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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我对他说：”我看不出有妥协的希望，如果我提出我的议案，会上就会引起分裂，那就得进行表决。然而我在这里看不出有什么好办法。在大会的公开会议上，我们一向是采取举手表决的方式，正式代表和列席旁听的人因此很难区分，而在这样的大会上我们还没有找到进行计算表决的方法。所以即使我想分别进行表决，既没有这种条件，也看不出有什么意思。“但是拉拉·哈基山拉尔来给我解了围，他决定采取必要的安排。他说：”进行表决那一天，我们不准旁听的人进入会场。至于计算票数，我有办法。但是你千万不能离开大会。“
我只好屈服了；我把议案写好，胆战心惊地准备在大会上提出来。潘迪特·马拉维亚吉和真纳先生打算加以赞助。我看得出来，我们的意见分歧虽然并没有产生恶感的任何迹象，而我们的发言虽然都是根据冷静的推论，但是意见分歧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人们所不能容忍的；这使他们痛心，他们要求全体一致的意见。
甚至当发言正在进行的时候，主席台上也在酝酿解决意见分歧的办法，领导人之间也在为了这个目的而自由地交换纸条。马拉维亚吉想尽种种方法，要把鸿沟消除，正在这个时候，捷朗达斯递了一个修正案给我，用他那亲切的态度，请我设法避免使代表们陷于分裂的困境。他的修正案正合我的意思。马拉维亚吉的眼睛已经在向各方探索希望之光。我告诉他捷朗达斯的修正案在我看来似乎双方都可以接受。接着看这个修正案的是罗卡曼尼亚，他说：“如果西·勒·达斯同意，我也不反对。”德希班度后来终于软化了，他望了比彬·昌德罗·巴尔先生一眼，象是在要求他的支持。马拉维亚吉满怀着希望，他抢过那一张修正案的纸条，在德希班度还没有说出肯定的“行”以前，就向大会嚷道：“代表弟兄们，你们一定乐于知道，妥协已经达成了。”那时的情景实在无法形容，会场里响起热烈的掌声，而听众的阴暗的面孔立即露出了快乐的光辉。
修正案的全文用不着说明了。我在这里的目的只是在于说明这个议案是怎样通过的，作为我在这几章里所谈到的一部分经验。
这次的妥协进一步加重了我的责任。
第三十八章 国大党的入党礼
我应当认为我参加国民大会党的阿姆里察会议是我真正参加了国大党的政治活动。我出席过去的几届年会，只不过是为了要重申我对于国大党的忠心罢了。在那种情况下，除了仅仅是私人事务以外，我从来不曾感到有什么工作需要我去做，而且自己也不希望做更多的事。
我在阿姆里察的经验说明，也许有一些事情我是有一点能力做的，而且对于国大党是有用的。我已经看出，我在旁遮普所进行的调查工作，已故罗卡曼尼亚、德希班度、潘迪特·莫迪拉尔等领导人是很高兴的。他们常常邀请我参加他们的非正式集会，我发现他们在这种集会里，讨论和构成提案委员会的议案。只有那些得到领导人特别信任以及他们的服务是为领导人所需要的人，才能得到邀请参加这种集会。在这种集会上，有时还有一些不相干的人来参加。
第二年有两件事情引起了我的兴趣，因为我对这两个问题有一点癖好，一个是纪念嘉里安瓦拉花园的大屠杀。国民大会党已经通过了一个决议，得到热烈的支持。为此必须募集五十万卢比以上的基金。潘迪特·马拉维亚吉在公众事业中享有群丐之王的声誉。但是我知道就这方面来说，我比他差不了多少。我在南非的时候发现我有这方面的能力。我没有马拉维亚吉那种向印度权贵们募集大宗款项的那种无可比拟的魔术。然而，我知道为了建立嘉里安瓦拉花园纪念堂而向王公们募捐是不成问题的。正如我所预料的，募捐的主要责任就这样落到我的肩上。慷慨的孟买市民捐献了大量的款项，而纪念堂的基金至今在银行里还有一笔相当可观的余款。然而今天全国所面临的问题却是在那个地方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纪念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印度教徒，穆斯林，锡克教徒绞尽了脑汁。这三个教派的人不但不能在和谐和仁爱中团结一致，却在那里公开地互相攻击，以致如何应用这一笔纪念基金的问题，整个印度都没有办法。
国大党可以利用我的另一种能力就是起草文件。国大党的领导人发现了我有把问题简炼地表达出来的能力，这种能力我是在长期的实践中锻炼出来的。当时国大党的党章是戈克利的遗作。他拟定了几条规章作为国大党这个机构运用的基础，制定这些规章的有趣的历史是戈克利亲自告诉我的。然而由于国大党的事务越来越繁重，现在大家都感到这些规章已经不能适应需要了。这个问题年复一年地被提出来。那个时候国大党在闭会期间事实上并没有什么机构进行日常工作或者处理在这个期间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现存的规章规定有三个书记，但是事实上只有一个书记做实际工作，而且还不是专职干部。他一个人单枪匹马，怎么能够照顾国大党的党部，考虑未来的工作，或者承担国大党上届大会所规定的今年的任务呢？所以在那一年内，大家都觉得这个问题比往常更加重要了。国大党大会是一个非常臃肿的组织，讨论公众的事务很不方便。大会对于代表人数毫无限制，对于各省代表的人数也没有规定。对于这种混乱的情况，大家都觉得有绝对的必要进行一些改进。我答应在一个条件下承担修订党章的责任。我明白当时有两个领导人，即罗卡曼尼亚和德希班度，对群众有极大的影响。我的条件是，作为人民的代表，他们应当参与修订党章委员会的工作。但是他们显然没有时间亲自参加修订党章的工作，因此我建议委员会里应有两个享有他们信任的人同我一齐工作，委员会的委员不超过三人。这个建议被已故罗卡曼尼亚和已故德希班度所接受，他们分别提名克尔卡和埃·比·沈先生作为他们的代表。党章委员会连一次会也没有开成，但是我们依靠通讯互相商讨，最后提出了一个一致同意的报告书。我认为这个党章有一定的可以自豪的地方。我以为如果我们能够完满地制定出这个党章，这个事实本身就可以为我们带来自治。就因为有了这种责任感，所以我说我已经真正加入了国大党的政治活动。
第三十九章 土布运动的诞生
1908年我在《印度自治》一书中把织布机或纺车描画为救治印度的日益增长的贫困的万应药膏，那时我并不记得我曾经看见过那些东西。在那本书里，我以为任何可以使印度广大群众摆脱其极度贫困的，在同一过程中也就可以使他们得到自治。就是到了1915年我从南非回到印度的时候，我也没有真正看见过一具纺车。非暴力抵抗学院在沙巴尔玛第成立以后，我们弄到了几部织布机。可是一开始我们就遇到了困难。我们所有的人，不是自由职业者，就是做生意的，没有一个人是懂得手艺的。在我们还没有使用织布机以前，我们需要找一个纺织专家来教我们纺织。后来我们从巴兰埔找到了一个人，可是他并没有把他的手艺全部传授给我们。然而摩干拉尔·甘地却不肯就此罢休，他有运用机械的天才，不久便精通了这门手艺，于是便在学院里一个一个地把新的纺织者训练起来了。
我们自己所规定的目标是要用自己的手织出我们衣着所需要的全部布疋。因此我们决定不用纺织厂生产的细布，学院里的全体人员都要穿用印度土纱和土法织出来的粗布。这个实践使我们获得极为丰富的经验。这使我们通过直接的接触，了解到纺织工人的生活状况，他们的产量的限度，采购棉纱的困难，受人欺诈的苦处，以及最后他们债务日增的情况。我们还不可能一下子就生产出我们所需要的全部布疋。因此就只好向织布手艺人购买欠缺的部分。然而用印度纺纱厂的棉纱所织成的现成布疋却不是容易可以从布商或织布人本人那里买得到的。织布工人所织成的所有的细布都是采用外国棉纱，因为印度的纺织厂并不生产细纱。就是到今天，印度纺纱厂所生产的细纱也很有限，最高级的细纱则根本纺不出来。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后才找到几个织布工人愿意给我们纺本国棉纱，唯一的条件就是学院必须全部包购他们所生产的布。我们这样用纺纱厂的棉纱所织出来的布做衣服，并在朋友中间广为宣传，就使我们自己成为印度纺纱工厂自愿的代理人了。这反过来又使我们同纺纱厂有了接触，并使我们有可能了解一点他们的经营情况和困难。我们明白纺纱厂的目标是越来越多地采用他们纺出来的棉纱来织布；他们同土布纺织工人的合同并非出于自愿，而是无可奈何的，临时的。我们对于还不能纺自己的棉纱这件事，觉得很不耐烦。事情很清楚，除非我们能够自己纺纱，依赖纺纱厂的情况就无法改变。我们并不认为继续充当印度纺纱厂的代理人，会对国家有什么好处。
无尽的困难又向我们袭来。我们既弄不到纺车，也找不到一个纺工来教我们纺纱。我们学院里倒有几个卷棉纱的轮子和纺织线轴，可是我们没有想到这些也可以当作纺车用。有一天卡里达斯·贾维礼发现有一个妇女，愿意给我们表演一下纺纱的手艺。我们便派了学院里一个擅长学习新事物的人到她那里。然而就连这个人也没有找到这门手艺的窍门而徒手归来。
光阴蹉跎过去，我也越发不耐烦了。每逢碰到前来学院参观的似乎懂得一点纺纱手艺的人，我都向他打听有关这门技术的许多问题。然而这门技术只限于妇女才懂得，而且差不多要绝迹了，如果偶然还有这样的人生存在某个阴暗的角落里，也只有少数妇女可能知道在哪里。
1917年，我被几个古遮拉特朋友拉去主持布洛亚赤教育会议。我在那里发现了那位异乎寻常的妇人甘嘉朋·马兹蒙妲。她是一个寡妇，但是她的事业精神是无限的，她所受的教育，按照教育的普通意义来说，并不算多。然而以胆量和常识而论，她却胜过一般受过教育的妇女，她已经摆脱了不可接触制度的陈规，无所恐惧地在被压迫的阶级中活动并为他们工作。她能够自己谋生，她的需要也很简单。她有一个饱经风霜的身体，无论到哪里去都用不着有人护送。她善于骑马。我在戈德罗会议上对她有了更深切的了解。我向她倾吐了关于纺车的苦楚，她答应要为我们进行认真而不断的搜寻，找一个纺车，这使我如释重负。
第四十章 终于找到了！
最后，甘嘉朋遍访古遮拉特，总算在巴洛达邦的维嘉埔找到了纺车。那里有很多人家都有纺车，但是久已把这些纺车当作废材，束之高阁。她们对甘嘉朋表示，只要有人答应经常供给纺织的棉条，并购买她们所纺出来的棉纱，她们便预备重理纺纱业。甘嘉朋把这个可喜的消息传给我，供给棉条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乌玛尔·苏班尼（现已故），他立即叫他的工厂供给足够的棉条，这便解决了我们的困难。我把乌玛尔·苏班尼所供给的棉条送到甘嘉朋那里，不久棉纱便出来，其产量之多，使我们穷于应付。
乌玛尔·苏班尼先生倒是非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