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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时，他已经躺在一张床上了，默默地忍受着晒伤的痛楚，倾听着他自以为是保加
利亚语的各种声音。他连续六天一直闭着眼睛，不吭一声。
安德鲁·德雷克听完了他的自述，顿觉心花怒放，他终于找到了他已等待多年
的人。
“我要到驻伊斯坦布尔的瑞士领事馆去看看，尽力从红十字会给你弄到临时性
的旅行证件。”当卡明斯基露出疲劳的迹象时，德雷克说道。“如果我办到的话，
我也许能使你到英国去，至少是临时性的签证。然后，我们可以设法要求避难。我
过几天就回来。”
走到门口，他又停了下来。
“你可知道，你不能回去，”他对卡明斯基说道，“但在你的帮助下，我可以
回去。这正是我所需要的，也是我所一直梦寐以求的事情。”
安德鲁·德雷克在伊斯坦布尔逗留的时间比他预期的要长些。直到5 月16日他
才带着卡明斯基的旅行证件飞回特拉布宗。他给伦敦挂了长途电话，与代理公司一
位资历较浅的合股人争吵了一番才续了假，但那是值得的。因为通过卡明斯基，他
对自己可以实现毕业后惟一的雄心壮志感到很有把握。
斯蒂本·德拉契是罗夫诺大学的学生，当时他参加了乌克兰师。他是幸运者之
一，在战争中幸存了下来。1945年，他在奥地利被英国人俘虏，后被遣送到诺福克
当了一名农工。1946年，英国外交部和美国国务院悄悄地策划把200 万“雅尔塔的
殉葬品”交给斯大林处置。他肯定是会被遣返回国而被苏联秘密警察处决了的，但
他又一次是幸运的。他在诺福克的一垛干草堆后面把一位战时代替男子从事农业劳
动的英国姑娘撩倒了，而且使她怀了孕，他们后来就结婚了。六个月以后，以怜悯
为借口，他就被兔除遣返回国，并获准留了下来。离开农场以后，他就利用当无线
电报务员时所学到的知识，在布雷德福——侨居英国的3 万乌克兰人的中心——办
了一个小修理铺。他们的第一个婴儿出生不久便夭折了。第二个孩子出生于1950年，
是个儿子，在洗礼时取名为安德里亚。
安德里亚自幼就在他父亲的膝下学讲乌克兰语，不仅如此，他父亲还对他讲述
了他们自己的家乡以及有关喀尔巴阡山脉和外喀尔巴阡地区那些荡然无存的往事。
他吸收了他父亲仇视俄罗斯人的思想。在这个男孩只有12岁的时候，他父亲在一次
交通事故中去世了。他父亲在生前每天晚上都要和乌克兰逃亡者们围在起居室的壁
炉旁，用他母亲根本听不懂的语言谈论他们的往事。而他母亲对此感到厌倦，于是
她就把他的姓名全都改成了英国人的名字，把姓改成德雷克，把名字安德里亚改成
了安德鲁。这个孩子就是用安德鲁·德雷克这个名字上了中学和大学，他也是用安
德鲁·德雷克这个名字领到了他的第一份护照。
在读大学的时候，他年近20岁，并获得了新生。学校里还有别的乌克兰学生，
他在用他父亲的乌克兰语说话时，又变得很流利了。当时是60年代的后期，短暂的
乌克兰文学和诗歌复兴运动方兴即艾；到那时为止，大多数复兴派的先驱者都已在
古拉格群岛劳改营中作苦役了。他事后又懂得了这些事件，并知道了这些作家的遭
遇。当70年代起初的几个年头渐露端倪时，凡是他能搞到手的材料，他都阅读了。
但他所阅读的大多数作品都是出于那些被称为“60年代派”的作家之手，因为他们
在短短的几年时间中曾欣欣向荣起来，直至勃列日涅夫再次镇压而扑灭了他们所倡
导的民族尊严为止。他阅读了奥斯达丘、乔尔诺维尔、莫罗兹和祖乌巴的作品并为
他们感到悲痛。当他读到年轻的鼓动者——帕维尔·西蒙南科的诗歌和秘密日记时，
他为他那从未见过的国土而感到肝胆俱裂；西蒙南科是苏联国内大学生们极为崇拜
的人物，28岁时死于癌症。
由于他对先父的故国满怀钟爱之情，他对这个国土上的迫害者的仇恨也随之加
深。他贪婪地阅读了从国内抵抗运动偷运出来的地下刊物《乌克兰先驱报》，上面
报道了数以百计的不知名人士的遭遇，他们是惨遭不幸而被人遗忘的人，他们并没
有受到莫斯科对于丹尼尔、辛雅夫斯基、奥尔洛夫、斯恰兰斯基等人进行大审判时
所受到的广泛注意。每一篇详细的报道都加深了他的仇恨，以至于对安德鲁·德雷
克——也就是从前的安德里亚·德拉契——来说，世界上一切罪恶的化身都可以被
称为克格勃。
他具有足够的现实感，能够避开老一辈的流亡者身上那种狭隘、拙劣的民族主
义，避开他们在东、西乌克兰之间的分歧。他也反对他们根深蒂固的反犹太主义，
而乐于将既是一位犹太复国主义者又是一位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格卢兹曼的论著作
为一位乌克兰同胞的信条。他分析了侨居英国和欧洲的流亡者社团，认识到其中存
在四种类型。一是语言民族主义者，他们不过是企求使用他们父辈的语言来说话和
写作；其次是空谈民族主义者，他们整天到晚碟蝶不休，但无所作为；再者就是那
些刷标语的人物，他们使所在侨居国的公民感到恼怒，而丝毫又未能触动苏联这个
庞然大物；最后就是那些活动分子，他们在来访的莫斯科权贵们面前举行示威，但
特工部门对他们都小心谨慎地拍摄了照片存档，他们只是在转瞬即逝之间引起了公
众的注目。
德雷克把他们统统摒弃在外。他处处显得温文尔雅，循规蹈矩，冷漠超然。他
南下来到伦敦，找了个职员的差事。许多从事这种工作的人，在私下里都有自己强
烈的爱好，而所有的同事又都一无所知。这种爱好花去了他们的全部积蓄、业余时
间和一年一度的假期。德雷克就是这样的人。他悄悄地串联了一些志同道合的人，
他四处寻找他们，与他们见面，和他们交朋友，并和他们立下了山盟海誓，而且吩
咐他们要有耐性。因为安德里亚·德拉契有他不可告人的梦想，正像托马斯·爱德
华·劳伦斯所说的，他是一个危险人物，因为“他是在睁着眼睛做梦的”。安德里
亚·德拉契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他要给莫斯科的执政者一次迎头痛击，使他们经受
那种前所未有的震撼。他要穿透他们的权力堡垒，并直接从堡垒内部使他们大伤元
气。
他的梦想充满了活力，而对于找到了卡明斯基来说，则意味着向这个梦想的实
现迈进了一步。当他乘坐的飞机越过和煦的蔚蓝色天空飞向特拉布宗时，他已下定
了决心，显得激情满怀。
米罗斯拉夫·卡明斯基望着对面的德雷克，脸上显露出犹豫不决的神情。
“安德里亚，我不知道，”他说道，“我就是不知道。尽管你为我做了这一切，
我就是不知道我是不是可以这样信任你。我很抱歉，但我这辈子不得不那样处世。”
“米罗斯拉夫，你在以后的20年时间里也许会了解我，但不会比你现在所了解
的更多了。我告诉你有关我自己的一切都是真的。如果你不能回去，那么就让我替
你回去。但在那儿我必须要有接头的人。如果你知道有什么人，无论是谁……”
卡明斯基终于同意了。
“那里有两个人，”他最后说道，“当我的游击队被消灭时，他们并没有垮掉，
也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事，只是在几个月前我还见过他们。”
“但他们是乌克兰地区的人吗？是游击队员吗？”德雷克急切地问道。
“是的，他们是乌克兰地区的人，但这并不是他们主要的原因，他们的人民也
遭受苦难。和我的父亲一样，他们的父亲也在劳改营里被关押了10年，但被关的原
因不一样。他们是犹太人。”
“但他们憎恨莫斯科吗？”德雷克问道，“他们也想迎头痛击克里姆林宫吗？”
“是的，他们憎恨莫斯科，”卡明斯基回答道，“就像你和我一样。他们似乎
是受一个称为‘犹太人保卫同盟’组织的影响，他们是从收音机里收听到关于那个
组织的事的。和我们一样，他们的意图似乎也是开始反击，不再忍气吞声地忍受迫
害。”
“那么，让我与他们接头吧！”德雷克催促道。
第二天早上，德雷克就带着住在利沃夫的两个年轻犹太游击队员的姓名和地址
飞回了伦敦。不出两个星期，他就预约参加了由国际旅行社组织的团体旅行，定于
7 月初去基辅、特尔诺波尔和利沃夫游览。他还辞掉了自己的工作，并取出了兑换
成现金的毕生积蓄。
安德鲁·德雷克，别名安德里亚·德拉契，即将开始孤身奋战克里姆林宫，而
没有被任何人所觉察。
一
5 月中旬的华盛顿沐浴在和煦的阳光之中，街道上的行人第一次开始只穿件衬
衣，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落地长窗外面的花园里，玫瑰花第一次绚丽地开放着。虽
然窗户敞开着，花草的芳香随风飘进了当今世界上最有权势的统治者的私人会客室
里，室内四个人在聚精会神地研究着远离美国的另一个国家的农作物。
威廉·马修斯总统坐在历届总统惯坐的地方，背朝着南面的墙壁，面向北方，
隔着一张宽阔的古式办公桌对着举世无双的大理石壁炉，炉子占据了北面墙壁的显
要位置。他的座椅和他大部分前任们的座椅截然不同，他们偏爱因人而异专门定做
的座椅；而马修斯总统的椅子却是一张工厂生产的高靠背转椅，美国高级董事们也
许会坐这种椅子。因为“比尔·马修斯”——正如他坚持宣传广告要这样称呼他—
—在历次卓有成效的总统竞选活动中总是一再强调，他在衣、食和其他物质享受方
面的要求是简朴而又大众化的。那些他喜欢在椭圆形办公室里亲自迎候的许多代表
将会见到这张椅子，所以它就不应该是豪华的。至于他面前那张高雅而又古色古香
的办公桌，他总是竭力说明这是他继承来的，而且那已成了白宫的传世之宝了，它
将代代相传。
但是，威廉·马修斯就在那儿划了条界线。当他和高级顾问们举行秘密会议时，
这位甚至最卑贱的选民都可当着他的面称呼他“比尔”的人物就不值一顾了。他还
抛弃了原先那种好好先生的声调和兜揽生意人带着满脸皱纹的露齿笑容，这种音容
笑貌曾诱使选民们把这位“近邻”送进了白宫。他的顾问们知道，他不是那样的
“近邻”，而是一位至高无上的人物。
坐在总统办公桌对面直靠背扶手椅里的，是三位那天上午要求他单独会见的人
物。与他私人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他是总统的国家安全问题顾
问和外交事务方面的知己。在西廊房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