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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同学跟着哄：要他的帽子，他有一顶绿军帽。
他那帽子不是真军帽，别换，不合算。
我承认：我的帽子不是真军帽，但是绿色的，里面塞上纸，都有点像钢盔。
云龙很爽快：那好，走，去你们家看看，合适，就换。
大家都很兴奋，一路拥着就到了我们家。拿出帽子，我又舍不得换了。一下子我想明白了，如果换了，有了真五星，那我就没有绿帽子了。
我犹豫了，我说别换了。
大家跟着起哄：不换怎么行？ 说好了换，就得换，不能说话不算数。
我面红耳赤，把帽子紧紧地攥在手里。我说：云龙，我再给你别的东西吧。
大家说：不行，红五星换绿帽子不能改。
云龙说：行，我不要你绿帽子了，我看上了你家一个东西，你能给吗？ 我说行，只要不是帽子看上我们家啥都行。
阿妈去草地里放牧去了，我感到自己一下子成了当家人。
云龙说：我换你们家黑狗。
我说：那不换，双喜在我们家里是人。
我很坚决地拒绝，啥话也不换了。云龙就拿着红五星和同学们走了。我由于保住了绿帽子，也保住r 黑狗双喜，没有得到红五星，也不感到太遗憾了，甚至有点庆幸，也感到了绿帽子和黑狗双喜对我的重要。
红五星没换成。看云龙的真五星后面，我知道了五星是用铝作的。有一天，趁阿妈不在家，我毁了家里的一个铝盆，剪了三个五角星。其中有一个五角的大小不一样，另一个五角不对称，只有一个标准。剪完五角星，那把锋利的羊毛剪子也卷了刃。我又去齐木匠家里，找到了他画棺材头用的红油漆，涂在了五角星上。我虽然有了一枚金属的红五星，可是有一件烦恼事却让我高兴不起来：我无法把红五星固定在我的绿帽子上。
云龙那枚真的五星后面有一个固定的别针。我也用铁丝做了别针，可就是固定不上去。
放寒假的时候，班级演出，我想出了一个办法，用蜡油来固定。结果，蜡油一凉，碰一下就掉，很脆。还没有贴纸五星上去结实。后来在老师的帮助下，以让云龙当劳动委员作为条件，在正式上台演出的时候，他把真的红五星借给了我。
真的红五星终于和绿帽子戴在了一起，虽然演出完，云龙马上要回了红五星，我还是神气了一回。
今天把张福洲这枚红五星拿在手里，我又有了小学二年级时的那种贪婪心理。我决定把这枚红五星扣留。
看完信，我又泄气了。我知道这枚红五星我扣留不成了。张福洲在信的最后说：阿茹同志，寄上红五星一枚（ 我今天早晨从自己的军帽上亲自摘下来的） ，留作纪念，也象征着一名人民解放军和你纯洁的友谊开始。盼望能够早日得到你的回信！说实话，读张福洲整封信，我都没有看到什么太受刺激的字眼，他就讲了一些我们去演出的感想，还有他们部队和我们没有关系的一些事情。
什么军马场有个特大的喜讯，从苏联进口的种马和蒙古马交配，终于生出来了新品种的军马。基本上都是一些废话。我没有看到情爱那些字眼，也就放心了。甚至有点扫兴。可是看到最后，他说到了送给她红五星，我就失望了。这红五星我是扣留不住了。
后面这几个字，涂改足不行的，能看出来。我想用刀子裁掉后面的纸，也不行，阿茹不是傻子，肯定能看出来。再说，张福洲用半张纸写信，那是断绝关系的意思，也不合理。
不能扣留红五星了，我就决定扣留那半张《解放军报》。说实话，我内心里是崇拜英雄的，这个英雄写给阿茹的信，并没有什么对我构成太大威胁的字眼。我想留下那篇文章，好好读一读，可我又觉得不对劲儿，张福洲用这张报纸包红五星，肯定有用意，他在信里没写，那是他谦虚，但他一定希望阿茹看到。这就是解放军的境界高。我不能扣留报纸，不能扼杀解放军的美德。我觉得阿茹也应该读读这篇文章，了解一下张福洲他们的英雄事迹。
没有办法，我还是用那张《解放军报》，把红五星包好放在了信封里面。我用一颗饭粒就封上了信封口。我们的伙食没有部队好，我也没有大米粒，就只好从铁山的伙房里，拿了一颗玉米楂子来封口，玉米糙子粒大，黏度好，一颗就粘牢了。
晚上吃完饭，我若无其事地把信又拿到了传达室，我说：没看见阿茹，还放在这里，让她自己拿吧。
老师傅说：我看见阿茹和花达玛刚出大门，你放下吧，一会儿她们回来我给她。
回到屋里，我感到很轻松，看到了信，放下了心。我什么东西都没留下，也没有损坏，又都原封不动地放了回去，我觉得自己很高尚。可当我躺下睡觉的时候，睡不着了，我觉得有些不对劲儿。让阿茹看那篇《解放军报》的文章，不是让阿茹崇拜张福洲吗？ 如果那样，我还会有啥戏呀？ 我后悔了，爬起来就往门卫跑，老师傅已经锁门回家了。
我也不睡了，喊上铁山就往他们家跑。到了他们家，我见老师傅捏着酒杯在美美地喝酒呢，就若无其事地说：回来就喝上了。
老师傅说，天冷，肚子就馋酒了，要不是一直等着阿茹回来给她信，我早就回来了。
我不想往下问了，心想完了，阿茹现在正在阅读报上解放军张福洲的英雄事迹呢。
铁山莫名其妙地跟我回家，又莫名其妙地跟我回到歌舞团。他不知道我抽什么疯，却也不问。
幸亏铁山成为了我的好兄弟。我在苦闷、烦恼、孤独的时候，有个人陪伴。其实，我心里有些不愉快的事并不跟他说，他也不知道。但有他在身边，我的心里总是要宽慰一些。
食堂吃完饭，铁山收拾完卫生，不回家，就总是先到我这里来坐。我们有时无所事事，有时却对什么事情都充满幻想，或者瞎议论。有时我心情不好，或者不舒服，或者回来晚了，他都要单独给我煮一碗面条，端到我的房间里来。我吃的时候，他就坐在那里静静抽烟，吃完，他就把碗筷收走，送到食堂洗好，再回来还是静静地坐在那里抽烟。
时间久了，习惯了，我对他也没有什么感谢和歉疚，我就很自然地感觉兄弟就是应该这样做的。如果是我，也会对他那样，但是，我并没有为他做什么。我对这个在烟雾中有些古怪的面孔，感到亲切和依恋。我觉得他就是我亲如手足的兄弟。
旗镇上发生了新的变化，我总是要比铁山提早知道。回到歌舞团，我知道信已经到阿茹的手里了，后果已经不可挽回。我也不想太沮丧，就找话和铁山说。我告诉铁山歌舞团马路斜对面的那家剃头房，改了名字叫一剪美发廊，里面不但可以给女人剪发，还可以烫发，也可以专门洗头，洗头的是年轻的小姑娘。我陪阿茹去过，她那个大波浪就是在那里烫的，花了阿茹半个月的工资，十五块钱。那天，我在那里等她等得着急，他们给我免费洗了一个头，那小姑娘一双细嫩的小手，在我的头上挠来挠去，舒服得我心都发痒，要不是怕人家怀疑我神经不正常，我都想哈哈笑。
抽烟的铁山不感兴趣，也不以为然。他说洗头还用上那里用她们去洗？ 我每天做完饭，锅里就有热水，要不是怕洗多了脱发，我要想洗天天都有条件，现在有洗衣粉了多方便，不像以前用碱胰子洗，换了一盆水都还粘乎乎的油腻，现在一把洗衣粉下去，整个脑袋都洗轻松了，走起路来，闪亮的头发像旗帜一样在头顶飘扬。不过，真的不能天天洗，头发上的油洗没了会掉成光头的。
你看我这天生的自来卷，根本不用烫发，你也是自来卷。
我看铁山和我自己的头发，真的都是自来卷，以前没仔细看自己，还真不知道。阿茹不是自来卷，要花十五块钱才烫出来。
我说你的长发最好剪短，你一个厨房做饭的大师傅，留个这么长的大背头，在歌舞团里晃来晃去，人家还以为你是歌唱家呢，整得咱们团里真正唱歌的那顺他们都不敢留长发了。
铁山也不生气，我知道我这样说他不会生气的，我们已经是兄弟了，我了解他，如果我感觉到他会生气，我就不会这样说了。
他说：那照你说的理，我这个做饭的就应该剃个光头？ 我不剃，光头像坐牢的犯人。
我说你每天都是灰尘、油烟，剃个秃子洗起来多方便，也省洗衣粉，要不脑袋上灰尘积多了会把大脑压傻的。
他说我不能剃光头，我不想让这只耳朵露出来。
他指着自己的秃耳朵，神情严肃地一这么说，我忽然领会到了什么刚才说话，我满口秃子、秃子地这样讲，他却很回避，不讲这个字眼儿，只是说光头怎么怎么样。原来我知道他由于秃耳朵，很忌讳这个“秃”字。我一说出来，他就像躲藏追来的刀一样，一口一个光头躲来躲去，也真难为他了。我本来是很细心的人，却由于兄弟关系太好了，忘乎所以，忘了他的忌讳。我想可能让铁山不好受了。我也真有点怪罪自己太对不起铁山了。我内心感到有这个好兄弟真是难得。
我不想给他道歉，不是我说不出口，我觉得那样会显得很生分，弄不好会尴尬。我就岔开话题要说点别的。
铁山好像毫不介意，他点了一支烟，长长地吐出一口烟雾。铁山没有怪我，我就觉得自己很有面子了。
铁山有一件绿色军大衣，每天做完饭，披着军大衣，叼着烟，向我的房问走来时，我都觉得他特别有风度。虽然那浓厚的长发向后梳着堆在大衣领上，让人感到有些气闷。
我很喜欢铁山那件军大衣。我不是那种人，因为张福洲送给阿茹红五星就不喜欢红五星了，或因为张福洲穿军大衣，也不喜欢军大衣了，甚至讨厌、嫉妒别人穿军大衣。我不会的，红五星和军大衣是解放军的象征，如果那样，我不等于是不喜欢，或者害怕和讨厌、嫉妒解放军了吗？ 我敢吗？ 当然不敢。我也不会那样想。我想张福洲只代表他自己，他穿绿军装也是临时的几年。他不能代表整个解放军。虽然他现在像个英雄一样，我还很敬佩他。
铁山坐在我的屋里抽烟时，我总是要披上他的大衣，有事没事地在屋里屋外走上几个回合。
并且积极地出去打开水，或者去上厕所。
晚上，阿茹见我披着军大衣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就说，你真威风，好像一个军官，是你的吗？ 这个问话让我感到很受剌激，但我还是老实回答：是铁山的，我到哪里去搞军大衣。
我想说你以为只有军官才威风吗？ 只有张福洲才有军大衣吗？ 我怕阿茹不高兴，就忍住了没说。但我捕风捉影地感觉到，阿茹肯定看了那篇文章，也肯定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没准现在阿茹的内心里谁也没有，只有她崇拜的解放军张福洲了。我很失望。
铁山看出来我喜欢这件军大衣，他说喜欢你就穿吧，穿在你身上就是比我威风，我一个做饭的，整脏白瞎了。
我说那怎么行，你会冷的，你穿上也很威风，我说着还把大衣拿在手里，打开，故意露出在袖口、领口已经弄脏了有一些油腻的地方。他说你看有的地方都已经脏了，我还有大棉袄，不会冷的。
我说你要真不穿了，咱俩就换，我把羊皮袄送给你，这样交换，就会公平。其实我早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