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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扇子，里面藏着两把锋利的匕首。不臣之心昭然若揭，正德帝大怒，命令凌迟处死。
从被瓦剌俘虏后通过“夺门之变”而复辟的明英宗，对两个极其倚重的大太监王振和曹吉祥的态度，就更能看出太监专权的底线应当在哪里。
王振这个人不同一般的太监，他书读得不错，英宗还是太子的时候他就伺候在左右，英宗是个很重感情的皇帝，对他一直很敬重，对他称“先生”而不直呼其名。因此王振得以专权，跋扈非常，对不顺从他的大臣也打击报复，但他没刘瑾那样混账。正德十四年（1519年），他撮弄皇帝亲征瓦剌，身履险地。本来最开始的方案是出紫荆关，到王振的老家山西蔚州，巡视他的故乡，这对为人臣者来说，是莫大的荣幸。如果这样的话，就不会有“土木堡之变”。但这位飞黄腾达的王公公对故乡很是爱护，他担心御驾一去，扈从如云，会蹂躏当地老百姓的庄稼——那时候大多是白白地伤了庄稼，没什么国家赔偿一说。因此临时改变主意，让皇帝改道宣府，才酿出大变，连累皇帝做了俘虏，他自己也死在乱军之中。照理说对这样的罪魁祸首，皇帝应该恨不食其肉寝其皮才是。可英宗不但不怪罪王振，复位后还十分怀念这位王先生，命令祭奠王先生，招魂以葬——因为王振尸首早就找不到了，并让其灵位进智化寺，赐名该寺为精忠祠。智化寺是王振得势时修的，史称“穷极土木”，至今还在北京的大雅宝胡同附近，成为明朝建筑的典范之一，其屋顶藻井工艺之精美，世界闻名。这个大太监还算是给后人留下点不错的遗产。
另一位大太监曹吉祥原是王振的部下，和石亨等人策划，发动“夺门之变”，迎接英宗复位，这样的功劳怎样说都不过分，因此受到了重用。但他气焰嚣张，令朝野侧目。经过人生巨变的英宗，更懂得江山社稷的重要性，比青年时稳重多了，因此对那些复辟功臣的放肆渐渐有所警觉。石亨事败后，曹吉祥也感觉到危机，他想到的不是消极避祸。对于英宗这样一位有情有意的帝王来说，这样的功臣只要不轻举妄动，平安养老是没问题的。但曹吉祥想到了冒险，他的养子曹钦是带兵的都督，曾经问过手下的门客冯益：“自古宦官的子弟有没有当皇帝的？”这个马屁精门客脑子转得真快，随口就回答：“君家魏武，其人也。”说的是魏武帝曹操，曹操也是宦官的养子，而且是同姓。这下曹钦心动了，决意造反。历史有时候很有意思，同姓、同为宦官子弟只是巧合，曹操的儿子曹丕当皇帝前，曹操父子经营了多少年？再说此时的大明不是当初的汉朝，英宗也不是献帝，而且他们父子俩，谁有曹操那两下子？曹钦带兵攻入朝房，杀死几位大臣，但失败的命运是意料之中的事情，等待曹家父子的是凌迟。
太监之所以能专权，是因为他紧紧依附皇帝，他的全部权威的源头是皇帝，所以别人忌惮他。一旦他决定造反，反叛他的权力来源，就是无本之木，人人可得而诛之，连纸老虎都算不上，怎能不败。
王振误英宗，英宗不但不恨他还思念他，除了情感的因素外，我以为大约英宗觉得王振的出发点是好的，他的心是忠于自己的，出了个馊主意惹来了祸事，可以原谅。而曹吉祥虽然有拥立复辟大功，但最后竟然造反，心生反叛哪怕功劳再大也不可原谅。态度决定一切，信然。通过刘瑾、王振、曹吉祥三大太监的命运，能看到阉宦专权的底线在何处，那就是：对于奴才来说，无论主子怎样纵容你，仗着主子的势力如何无法无天，但奴才到底是奴才。如果有一天想从奴才变成主子，问题的性质便发生了变化。
《皇帝、文臣和太监》附编
《儒林外史》中三次非主流士人聚会（1）
《儒林外史》中聚会地点大多在江南一带，南京、杭州、湖州等地，这些地方经济发达、百业兴旺，能养活一些闲人。也因为经济发达，故文化教育发达，参加科举的士人多，考中做官的多，名落孙山的则更多。因为有非主流名士聚会的群众基础。而明代是个两京制度，真实的首都是北京，北京聚集的是主流士人，春风得意者多。南京则是个“虚拟”的政治中心，也有一套政府班子，可大多是不管事的闲差。围绕南京，不得意的名士更容易找到适合自己的氛围。
《儒林外史》中三次非主流士人聚会
《儒林外史》写了一帮读书人的生活，他们大多数是非主流的，一旦像周进、范进这些寒士，中了进士做了官，他们整天想到的是那些庙堂的“大事”，和民间的非主流知识分子就不会有太多的来往了。
明代后期，天下承平日久，便出现了许多非主流“名士”，所谓非主流，就是指科举不得意者。是否能通过科举进入官场，是划分主流还是非主流的唯一标准。周进、范进等人，没中举之前，人人可以奚落他，中举后，有了官职人人巴结，丫鬟、豪宅全都有了，便立马“主流”起来。所谓的士农工商，“士”排在第一，是因为士可以做官，做官就有管农工商的权力，做不了官的“士”很多时候还不如农工商，对没有发达的士，有人还能存一份表面上的尊敬，是因为想买他的潜力股，理论上这些人未来都有名中黄榜，身穿蟒袍的可能。要真成了孔乙己那样的死老虎，连短衣帮都敢嘲笑他。
《儒林外史》中聚会地点大多在江南一带，南京、杭州、湖州等地，这些地方经济发达、百业兴旺，能养活一些闲人。也因为经济发达，故文化教育发达，参加科举的士人多，考中做官的多，名落孙山的则更多。因为有非主流名士聚会的群众基础。而明代是个两京制度，真正的首都是北京，北京聚集的是主流士人，春风得意者多。南京则是个“虚拟”的政治中心，也有一套政府班子，可大多是不管事的闲差。围绕南京，不得意的名士更容易找到适合自己的氛围。
这些名士，以诗词唱和，风花雪月自娱自乐，坐在一起就骂那些误尽读书人的“时文”——八股文章，骂那些得意的官僚和势利的盐商。其实这里面很多人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他们身在江湖，心寄朝廷，一刻不忘嘴上咒骂的官场。暗中艳羡那些靠科举发达的士子，如果给他们一个机会做官，大多数跑得比谁都快。他们的狂狷和名士气，是故意摆出来的姿态，是一种行为艺术。因为他们高不成、低不就，手不能提肩不能扛，不屑于卖苦力、做生意，只有搞行为艺术，企望通过这种行为艺术，引起士林注意，上达朝廷，有朝一日被征辟，那扇“幸进之门”向他洞开。
《儒林外史》书中有一回莺脰湖聚会的雅事，聚会的东道是父亲做过中堂、长兄为通政司大堂的娄三公子、娄四公子。这哥俩何尝不知道科举的甜头，做官的威风？他家的显赫无不来源于父兄科举的得志。可自己总是考不上，便变成批判科举、具有先进思想的新士人。书中写道：“哪知这两位公子因科名蹭蹬，不得早年中鼎甲，入翰林，激成了一肚子牢骚不平。”因为父兄的庇荫，他俩不同于其他寒门士子，家里有大把大把的银钱让他们使，可以好好地做乡绅。但他俩不能忘怀功名，便想利用自家的财力和声望，网罗江南其他不得志的名士，过过在野党领袖的瘾，便有了此次“网友聚会”。
看看这哥俩网罗的都是些什么样的“行为艺术家”。明代没有网络，也没有电视、手机和电话，但仍然有一种民间传播途径。谁谁是大名士，谁谁有才华，谁谁行为不同于常人，谁谁无意于科举，等等，在士林里还是传播很快的。所以一见面，都互相恭维，“大名如雷贯耳，闻声相思好多年”，就如现在网友聚会，互相说：“你这个ID我很熟悉。”
娄家公子首先注意的“名士”是杨执中。这是个数次科举不中的庠生，因为不得志，他便发牢骚说因为永乐大帝搞坏了大明江山，大明今不如昔。听说此话的娄家少爷立即引为同道。这位杨执中在一般人眼里是个怎样子的人呢？
“杨先生虽是生意出身，一切账目，却不肯用心料理，除了出外闲游，在店里时，也只是垂帘看书，凭着这伙计胡三，所以一店里人都称呼他是个‘老阿呆’。”考不上功名，做个职业经理人不也是蛮好的吗？可他偏偏不，还想着官场，摆摆读书人的谱，给人打理盐店，亏了人家七百多两银子，被官府收押。
这样的人在娄家哥俩眼中是轻俗利、有气节的奇人，便利用自家权势将他从官府里保出来。这样一个杨名士其实最怕官，也最在乎权势。娄家少爷第一次拜会他时他误会为官差抓他，让人撒谎说自己不在家。当他知道是相府公子找他时，立马谦卑地对娄家仆人说：“既是两公错爱，我便该先到城里去会他，何以又劳他来？”
可他在公众场合，时时显示自己是淡泊名利的高士，主流媒体他不能在上面说话，便自己到处上网贴自己的帖子，积攒人气。碰到一个不识字的卖菱小孩，也塞一张自己写的帖子，上面有一首不知从哪儿抄来的诗：
“不敢妄为些子事，只因曾读数行书。严霜烈日皆经过，次第春风到草庐。”
娄家公子来他家，就让他俩看自己破书房墙上的诗：“嗅窗前寒梅数点，且任我俯仰以嬉；攀月中仙桂一枝，久让人婆娑而舞。”
这两下子，一开始还真蒙住了长在豪门的娄家哥俩。自己连老婆孩子都养不活，饭都吃不饱，还不愿意“妄为些子事”，一天只想天上掉馅饼，“春风到草庐”，一觉起来就显达。这样的人，从古到今都不少。一旦有一点利益来了，马上屁颠屁颠地拥上去，娄家公子相招聚会，杨执中连自己傻儿子老六都带去打秋风。
娄家相招的第二个“名士”便是杨执中的好友权勿用（全无用）。杨执中向娄家少爷如此介绍他：“此人若招致而来，与二位先生一谈，才见出他管、乐的经纶，程、朱的学问。此乃是当时第一等人。”这样一个“第一等人”的行为艺术更是惊世骇俗。他戴着孝帽子进城会朋友，书中描写道：
“左手掮着个被套，右手把个大布袖子晃荡晃荡，在街上脚高步低地撞……他也不知道出城该走左首，进城该走右首，方不碍路，他一味横着膀子乱摇。”——这哥们对交通规则还不如进城卖柴火的乡下人熟悉。这行为艺术一年前在北京建外现代SOHO旁边搭一个“鸟巢”，住了好几天的诗人何如？
这样一位“名士高人”，究竟是何种德行呢？拐了兰若庵的尼姑僧远，藏在家里任自己享用，被庵堂的主持告到萧山县知县那里。
娄家公子招的第三个“名士”，便是权勿用时常说起的张铁臂，自吹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客。砍了个仇人的头装在革囊里，寄存到娄府自己亡命天涯。这分侠肝义胆让娄家少爷委实佩服。可是害怕人头发臭的娄家，打开革囊一看，里面原是个猪头！
娄家请来的第四个“名士”，便是后来穷困潦倒，死在他乡，自己ID被人冒用的牛布衣。
可怜的娄家少爷，花了这么多银子和精力，搞了个“网友聚会”，来的就是些这样的主。最终只好收起当领袖的心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