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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动作很文明，也有相当的力道，这也许是当年刘琨放还石勒的母亲、石勒有投桃报李的意思在吧。石勒写信请求互派大使并开展贸易，祖逖采取了模糊应对法，对开展贸易的请求，睁一眼闭一眼，“听其互市”，但是不回信不落字据——因为朝廷肯定有帮人在积极寻找祖逖里通外国的证据。这也算是古代的“政冷经热”吧。
真正的爱国者往往也是现实主义者，祖逖要打仗要养活部曲，必须得有钱，而且得有快钱。祖逖利用双方军事对峙而炒高的物价大做生意，于是乎“公私丰赡，士马日滋”。这个时候，祖逖是不会喊抵制“赵货”的。
祖逖和石勒倒是依稀有当年羊祜和陆抗的范儿，可惜司马睿不是司马炎。朝廷派一个叫戴若思的为都督，都督祖逖。姓戴的是吴人，一副雍容之态，祖逖认为他不可能和自己一样玩了老命也要恢复北方，所以“意甚怏怏”，郁闷加不爽。
司马睿登基做了皇帝，有一个工程是必须完成的，那就是修建太庙，弄个拜祭祖宗的地方。尚书令刁协等认为，这个太庙毫无疑问应该修建在洛阳，司徒荀组是武帝时宠臣荀勖的儿子，也是愍帝的舅舅，在愍帝时就担任司徒，他从抗胡前线跑回来，得了恐胡症，他说：“汉献帝都许，即行郊祀。何必洛邑！”拿亡国之君汉献帝作譬喻，司马睿不仅不恼，反而痛快地接受了这个惯例。
司马睿还有一个政策，就是侨置州县，在南方划出一些地方，以北方沦陷的州郡命名，表面似乎是不忘故国，志在恢复，实际上等于是偏安于“微缩全国”。侨置还给我们后世的读史人添加了好些麻烦，经常看到某人“都督某州诸军事”，以为他在北方，其实是在南方遥领此州，管辖的是“微缩某州”。
老蒋到台湾后，没有明显的侨置省县，但是坚持台湾设省，另外搞了“侨置国大代表”，也叫“万年国代”，就是让迁台的原国大代表，一直代表其在大陆的选区选民，至死方休。
蒋介石死后，暂厝（cuo）不葬，蒋经国也一样厝而不葬，父子灵柩停在台湾，原是宣示“反攻大陆”之誓死决心的，现在反而成了大陆方面稀缺的统战资源，为两蒋选坟造墓成了大陆乐为之事。在台湾的“万年国代”恐怕也已凋零殆尽，和“中华民国”管辖地盘一样大的“台湾省”也让李登辉给废了。
世事沧桑，统合分离，国人大一统的观念已深入骨髓，所以对古往今来的分分合合都有鲜明的是非判断。
第10章 驸马爷王敦（）
中宗元皇帝大兴三年（公元320年）
帝之始镇江东也，敦与从弟导同心翼戴，帝亦推心任之。敦总征讨，导专机政，群从子弟布列显要，时人为之语曰：“王与马，共天下。”后敦自恃有功，且宗族强盛，稍益骄恣，帝畏而恶之。乃引刘隗、刁协等以为腹心，稍抑损王氏之权，导亦渐见疏外。
中书郎孔愉陈导忠贤，有佐命之勋，宜加委任；帝出愉为司徒左长史。导能任真推分，澹如也，有识皆称其善处兴废。而敦益怀不平，遂构嫌隙。
晋室南渡，史称“中兴”。但是这个中兴的政权，从一开始就陷入了重重难解的矛盾、冲突之中。
汉胡矛盾当然是一个主要矛盾，但是怎么对待胡人，又引发了汉人内部的分裂，那就是“北伐派”和“偏安派”的矛盾。要不要恢复故土、挥师北伐一直是东晋朝廷争论的话题，一系列的权力斗争也为此展开。
南人与北人的矛盾，也是伏线千里，绵绵不绝。司马睿政权是“外来政权”，有政治上高压强势的一面，也有社会基础薄弱的一面；南方士族有服从妥协的一面，也有对抗和冷漠的一面。
皇帝（主张君权归一的刘隗、刁协）、北方大士族（王敦、王导）、相对来说的北方寒族（祖逖、温峤）、愿意合作的南方士族（贺循、顾荣、纪瞻等）、不愿意合作的（周玘等），还有地方实力派（如河西张寔、被排挤到广州的陶侃等）……政治光谱『色』彩斑驳，在不同的问题上，因利益和立场随时组合成不同的阵营，然后展开博弈和斗争。
矛盾最激烈，最无法妥协的，也是最先化脓揭盅的是王与马。在中国古代，也有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儒家倡导的忠君思想，坚持国强民弱的经济路线，坚持权贵专制的独裁体制，坚持皇帝一人的绝对领导。必须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国家才能维稳，而最核心的就是皇帝掌权、皇帝独裁、皇帝乾纲独断，皇帝不掌实权不能独裁，维稳是很困难的。
“敦总征讨，导专机政”，这等于严重分削了皇帝司马睿的权力，“共和”这俩字，在专制中国是从来不存在的。君主和权臣，必须有一方是绝对主导，要么君主是傀儡，要么臣子是肱股，如果双方都想主导权力，那必须得动武或以武力相威胁，这个矛盾必先解决，然后才能言其他。
王敦，字处仲，他爹叫王基，他爷爷叫王览，他大爷爷叫王祥，他亲伯伯叫王裁，他堂弟叫王导。
王敦还有一个绝对牛的身份，他乃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女婿，也就是戏文里让傻小子们最羡慕的驸马爷。
王敦『性』格天生一个“忍”字，《晋书·王敦传》载：
时王恺、石崇以豪侈相尚，恺尝置酒，王敦与王导俱在坐，有女伎吹笛小失声韵，恺便驱杀之，一坐改容，敦神『色』自若。他日，又造恺，恺使美人行酒，以客饮不尽，辄杀之。酒至敦、导所，敦故不肯持，美人悲惧失『色』，而敦傲然不视。导素不能饮，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强尽觞。导还，叹曰：“处仲若当世，心怀刚忍，非令终也。”
王恺是个没人『性』的浑蛋，王敦则是超冷血的忍者乌龟，『性』格字典里没有“不忍心”这三个字，打悲情牌对他永远没用。
战『乱』以来，族兄王衍提拔他为青州刺史，司马越后来又任他为扬州刺史。南渡后，司马睿召为安东将军和军咨祭酒，后来又复任扬州刺史。时有蜀人杜彛鳌郝摇唬醵匾郧仔哦教召⒅芊玫忍侄牛艔｜灭后，王敦势力大长，为江州刺史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
魏晋间，有“都督一州或数州诸军事”之职，等于二战期间中国的战区司令，后来，都督一州和数州都不过瘾，遂有“都督中外诸军事”，那就是从中央到地方、正规军预备役，包括土八路民兵都归俺领导指挥了。中国一直是皇政、军政不分，军权含金量最高，如果军职跨越行政区域，那么此间的地方官就等于降格为军需官了。
王敦都督数州，相当于军委常务副『主席』，世有诸胡，遂使王敦称雄，想来王敦王处仲是不愿意北伐的，外面有军事威胁，我即可心拥兵自重。祖逖也好，王敦也罢，抛除个人的理想信念，现实帮他们算出的利害损益就是这个样子的。
从王敦的成长史就可以看出，他有今天的地位是天经地义的，司马睿提拔他，在他看来不是施恩而是报恩，不是奖掖而是酬谢，而且是报恩报得不够、酬谢谢得不足。
王导心里有君臣名分，所以只要掌握实权，天天给司马睿打卡上班是愿意的；王敦心里没有领导，老想着改选董事会，把司马家的股份摊薄再摊薄——把司马氏直接踢出去，他又没这个胆，王敦有实力却没有胆略，最后让他纠结不已的就是这个问题。
第11章 妄人王敦（）
中宗元皇帝永昌元年（公元322年）
戊辰，敦举兵于武昌，上疏罪状刘隗，称：“隗佞邪谗贼，威福自由，妄兴事役，劳扰士民，赋役烦重，怨声盈路。臣备位宰辅，不可坐视成败，辄进军致讨。隗首朝悬，诸军夕退。昔太甲颠覆厥度，幸纳伊尹之忠，殷道复昌。愿陛下深垂三思，则四海乂（yi）安，社稷永固矣。”沈充亦起兵于吴兴以应敦，敦以充为大都督，督护东吴诸军事。敦至芜湖，又上表罪状刁协。帝大怒，乙亥，诏曰：“王敦凭恃宠灵，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见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亲帅六军以诛大逆，有杀敦者，封五千户侯。”敦兄光录勋含乘轻舟逃归于敦。
史书称，王敦举兵前，最忌惮两个人，一个是我们熟悉的祖逖，另一个叫周访，说只要他们俩活着一个，王敦都不敢有小动作。其实王敦忌惮的不止他们俩，继周访任梁州刺史的甘卓，被排挤到广州的陶侃，还有被司马睿特意安排到湘州（今长沙）的宗室司马承，周边有兵的州郡，都有可能奉命勤王，如果能协调行动，绝对够王敦喝一壶。
但是，甘卓首鼠两端，司马承虽然慷慨，但湘州疲弊，司马承经营的时间又短，也没有多大实力，司马睿在方镇中能靠上的，只有从合肥调回来的戴渊（任司州刺史驻合肥）和刘隗（时任青州刺史驻淮阴），在朝中可以依赖的是尚书令刁协和尚书左仆『射』周。
王敦举兵，居然派人邀请甘卓、司马承一起行动：“同去同去！”这是一石二鸟之计：如果能裹挟上他们最好；如果不能，主动通知他们我王敦进军建康，以“清君侧”之名扫除反抗者，也颇有震撼效果，免得两个人从侧后面进攻或『骚』扰。
王敦举兵犯上，最关键的是师出无名，没有清晰的战略目标。站在王敦同志的立场，从王敦同志的利益出发，我们替他想到的只能是：
一、打到建康去，建立新中国，推翻司马氏，自己做皇帝。
二、清除和压制皇帝身边的所有力量，像董卓、曹『操』或司马氏一样，控制朝廷，待以时机。
三、反弹皇帝的排挤行为，但继续以司马氏为核心，确保“王与马共天下”的格局不受挑战，确保王氏家族的既得利益不受侵犯。
王敦在后来临死前的政治遗嘱里，他是这么给世子王应（王敦哥哥王含的儿子）、亲信钱凤、沈充等交代的：
“非常之事，岂常人所能！且应年少，安可当大事。我死之后，莫若解众放兵，归身朝廷，保全门户，此计之上也。退还武昌，收兵自守，贡献不废，亦中计也。及吾尚存，悉众而下，万一侥幸，计之下也。”
其实，王敦潜意识里的真正目标，只是“保全门户”，这一点是他快要死了才琢磨过来的，这是人之将死，其志也明，人总到死的时候才明白什么是符合自己最大利益的上策；割据武昌，且“贡献不废”，这是和司马家撕破脸以后，既要武装独立保护自己，又想承认皇上的领导，妄想妥协共存，这种情形即使存在也难持久；“万一侥幸”在王敦看来是“计之下也”，改朝换代从一开始就没有放在战略首位。
事情调过来看，我们替王敦同志搞清楚了，他是想达到上述第三的目标，但是他的行动，不论当时还是现在，只能解读为以目标一或二的叛逆造反行为。
太子中庶子温峤问周：“王大将军此举疑似是要清除刘、刁等，不会还有别的什么活思想吧？”
周回答：“我们老板不是什么尧、舜之类的圣君，怎么能没有过失？但是作为职业经理人怎么能够稀释老板的股份，要把老板赶出公司？这样的行为，不是造反是什么？唉，王处仲同志心里没有领导，他的野心鬼知道有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