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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回答：“我们老板不是什么尧、舜之类的圣君，怎么能没有过失？但是作为职业经理人怎么能够稀释老板的股份，要把老板赶出公司？这样的行为，不是造反是什么？唉，王处仲同志心里没有领导，他的野心鬼知道有多大！”
司马睿既称“中兴”，又喜欢《韩非》，肯定不能长期容忍“王与马共天下”的格局，这种状态不是皇帝专制的正常状态，司马睿想有所作为，进行一些调整和改变，这是他本身利益决定的，也是秦始皇创立的帝国体制的内在要求，要坚持一帝独裁的基本原则，司马睿就必须这么做。
王敦要么做打工仔或小股东，要么造反做新公司的创始人。皇帝和大臣，即使是再牛的士族，也不可能做到半斤八两相互制约肝胆相照长期共存，就是现在的民主国家，两个政党也只是轮着上庄，不能混在一起共同掌权，我们可以想象美国的共和民主两党选出那么七八个常委长期领导美国吗？
王敦带着兵“保全门户”，想拿着刀做稳奴才，这在中国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悖论，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要想做稳奴才就只能屈膝摇尾。
吕思勉评价王敦是个“妄人”，妄人就是胆子特大但脑瓜子进水，野心特大但蒙了层地沟油，不管天高地厚，不计投入产出，为争一口闲气，置家国亲友不顾，以酿滔天之祸。
第12章 谁逼反了王敦？（）
中宗元皇帝永昌元年（公元322年）
帝征戴渊、刘隗入卫建康。隗至，百官迎于道，隗岸帻（zé）大言，意气自若。及入见，与刁协劝帝尽诛王氏；帝不许，隗始有惧『色』。
后世评说司马睿，批评他重用刘隗、刁协，用事急躁，激反或『逼』反了王敦。中国历史总是找“小人”做替罪羊，千错万错，小人的错。能把皇上说成伟大光荣正确就厚着脸皮鼓吹，实在不行，也要来瓶“洁尔阴”把皇上洗干净，洗洗更健康——体制永远是健康的。
“七王之『乱』”的时候，倒霉蛋是晁错，名字里有个“错”字，他不错谁错；王敦造『乱』，倒霉蛋是刘隗和刁协，一个名里有鬼，一个偏偏姓刁——根据样板戏姓名学，姓刁的不仅够坏而且是阴坏。
刘隗和刁协虽然都是官宦后代，刘隗还是汉宗室，但是他们和琅邪王氏比起来，“干部子弟”身份只是一个入门资格，要做大官还得靠自己的本事，没后台的更拥护皇帝。
历朝历代，要破除官场既得利益集团和保守势力集团，皇帝必须联络和重用新晋的下层官吏甚至太监，这是皇帝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一个重要原因。既得利益集团不敢明着和皇帝掰扯，就把怨气恨气和一肚子腌臜气全部倾泻在皇帝身边的红人身上，轻者是“激进”，重者是“『奸』险”，一朝天子一朝臣，相互攻讦没完没了。
前面讲到刘隗好弹劾同僚，和谁都能拉下脸来，这类人光讲原则，头上长角，浑身长刺，所以得罪人太多。这种人往往下场不妙，卸磨杀驴是经常的事，被人找后账更是难免。
刘隗对王敦的威胁见机较早，所以建议司马睿“出腹心以镇方隅”，谯王司马承镇湘州就是他的主意，还有戴渊出镇合肥。司马睿也没什么可靠的人，最后连刘隗也派出去都督青、徐、幽、平四州军事（都是侨置州郡）。
刁协是熟吏，行政能力很强，对典章制度也很熟悉，建康草创，规章制度皆出于刁协。刁协有一个政策得罪巨室最甚，《资治通鉴》只记了这么短短一句，大兴四年（321年）五月，“诏免中州良民遭难为扬州诸郡童客者，以备征役。尚书令刁协之谋也，由是众益怨之”。
所谓童客者，就是丧失自由的奴隶。北方有权有势的士族南渡，继续有权有势，北方不愿意接受民族压迫的爱国老百姓南渡，继续没有工作没有房子，连原来的自由民身份都没了，只好到巨室之家做奴隶。刁协建议把他们解放出来补充军队，我不知道奴隶们乐不乐意，反正奴隶主是坚决反对。
王敦『逼』近建康，元帝司马睿任刁协总督六军。但打仗不是刁协的强项，王敦又从最薄弱的石头进攻，石头的守将是周札，周札是江南第一士族周处的儿子。我们说朝廷和江南士族有斗争，黑脸都让刘隗、刁协出面唱了，同时也有合作，红黑主要是王导领衔主演。周札内心倾向王敦、王导，所以开门揖敦。
石头在建康西北，当是建康城的要塞，石头一失，建康也就没有防守意义了。
王敦的军队取得了军事上的绝对胜利，刘隗、刁协失败而归，司马睿拉着他俩的手，流涕呜咽，劝他们逃出去避祸。
结果，刁协因为年纪大，平常也不团结群众，也没人跟随，出城即为人杀害，并将首级献给了王敦，要说司马睿也还真够意思，“密捕送协首者而诛之”；刘隗跑到了石勒那里，官至太子太傅而卒。
平灭王敦后，一起和王敦作斗争并牺牲『性』命的戴渊、周“皆被显赠”，后人也有官做。
刁协是“出逃”『性』质，所以既没法平反，子女也享受不了应有待遇。后来有人上书给成帝司马衍和实际当权的外戚庾亮，这才算是落实政策，不过还是“留了尾巴”。成帝的诏书说：
“正是因为刁协做得不好，所以让王敦找到了借口，进而让元帝蒙羞。看在刁协同志生前勤勤恳恳为国工作，所以按原来职务的标准享受祭奠吧。”
刁协的子孙后来也做官，但不拘名行，也就是不爱惜名声，专心致志地做生意，有田万顷，奴婢千人。想想老刁当年一心想着朝廷一力主张解放奴隶不惜得罪巨室，后代人算是活明白了。
第13章 这个皇帝够哥们儿（）
中宗元皇帝永昌元年（公元322年）
敦拥兵不朝，放士卒劫掠，宫省奔散，惟安东将军刘超按兵直卫，及侍中二人侍帝侧。帝脱戎衣，着朝服，顾而言曰：“欲得我处，当早言！何至害民如此！”又遣使谓敦曰：“公若不忘本朝，于此息兵，则天下尚可共安；如其不然，朕当归琅邪以避贤路。”
周访放水，石头遂破，司马睿即放弃抵抗没有血战到底，东晋一朝充满了妥协精神。共天下的王与马进入了冷战状态。
王敦进了建康，对皇帝司马睿既不杀，也不见，把皇帝放一边做起了临时执政。
把王敦比董卓，他还真不如董卓敢作敢为，他甚至也不如后来的桓温。董卓入京即行废立，起用党人，虽然擅权是免不了，但也不能排除董卓有振兴汉室的意思，所作所为和公义尚有关联；王敦所为，纯然为一己之私，没有一条和“公”字沾边的理由，王敦不敢或不能废掉司马睿，所以退而求其次，想废掉太子司马绍，给自己立威，为此还召开了一次百官大会，在温峤等抵制下此事也不了了之。
反过来，我倒以为元帝司马睿在这次事变中颇有可圈可点之处，东晋国祚百余年，与元帝仁恕、坚忍不无关系。
王敦举兵，刘隗、刁协就建议尽诛王氏。在古代，谋反是十恶不赦之大罪，株连九族至少三族是非常正常的事，连王导同志也是这样认为的，所以，他每天带领哥哥弟弟儿子侄儿二十余人跪在皇宫外面待罪。司马睿一开始就坚持对王氏有区别的政策，坚定地拒绝了“尽诛王氏”的建议。你可以说司马睿害怕，也可以说他宽容，你还可以说司马睿怕王敦算后账。但想想“八王之『乱』”以来，内部杀伐不已血流成河的惨状，司马睿能从自己开始放弃使用政治绞肉机，放弃屠杀无辜甚至有辜，还是体现了仁恕精神。
王敦没有学会董卓敢作敢为的一面，学了下三烂的一面，放任士卒劫掠，司马睿听到后向他传话说：
“欲得我处，当早言！何至害民如此！”
这话也讲得正义凛然，大气得体，要是给司马睿一个发表电视讲话的机会，王敦这个叛『乱』政变分子垮得更快。
王敦造逆，打的是清君侧的旗号，矛头直指的是刘隗和刁协。对于这两个人，司马睿没有像汉景帝刘启对晁错那样，把自己的政治盟友推出去当替罪羊，司马睿始终没有背叛自己的同志——在恢复朝廷纲纪、打压王氏为代表的士族势力这个问题上，他们可以讲是志同道合，同心同德。当王敦反扑的时候，司马睿知道自己保护不了他们，就劝他们自己逃难。细想一下，司马睿这么做也确实挺够哥们儿。刁协被人杀害，司马睿捕杀凶手为刁协报仇。
从江州到建康，王敦一路上意气风发，兴致勃勃，直到占据石头，王敦哥哥这才似有所感，叹曰：“吾不复得为盛德事矣！”这心理，有点小孩闯了祸自暴自弃的意思。他身边一个叫谢鲲的说：“何为其然也！但使自今已往，日忘日去耳。”意思就是没那么严重，咱们向前看不要向后看，时间长了，大家就什么都可以忘掉。
针对王敦的心理，司马睿传话：“公若不忘本朝，于此息兵，则天下尚可共安；如其不然，朕当归琅邪以避贤路。”
司马睿的宽恕和坦率，让王敦包括王导进退两难。事到今天，司马氏能依赖的只有“忠”字当头的普世价值，合理运用软实力；而王氏则成骑虎之势，够胆就往前走一步，不够胆就只好拖着。
第14章 王导真的忏悔了吗？（）
中宗元皇帝永昌元年（公元322年）
王导后料检中书故事，乃见救己之表，执之流涕曰：“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负此良友！”
永昌元年（322年）一至三月，王敦进攻建康，然后进行了人事清洗，杀了司马睿一党的周、戴渊，任命自己“丞相、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江州牧”，并“封武昌郡公”，这一切当然是以皇帝的名义来任命，当然还要非常谦虚地辞让一番，但是，政权、军权、机要权、地盘、名爵……凡是权臣应该并可能把持的权力和利益，一个都不能少。其他的哥哥弟弟、亲信部曲都有迁升，这都是必须完成的作业。
王敦在建康的时间很短，一两个月时间，甚至可能只有一个来月。此后，王敦返回武昌，后来又移驻到姑孰（今安徽当涂），居于建康和武昌之间，尽量回避和皇帝见面。曹『操』搞一国两都，君在许，相在邺，想慢慢淡化汉献帝的存在，王敦是不是学曹『操』，这不好说，估计他没有这么深的心思。
王敦不在建康的时候，当然是由王导同志主持中央的工作，史书上透『露』了哥儿俩无话不说的几个细节：
一、王敦向兄弟王导抱怨道：“当初我就说应该立个小娃娃皇帝，年纪大的难控制。瞧见没，不听我的话，咱们全族差点全部玩完。”
二、在杀害周、戴渊之前，王敦征求王导的意见，给了三个选项：
一是承认周、戴分别为北方和南方士族的代表，是所谓“南北之望”，所以就要列为统战对象，给他们“三司”级别的高官做做，粉饰一下王氏控制的晋国董事局；
二是继续做尚书令、左右仆『射』之类的实权官，在王导的领导下控制使用；
三嘛，就是彻底删除这俩病毒文件……
王敦说选项一，王导沉默，瞧这意思是没必要这么办；
王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