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眸归途》。最近我又想到用《铁色人生》这个书名。
铁，最大的特征就是它的硬度。我有我的硬气。我来自湖南宜章一个偏僻的小山沟里。从小在我的记忆中，山的颜色是我最早的记忆，山的断裂处，就是铁色的。由于我童年的许多活动都在山边展开，一种耳濡目染的大山本色，就这样悄悄地进入了我儿时的记忆。我记得有个心理学家说过，成人的大部分行为都是对童年大脑记忆的不由自主地展开和完善！
视听决定观念，习惯养成性格，性格决定命运。
我当领导几十年，一直就是以这种硬度立身的。可以肯定地说，我的骨头也是铁打的。我是一个从不信邪的人，我的不信邪有如下几种形式：
一是敢于说真话。
对于身边的同事或上级领导，只要是工作上有错误或失误，我都敢于站出来讲真话，敢于直言不讳地提出批评。
我不是傻子。我当然知道，并不是每个上级都会像我批评过的那位领导那样有包容心的。正因为如此，我在担任纪检组长兼政治部主任时，被提请市人大常委会批准任命副检察长也被“不听招呼”的问题打住了。没有任何人找我说明情况。当上级业务部门准备调我去工作时，单位还“盛情”地将我挽留，接着是莫须有的批评与指责。其实，敢于说真话，敢于指出上级的错误，有时牺牲的还远远不只这些，对此我心中是有数的。
我的人生感言
——铁骨铮铮做男人
二是敢挑战官场寄生虫。
官场的寄生虫，就是那些只有寄生在国家机关这只铁饭碗内才能存活的人。这些人一旦离开他寄生的地方，就可能一筹莫展，甚至沉沦、没落。这种人要么大事干不了，小事不愿干，整天无所事事，还惹是生非；要么依附权势，巴结领导，狐假虎威，为所欲为。
记得我刚到检察院第一次参加科务会，就遇到一个典型的寄生虫。他到检察院近10年，没有办过一个像样的案子，但名堂搞尽。在会上，他拍拍我的肩膀说：“老黄，你在部队是首长，是老兵，到了这里，你就是新兵蛋子了。”
初来乍到，受到如此挑衅，我很愤怒但沉稳地说：“伙计，首长也好，老兵也行，新兵蛋子也可以，但我当着全科同志的面告诉你，你知道的那点东西，我三百年前就知道，我知道的东西，你永远都学不会！”他哑口无言了。在我担任领导之后，我也处置过一些这样的寄生虫。
三是挑战歪风邪气。
请客送礼，我从不干；
拉帮结派，我从不干；
行贿受贿，在我这里是不可能的；
买领导跑领导，在我这里是行不通的。
我就是我，我决不搞歪门邪道。我这种硬度，一是从小就在山里养成的，二是党、国家和人民的教育铸成的，是不可能改变的。
这正如铁，无论你放在什么地方，它依然是铁。不管你分割成多少块，它依然是铁。
我有时常想：
如果一个民族，只有发达的脑和手，而没有坚硬的脊梁，那也只能成为民族中的无脊椎动物；如果一个人不能主宰自己，那他就永远只能趴下当奴隶。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但历史不是卑鄙者们开拓的。鲁迅先生说：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他们才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我认为，当领导有时就得硬一点，领导应该是中华民族的脊梁，这些人若是软骨头，那么，中华民族是没有救的。
几千年来，中国的强者之魂还是有的，如孟子的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如屈原、包拯、海瑞等，这样的硬骨头历史上每朝每代都不乏其人。这就是中国的民族魂、领导魂，正是他们倡导了正义，维护了正义；正是他们敢于大吼一声，勇敢地站出来，用牺牲自己的名利，甚至生命来维护正义。
我认为，腐败问题的最终解决，也得靠硬骨头。有人说是制度问题、预防问题、加薪问题，等等。其实，一切制度，都是靠有灵魂的人来设计的。智力，如今谁都有，但一个人若没有硬骨头精神，没有灵魂，最终不会找到自我。
做领导的人大体有四种不同的个性：
第一种人是内刚外柔的领导。
这种领导一般都能上升到很高的位置，因为他们在这个柔性文化的国家里是十分有市场的，是游刃有余的。这种人由于外柔，他们能相时而变，能十分融洽地处理好与上下级的关系。就算有违自己的心愿和做人风格，也从不显山露水，能忍他人之不能忍，就算打脱牙，他也会和血吞下去；加上内刚，因此，他们有意志力，有目标，随着时间推移，他们必可登上高位。
第二种人是内刚外刚的领导。
这种人能做到高级领导的十分稀少。就算有，也是的确有非凡能力的人，如韩信、张飞、包拯、海瑞等人。这种人在工作上都必然有卓绝的能力，能独当一面，有绝对的群众威信，所以，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凭真刀真枪干到较高位置。
这类人刚正不阿，不崇拜权威，不向上搞关系，不拉帮结派，这类人更追求真理，更崇尚客观事实。在解决问题上，这类人可以不断地寻找最佳方法，但在原则问题上，这类人就是犟牛了，只要是有违原则的，不管是谁来说情，都不给面子。
我虽然不才，但也有点像这类性格的人，我这些年，工作从来不敢出个差错，而且群众威信还算可以，工作认真负责到位，主管什么总希望让领导放心。
第三种人是内柔外刚的领导。
这种人是纸老虎，没什么能力，自然也难以在官位上有所作为，最多只能充当马前卒，狐假虎威而已，不便多谈。
第四种人是内柔外柔的领导。
这种干部永远做不了正职，因为在决策时显得太软弱。因此，这种干部多为出主意的领导，多为助手级领导而已。
这四种领导，最有市场的是第一种，最费力不讨好的领导是第二种，最能显示权力的是第三种，最安全的领导是第四种。性格不同，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导致一个领导不同命运的因素。
当然，除了性格之外，还有智力因素等也是影响领导权力大小的关键因素。
像我这种脾气的人，二十几年能平安渡过，没有翻船，一是因为我具备了一定的道德素养与政治素养，更是因为在当今社会、在各领导岗位上，毕竟有一大批优秀的领导干部主掌权力，他们忠于党和人民，除一身正气，更具备当领导干部必备的修养，因此可以容下并任用我这样的人。我从不干任何违法乱纪的事，不干对不起长沙人民的事。正因为我行得正，故在有关部门没有收到过我的一份违法乱纪的举报材料。现在回想起来，这么多年走过来，虽然我失去了很多，但我尽职尽责为国家，铁骨铮铮做男人。
性格如铁，人生如铁，我无怨无悔。
清醒八：退场时，总要留点好话题任人道说 后记：挡住诱惑不容易
千年岳麓山，万年湘江水。
人生如过客，脚步太匆匆。
当年豪情今犹在，可惜轮回太快！
现在，我已从长沙市副检察长的位子上退下来了。如今倒好，闲来无事，常晚间散步于湘江之滨，迎着丝丝河风，看着平静湘水，偶尔回首如云往事，历历在目，宛如昨日，人生的确太匆匆。
我这一生，多数时间当领导，有愤青的激愤，有成熟的舒缓，有工作的繁忙，有精神的笃定，一路走来，堂堂正正，实实在在，清清白白，还真不容易。船临岸时，居然突遇难以琢磨的激流，不过总算平安到岸了。四十余年革命生涯，二十余年在部队，近二十年在检察院，各有不同，各有千秋。前面二十余年，我将之总结为“硬骨头与软骨头”，那么，在检察院当领导的这二十年，我也得梳理梳理。人生是需要不断总结的，现在，可以为我的领导生涯盖棺定论了。
古往今来，当领导者千人百面，千姿百态。千古流芳者有之，遗臭万年者有之，名垂青史者有之，烟消云散者有之。
从历史上看，对于领导，大致有两套评价体系：一套来自官场，另一套来自民众。有那么一部分领导，官场认可，老百姓亦称道，这是真正的好领导，像范仲淹；有一部分领导，老百姓极力推崇，而官场却不容纳，如海瑞；还有一部分领导在官场和民间都存在争议，像改革家王安石、张居正；也有一些领导，在官场上被认为是好领导，在老百姓眼中却是十足的贪婪的领导、昏领导、庸领导。
当领导，不外乎有三种类型：
一是有的人把当领导视为一种责任，一种使命，是真正的“人民公仆”。他们“当领导一任造福一方”，在官位上兢兢业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像焦裕禄、孔繁森……他们都是好领导，清白的领导，人民爱戴的领导。
后记
——挡住诱惑不容易
二是有的人把当领导视为一种荣耀、一种身价，自认为当了领导就“高人一等”、“黄袍加身”、“光宗耀祖”。他们在官位上也能为老百姓办一些好事实事，但多是为宣扬自己政绩的“形象工程”，这是一种庸领导。
三是有的人把当领导视为一种权力，一种利益，真可谓“一朝权在手，便把金钱贪”、“当领导为自己，人民置脑后”。他们在官位上贪得无厌，醉生梦死，黑手四处伸，像成克杰、黄长青、李嘉廷、李大伦、郑筱萸……他们都是贪婪的领导，人民憎恶的领导。而摆在他们面前的都是死路一条。
其实，说到好领导，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衡量标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行为方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当领导之道，不同的历史时期又有不同的评价标准。
我又用哪几个字来品评我自己呢？
细细想来，可用“问心无愧”来总结。
好一句“问心无愧”，果真如此吗？我想了想，从如下几个方面来反思一下当领导的十几年风雨历程，高调不唱，我究竟对得起谁？
首先，我对得起“检察官”这几个字。
检察，一检二察，生命是不能没有反思和监督的。人有太多的弱点，而且大多数人难以自控，因此，反思让人清醒，监督让人及时修正错误。这世上，只要是人做的事，就可能漏洞百出，就有必要采取措施去预防和补救，这也是人类智慧的杰出表现。人的伟大就在于知道自己的不知道，知道自己的无能为力。因此，不仅个人需要不断检察，而且组织同样也需要不断检察！
作为一名检察官，忠于法律，就是忠诚于法律的精神，将公平与正义信仰化，并使之成为指导自己行为的自觉意识，尽心尽力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以维护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一个不敬仰法律精神的检察官，必然是不胡作非为，就无所作为。
绝对的权力，若不控制，只会导致绝对的腐败。我不可能成为腐败分子，因为我不贪。不贪权，不贪色，不贪财，也不贪玩。几十年当领导，我没有索取过一个红包。受贿是我这个执法领导职位上容易发生的现象，十几年，我硬是咬着牙关挺过来了。我是知道职业风险的人，我不完全是出于我的人生境界有多高，我是从多方面来考虑这个问题的：这么多年都挺过了，再苦的日子也熬过了，又不至于没饭吃，我何必为了那几个铜钱而折腰呢！几十年来我都清清白白，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刚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