天而降。我要求群众镇静，可是看起来我们似乎逃避不了砖头的袭击。当游行队伍经过阿布杜尔·拉赫曼大街，正要走向克罗福特市场的时候，突然发现有一队骑马的警察挡住了他们的去路，阻止他们进一步向要塞的方向行进。群众挤得水泄不通，他们几乎突破了警察的警戒线。在这广大的人群中，我的声音决没有被听见的可能。正在这个时候，骑兵警察的警官便下令驱散群众，于是马队便立刻向群众冲过来，一边跑一边挥舞着枪矛。当时我以为我要受伤了。其实我所担心的并没有根据，因为枪矛挥过来的时候，只不过擦上汽车罢了。游行的队伍不久便被冲散了，他们在慌乱之中，马上成为一堆乱民。有的被人践踏，有的被人挤伤了。在那鼎沸的人海中实在没有让马走过的空隙，也没有让群众可以散开的出路。于是骑士们便在人群中横冲直撞，杀开一条去路。我很难想象他们会明白自己是在干什么。整个事情呈现出一种极端恐怖的景象。骑士和人民在疯狂的混乱中乱成一团。
就这样群众被驱散了，游行队伍的前进被挡住了。我们的汽车获准前行。我在警察局门前停下来，进去向警察局长控诉警察的暴行。
第三十二章 难忘的一周！（下）
于是我走进警察局长格立菲斯先生的办公室。在通达局长办公室的楼梯上布满了全副武装的士兵，象是在准备军事行动。走廊里的空气非常紧张。当我被引进办公室的时候，我看见鲍林先生坐在格立菲斯先生身边。
我把我所看见的情景对这位局长描述了一番。他简略地答道：“我不让游行队伍向要塞行进，因为在那里难免发生骚乱。而当我看到人们不听劝告的时候，我只好下令骑警把群众冲散。”
“可是，”我说道：“你知道后果会是怎样的。那些马一定会踩着人。我以为完全没有必要派骑警去镇压人民。”
“你不能这样断言，”格立菲斯先生说道：“我们当警官的比你更懂得你的主张对人民发生的影响。如果我们不采取断然的措施，局面会发展到我们无法控制的地步。我告诉你，人们一定不受你的控制。他们很快就会接受服从法律的思想；他们无法了解保持和平的责任。你的用意我是不怀疑的，可是人们不会懂得你的意图。他们好受本能的驱使。”
“我不能同意你的说法，”我答道：“人民的天性不是凶暴的而是和平的。”
于是我们就这样辩论起来。最后，格立菲斯先生说道：“如果你确知人们已经不听你那一套说法，你又将怎么办呢？”
“如果我确信情况真是这样，我就要停止文明的不服从运动。”
“这是什么意思？你对鲍林先生说过，你一获释还要到旁遮普去。”
“是的，我原来打算搭下一班火车去。但是今天已经不行了。”
“如果你能耐性一点，你就一定能得到上述的信念。你知道阿赫梅达巴现在发生了什么事了吗？你知道阿姆里察已经发生了什么事了吗？人们到处差不多象是发疯了。我还没有掌握所有的事实。有些地方电线被割断了。我告诉你：所有这一切骚动都应当由你负责。”
“我可以向你保证，凡是我发现我有责任的地方，我一定负责。但是如果我发现阿赫梅达巴也发生骚扰，我将极为痛心和惊讶。我不能为阿姆里察负责，因为我没有到过那里，那里也没有人认识我。但是就算是在旁遮普，我也相信如果不是旁遮普的政府阻止我入境，我对于维持那里的治安，一定可以有不少帮助。但是他们不让我入境，反而不必要地激怒了人民。”
我们就这样絮絮不休地争论下去。我们是不可能取得一致看法的。我告诉他我打算在乔巴蒂举行一次群众大会，我要向人民讲话，要他们保持平静，接着我就向他告别。群众大会是在乔巴蒂海滩上举行的。我详细说明非暴力的责任和非暴力抵抗的界限，并且说道：“非暴力抵抗本来是诚实的人的一种武器，一个非暴力抵抗者要坚守非暴力的原则，而且除非人民在思想上、言论上和行动上都遵守这个原则，我便不能进行群众性的非暴力抵抗运动。
安娜舒亚朋也接到了阿赫梅达巴发生骚动的消息。有人还散布谣言，说她也被捕了。纺织工人听说她被捕都气得发疯了，他们举行了罢工，采取了暴力行动，打死了一名警官。
我赶到阿赫梅达巴去。我听说有人企图把纳提亚车站附近的铁轨拔掉，维朗坎有一个政府官员被杀害，阿赫梅达巴正在戒严。人民惊慌得不得了。他们曾经放肆地采取暴力行动，现在轮到他们来还债了，而且还得加上利息。
车站上有一个警官等着我，把我护送到警察局长普拉特先生那里去。我发现他神色激怒，我温和地和他说话，并向他表示我对当地的骚动感到遗憾。我说明戒严是不必要的，并宣布我愿意和他合作尽力恢复和平。我要求他准许我在沙巴尔玛第学院的广场上举行一次群众大会。他同意我的建议，大会大概就是在4月13日、星期日举行了，戒严令也就在那一天或第二天撤销了。我向大会讲了话，我极力想叫人们明白他们的错误，并宣布我自己将绝食三天以示忏悔，呼吁人民绝食一天，还建议那些犯有暴行罪过的人承认自己的罪过。
我对自己的责任是看得非常明白的。我忍受不了的是，工人们也参加了暴乱，因为我们相处很久，并且我曾为他们服务，对他们寄过很大希望，他们犯了罪，我感到我自己也应分担一份。
我一方面建议人民承认罪过，另一方面也建议政府宽恕他们的罪过。但是双方面都不接受我的意见。
已故罗曼白爵士和阿赫梅达巴的其他朋友们前来吁请我停止非暴力抵抗运动，其实他们呼吁是不必要的，因为我已下定决心，在人民没有学会和平的教训以前，停止进行非暴力抵抗运动。那几位朋友高兴地走了。
然而，另外有一些人对这个决定却很不高兴。他们觉得，如果我到处都要求和平并把它当作发动非暴力抵抗的一个先决条件，那么群众性的非暴力抵抗运动就不可能发动起来。很抱歉我不能同意他们的意见。如果曾经同我进行过工作的人和我曾指望能够服从非暴力的原则并且能够自己受苦的那些人都不能放弃使用暴力，那么非暴力抵抗运动当然是不可能的。我坚决认为，那些要领导人民进行非暴力抵抗运动的人应当能够把人民保持在所希望于他们的非暴力界限以内。直到今日，我还持有这同样的意见。
第三十三章 “一个喜马拉雅山般的错误”
阿赫梅达巴的群众大会一结束，我便立刻到纳提亚去。我在这里第一次用了“喜马拉雅山般的错误”这个形容词，后来这个形容词便广泛流传开来。在阿赫梅达巴的时候，我就已经隐约感觉到自己错误。然而到了纳提亚，看到实际情况和听到凯达县有很多人被捕的报告以后，我才恍然大悟，正如我现在所感到的一样，我号召凯达县和其他的地方过早地发动文明的不服从运动，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在一个群众大会上讲了话。我承认铸成了大错，这件事招来了不少的嘲笑。但是我绝不后悔我承认错误，因为我始终相信，只有我们用放大镜来看自己的错误，而用相反的方法来对待别人的错误，才能对于自己和别人的错误有一个比较公正的评价。我还以为一个打算实行非暴力抵抗的人，更应当兢兢业业地遵守这个原则。
现在我们来看看喜马拉雅山般的错误是怎么回事吧。一个人在适合进行文明的不服从以前，他必须先自愿地和尊重地服从国家的法律。在通常的情况下，我们所以服从法律，是因为害怕犯法受罚，尤其是对于那些不包含道德原则的法律，更是这样。例如一个正直的受人尊敬的人决不会突然偷东西，不管是不是有什么禁止偷窃的法律，可是就是他这同一个人对于遵守在夜里骑自行车必须开灯的规则，却不感到什么不对。确实，他是否能够很好地接受别人对他在这方面的善意劝告，是值得怀疑的。但是如果要避免因犯规应受的处分的麻烦，他就得遵守这一类带有义务的法规。这种顺从却不是一个非暴力抵抗者所应有的有意识的和自动的服从。一个非暴力抵抗者终是有意地自觉地服从社会上的法律，因为他认为这样做是他的神圣职责，只有当一个人能够这样小心翼翼地服从社会上的法律，他才能够判断哪些具体的法律是好的和公正的，哪些是不公正的坏的。只有这样他才有权利在明确限定的范围内进行文明的不服从运动。我的错误就在于我没有遵守这个必要的限度。在人民还没有取得这些资格以前，我便号召他们发动文明的不服从运动，这个错误在我看来就象喜马拉雅山那么大。我一进入凯达县境，当年进行非暴力抵抗运动的一切往事又重新涌现在我的眼前，我感到惊奇的是，为什么这样明显的事情我却没有觉察到。我现在明白了，人民在适合进行文明的不服从运动以前，必须透彻了解文明的不服从的深刻含义。所以在重新发动一次群众性的文明的不服从运动以前，必须先建立一队久经考验、心地纯洁而又完全了解非暴力抵抗的严格条件的志愿人员。他们可以向人民说明这些原则，并且日以继夜警惕着正确执行。
我怀着这些思想到达孟买，通过当地的非暴力抵抗大会成立了一个非暴力抵抗者志愿队，在他们的帮助之下开始教育人民的工作，使人民明白非暴力抵抗的意义及其内在含义。
这主要是靠印发关于这个问题的有教育意义的小册子。
然而当这个工作正在进行的时候，我就看出来要使人民对非暴力抵抗的和平方面发生兴趣，确实是一件艰苦的任务。应征担任这个工作的志愿人员也不多。就是那些报名真正参加了的人，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进行经常的有系统的训练，而且日子一久，担任这个工作的人不是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