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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菲娅比我大，但是个头和我差不多。她的脸很小，像兔子脸一样，她的眼睛很大，如同石油一样黝黑沉重的假睫毛每时每刻都在忽闪着。苏菲娅的睫毛绝对是假的，但是她的目光却非常真诚。她是我认识的最好的售货员，比那些每周六在“海蒂”＇柏林的一家连锁商店＇门口卖《真理》杂志的人好得多。
首先，人们会对她说，把哲学家乌多·于尔根斯的《一个美丽的早晨》放给我们听听。她微笑着，湖水一般湛蓝的眼睛看着别人，然后，她会说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是我最喜欢的唱片。”实际上，她卖每张唱片时都这么说。
我不在乎这些，因为我从不买唱片。我很随意，因为我知道她开始高兴地看到我每天插着耳机得意洋洋地坐在桌子前，然后，放上唱片，手掌交叠，听着音乐响起。
她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来临了，伴随着翻译的歌词，她看着别人，好像对他唱歌。我想我疯狂地爱上了苏菲娅，她去招待其他人的时候，我盯着她的胸脯，恨不得咬一口。她知道世界上所有歌曲的歌词。我想是上帝赐给了苏菲娅·布劳恩这份职业。她是完美的售货员。
我再也没去过杂志店，原因大家都清楚。现在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向她表现我除了音乐之外的其他兴趣。后来，在一节历史课上，我有了一个主意。
第二天，我来到“电子音乐”，坐在桌角，背着沉重的书包，弓着腰。我撑着下巴，等她过来招待我。
她走过来了，挺着胸脯，目光深邃，短短的头发遮住了她娇嫩的脸庞。“你想听什么？”她问我。我一下子鼓起勇气，看着她那深邃的湖泊，那里飞出了海鸥、鱼、跳动的大腿，我什么话都没说，但是我看着她，几乎没让她呼吸。她歪了歪脖子，扬起眉毛：“你想听什么？”
仿佛是祖国给了我勇气，我所说的一切都是发自内心。我对她说：“我不想听唱片。我想听你给我唱。”我不知道从哪里伸出了我的手，握住了她的手。我觉得在这一刻大地裂开了，它把我永远地吞噬掉；仿佛我的父母来到这里，封了唱片店。我把她的手握得更紧，使她察觉不出我在颤抖。
在那一瞬间，我看到了红色的东西：玫瑰、鲜血和番茄。好吧，忘了所有这一切，想像一下苏菲娅·布劳恩的脸吧。我觉得在这一刻，所有的障碍都不存在了。苏菲娅成了我的女朋友。她像圣女贞德一样熊熊燃烧，她越是脸红，我越是冷静。我觉得自己就像超级巨星。我温柔地拉着她的手，轻吻着她的嘴唇。她的手放在我的脸颊上，推了推我的脸，但是好像并不是在推，而是轻轻地抚摸我一样。“傻瓜，”她对我说。然后，她用一块抹布擦着桌子。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如此卖力地擦拭这没有半点灰尘的桌子。
总之，我在柏林过得很艰难。不过我从来没有偷过一块口香糖，也没有尝试过大麻，但是，因为苏菲娅，我卷入了德国历史上最大的麻烦之中。那时，我已经认识了库米德斯一家，一天，我坦白地谈起了苏菲娅，向他们讲述了我和你们讲的那些话。我知道荷马已经和女孩有了交往，我告诉他我想迷途知返，但是找不到出路。我认为所有的希腊人都是伟大的哲学家，因为荷马总是一边躺在库米德斯先生的床上吞云吐雾，一边思考着哲学问题。他每时每刻都在深刻地思考，并且展示一种他称之为“逻辑”的希腊讲话方法。他举了一个例子：“所有的人都是会死的。苏格拉底是人，那么苏格拉底会死。”他总是这样说三句话。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一边举例：“所有的女人都需要爱情。苏菲娅是女人，那么苏菲娅需要爱情。”又说：“所有的男人需要爱情。你是男人，那么你需要爱情。”他越说越快，每次只要说点东西，便会问我：“对吗？”当然了，我找不出他任何的毛病。如果荷马关注一下为什么会对学习感到厌倦的话，他一定会成为一位伟大的哲学家。
他是位乐观的哲学家。他说：“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需要爱。你和苏菲娅是男人和女人。那么你和苏菲娅需要相爱。”荷马总是对的。我很相信他。我从来不和他争论。
一天晚上，苏菲娅陪我去乌尔斯的家，因为那时候正是智利军事政变一周年，我们疯狂地画着宣传品，准备将在萨威格尼广场举行的游行。爸爸妈妈让我参加了绘画组，而他们忙着搞其他的活动，而老年妇女们正在做智利的工艺品，然后卖掉。到9月份的时候，已经攒了三万马克。我不是毕加索，但是在苏菲娅的帮助下，我一直画到了凌晨2点。
这一切和我们在圣地亚哥的家中参加的支持阿连德的活动类似，当时连公共汽车都参加了游行。我们回家的时候，地铁都用铁链锁上了。我们边抽烟边嚼着奶糖，我搂着苏菲娅的腰，上帝好像不喜欢手指，所以才赐给我，而我用它们抚摸着她的腰身。苏菲娅和我差不多高，在夜晚的街道上，我们一起走着，看上去如此般配。
其实，相对于我的年龄，我的身材算很高了，尽管我妈妈说我嘴里总是叼着烟头，肯定不会长高了。我们走到苏菲娅家附近的街区，这时，我拿出一根我以前说过的罗托·托托牌香烟。在演奏厅的门口，有一群和我差不多大的小流氓喝着啤酒，相互扭打着。最不擅飞翔的鸟儿是猛禽。柏林有很多人喜欢像小鸟一样唱歌，抽那么几口大麻，然后就觉得自己是圣女的白鸽或者迈克·塞约·阿里奥拉。他们差不多和我一般大，在确切地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之前，我已经预感到有事情要发生了。
我不是福尔摩斯，但是他们靠近我们，其中的两个开始唱“拉——拉——拉拉”，这是婚礼进行曲。有的时候，当我和小无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也会开开玩笑，但是我知道我最好若无其事地经过。而且，爸爸的苦心劝告还在我耳边回响，这样我搂紧苏菲娅，想走过去，表现得好像连猫叫的声音都没有听到。但是我们没法过去，因为那四个小无赖走近我们，往我嘴里灌了一罐啤酒，推了我一下，眼看就要抓住苏菲娅的手了。此外，有一个人认识苏菲娅，因为他说：“你好，苏菲娅。”
他们一边喊着为了情侣而干杯，一边逼我们喝酒。他们还想往苏菲娅的嘴里灌酒。我和他们说不，谢谢了，让我们过去吧，我们很累了。这是我在柏林想出的最糟糕的主意。因为首先让他们注意到了我的口音，其次，因为如果我在晚上这个时间感到疲惫，而且是在苏菲娅的陪伴之下，这就是说我想和她一起上床。这样，一个叫汉斯的家伙一边看着苏菲娅一边问我苏菲娅在床上怎么样。他走了过来，手插在大衣下的口袋里。
不知道我有没有告诉过你们我是柏林最容易头脑发热的人。我感到血在沸腾。因为我的血听到看到了这一切，诱惑我踢出中后卫的一脚。只不过不是在踢球，而是轻轻地踢了他两脚。汉斯倒在了地上，我简直要疯了。
“我们走，”我对苏菲娅说，她拉着我的胳膊，而那著名的汉斯，我是后来才知道他的名字的，躺在了地上，一只手向下，另一只手向上，一声不吭，好像已经没有呼吸一样。另外三个人呆站着，好像前锋越位之后，后卫等待裁判判罚进球无效一样。他们站着，不过和地上躺着的那个一样安静。
总之，那天晚上苏菲娅不让我回家，她认为他们就在楼下等我。甚至连灯都没开。我们摸索着走到窗边，稍微拉开一点窗帘，看着街道。他们四个在那里。那个被我踢的家伙还在躺着，其他三个想扶他起来，但是没有用。
我感觉到身边苏菲娅沉重的呼吸，发觉自己流了很多汗。我们坐在一只吱吱作响的旧沙发上，几乎不敢呼吸，因为苏菲娅害怕吵醒她的妈妈。差不多有一小时，我们目不转睛地看着煤炉里面的火光。后来，我握着她的手，我们的手指紧紧地扣在一起，有时会松开，然后又紧扣在一起。她开始啜泣，我不知道该怎样安慰她。我总是这样：当别人哭泣的时候，我不知如何是好。
我抚摸着她的头发，问她为什么哭泣。她说她很害怕。她的声音很轻，几乎听不到。我再次探出头，街上已经没有人了。风很大，落叶随风飞舞。
我回到家的时候，家里正在厨房召开全体会议。他们隆重地迎接我，就像有人说的那样。特别是那天阳光灿烂，而且由于我们从来没有买窗帘，所有的一切都闪闪发亮，玻璃也好像冒出了火花。
我弟弟像老鼠一样缩着身子，鼻子恨不得浸到牛奶里。“你去哪儿了？”老家伙冲着我喊。妈妈看着地板，手拉着起床穿的晨衣。我从来不撒谎，因为我缺乏灵感。我的爸爸当然也是如此。我知道他以为我做了可能患上梅毒的勾当。“你去哪儿了？他妈的。”我抬起头，以一种他希望看到的绝望的神情看着他。
“画画，”我说。
“画画？傻瓜。”
“是的，爸爸。”
“你画的是什么？”
“11号的宣传画。”
“一直画到早7点？”
“是的，爸爸。”
几乎是灵光一现，我看了看自己那双像调色板一样的手。溅到手上的颜料拯救了我。我举起手，就像电影中的青年面对土匪的瞄准一样。爸爸是个很狡猾的家伙，我担心他会认为我是故意画上的。
“很好，”他说，“下次通知我们一声。”
他骄傲地看着我，每当他高兴的时候，脸上就会浮现这种表情，他挺着胸脯，好像一只雄鸽。当然了，我放下了胳膊，垂下了视线，这是因为我撒了谎，感到很羞愧。我觉得警察会突然之间闯进我家，把我抓走。我好像坐在电影院里，眼前出现了一幅画面：一个男孩双腿夹着手，倒在人行道上。老家伙现在想打人了，他走向我的弟弟，轻轻敲打着他那杂草丛生的脑袋。
“你想干什么？怎么还不去学校？”他喊道。
我弟弟抓起桌子上的书包，一边嚼着面包，一边跑了出去。我也背上书包，走到洗漱池旁，沾湿了自己的额头和眼睛。
“你不吃早饭了？”妈妈问。
我心中充满了祖国的英雄主义，尤其是在被侮辱的时候，我用手指胡乱拢了拢头发，离开了家，看都没看他们一眼。
“我不饿，”我说。
9点半正是课间休息的时间，我在院子里面寻找阒阳光，准备小睡一会儿，但是老天都在和我作对，没过多久，开始下起了小雨。
我走进教室，双臂交叠，躺在椅子上睡了一觉。懵懵懂懂中，我听到德语课的铃声响了。我想像着，我睡着了，全德国都知道我昨晚像马一样站了整整一晚，他们给我量体温，命令我回家休息，带给我爸爸一张条，而我自己要翻译给他听。
但是无论如何，我认为这是我一生中上过的最好的课，因为克尔伯格先生组织我们讨论一部我们年级上个星期在汉莎广场刚刚看过的布莱希特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