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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无论如何，我认为这是我一生中上过的最好的课，因为克尔伯格先生组织我们讨论一部我们年级上个星期在汉莎广场刚刚看过的布莱希特的作品。话剧和名字叫《特例和规则》，我很喜欢这个题目，因为它证明了富人会收买法官，而法官一点也不公正。我对这部作品很感兴趣，在智利，法官会因为一点点小事判处穷人有罪，而富人就算杀人也可以逍遥法外。智利的法官没人看得起。我不知道德国的情况怎么样。
课上到最后，老师让我们画幅画表现话剧的内容。我画了一个手提钱袋的正义女神，克尔伯格先生说我画得很好。我高兴地离开了学校。看到别人喜欢我做的东西，我总是很快乐。我是个很自恋的人。
我的快乐没有维持多久。我来到唱片店，苏菲娅简直望眼欲穿，一见我就开始哭。她说汉斯进了医院。汉斯就是昨晚被我揍趴下的人，如果你们不记得的话。他的哥哥在到处找我。他想知道我的地址。一旦把我找到，他就会好好收拾我。
我一言不发，我能对她说什么呢？最新的音乐剧刚刚开播，但是我没有半点心思收听。苏菲娅告诉我最好离开这里。我试图拉她的手，但她退缩了。她招待别的客人的时候，我看了看唱片的目录。然后苏菲娅走近我，对我说我们一段时期内不要再见面了。我问她是不是再也不想见我了。她回答你自己看着办吧。
我甚至不能慢慢地抽根烟来度过这难堪的一刻。我觉得要是我慢慢地抽会儿烟，她就会拉住我的手，重新做我的女朋友了。但是现在，我没有烟，什么都没有，我觉得自己好像在踢足球。我越位了。
好吧，我对她说，如你所愿吧。
我离开了唱片店，耳朵发烫，双膝颤抖。在乌兰德大街，我来到了地铁站，我在月台上站了一个小时，看着去往维滕堡广场的短途列车来来往往。
总的来说，我不断地在失去。我没有了国家，苏菲娅不愿再见我，一个家伙满世界地找我想要收拾我，我让一个德国人进了医院。起码还有很多人挨了枪子。我没有钻进火车轮下，而是在阿尔布莱希特收集纸盒子，我很高兴地做着这些，两个小时以后，我结束了工作，满载着垃圾回到了家中。
家总是温馨的你们听说过这句话吗？创造这句话的人应该被授予诺贝尔撒谎奖。
我打开房门，妈妈告诉我有个人一直在打电话。他说德语，询问那个智利人。我妈妈简直是个直觉冠军。她问我究竟惹了什么麻烦。我没有回答，只是坐在电话旁，注视着电话，仿佛里面会突然奔出一只狂吠的狗一样。
五分钟之后，电话响了。我真希望那一刻双耳失聪。我能做的惟一一件事便是任它响个不停。我用拳拄着下巴，希望铃声停止。此时，耳边传来妈妈甜美的声音：“电——话——”我拿起电话，将话筒远离耳朵，调整呼吸。
“喂？”那个人说。
我没有说话。我大概是害怕一旦我说了什么，那个家伙就会从话筒里蹦出来一样。
“喂？”他说，“你就是那个智利人？”
我轻轻地挂上了电话，然后，把手放在话筒上，好像希望擦拭掉信号的痕迹。我转向厨房，很想躲在妈妈的怀里痛哭一场，就像我小的时候在圣地亚哥一样。我夹紧双腿，意识到了自己在干什么。这时，铃声又响了。我的嘴里积攒了很多唾液，但是我一点没有觉察到。
我迅速地拿起话筒，贴近耳朵。现在我害怕的是妈妈会出现在我面前，听到这场谈话。就像每次抽奖的时候，我都会获得大奖一样。事情果真发生了：妈妈站在门楣下面擦盘子，对谈话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喂？”那个声音说，声音有点刺耳，使我更加紧张。我遮住话筒，对妈妈说：“一个朋友。”“喂？你是那个智利人？”
“是的，”我清了清嗓子，说，“我就是。”
我妈妈还在用抹布擦着盘子。
“我刚才打电话给你，你挂断了。你觉得自己很聪明，是吗？”
“不，”我说。
“知道我是谁吗？不知道？”
“一点也不知道，”我说。
“真的吗？”
“你们在说什么？”妈妈问道，她还在勤劳地擦拭着盘子。
“我们在说德语。”我回答。
“我知道你们在说德语。你们究竟在讲什么？”
“等一会儿，”我对电话里的那个家伙说。我遮住话筒。“妈妈，让我好好打电话，行吗？”
我妈妈严肃地看着我，眼里充满了母亲的关爱，她穿过走廊，离开了屋子。
“喂？”我说。
“喂！怎么回事？”
“没什么。”
“那好，”他说，“我是米切尔。”
我掩饰地问道：“米切尔是哪位？”
“冷静点儿，没什么。这并不重要。我是汉斯的哥哥。”
“我不认识这个人。”
“好吧，我给你打电话不是和你讨论你认识谁或不认识谁的问题。我弟弟现在在医院里。”
我只是呼吸，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你知道他进医院了吗？”
我看着走廊，怕妈妈突然出现。我的心怦怦直跳，好像空气稀少一般。“很严重，”他说。“很严重，”他重复了一下。
我想说：“真的吗？”但是我的喉咙发不出声音。
“我打电话的目的是告诉你，我会把你对待汉斯的行为加到你身上。”
“是的，”我说。
突然之间，我忘记了德语。我开始听不懂了。只是不停地重复着是的，是的，脸上的表情简直像个白痴。
“你在哪儿？我要教训你一顿。”
“是的，”我说。
“要是汉斯死了，在警察抓你之前，我就会杀了你的。知道吗？”
“是的。”
“明白吗？”
“是的。”
“只要你离开家门一步，我就会收拾你，把你碎尸万段。听到了吗？智利人。”
“是的。”
“有种的话，咱们今天下午决斗，怎么样？5点钟，在美丽大街地铁站碰面。”
我看了看表。
“不，”我说。
“你害怕了？”
汗水浸湿了话筒。它仿佛是巧克力做的，慢慢地熔化。米切尔静了下来，我只能听到他的呼吸。突然之间，我想到了一个谈话的题目。我想问候一下他那可怜的弟弟。
“你弟弟进了哪家医院？”我问。
“就是你将要进的那家，小流氓。”
“别这样，米切尔。认真一点。”
“你还想带着鲜花和巧克力去看他不成？”
“不我只想知道一下。”
“他很严重。不能说话。我现在就想收拾你。”
此时，我好像从梦中惊醒。似乎别人往我头上泼了一盆水一样：米切尔是从哪儿弄来我的电话号码的？我眨着眼睛，想了几秒钟，多亏了荷马逻辑思维的帮助，我得出结论：一定是我那个忠诚的情人苏菲娅·布劳恩给了他我的电话号码。我的脑子里面，除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之外，就只剩下个疑问：米切尔是怎样从苏菲娅手中弄到我的电话号码的？对她拳打脚踢，这倒像他的作风，还是亲吻，温存，摸摸她这里，再摸摸她那里？
一种比刀伤更深更长的悲伤刺痛了我。我生命中的第一个女人和第一次背叛。如果一个人有了这种体验，那么他都可以去创作歌曲了。我甚至在想著名的诗人和思想家乌多·于尔根斯会不会写一首诗，诗中的女孩不仅侮辱了恋人，而且还把他的电话给了一个恶棍，让他找到他，教训他。在我的想像中，米切尔是一具和我完全不同的人：他闯进苏菲娅家里，撩起她的裙子，打开电视，伴随着音乐，她把我的藏身之处给了他。我确定我在桌子边得到的东西，米切尔在一分钟之内都享受到了。我确定他会很高，很帅，穿戴得体，拳头比铁还硬。
你们觉得我想过去见苏菲娅，然后教训一下这个叛徒吗？没有，我呆在电话旁边，非常难过，不可自拔。
“好吧，智利人，你来还是不来？”
“不，”我说。
“那么，等我抓住你……”
“……就会教训我一顿。你早就和我说过了。”
“那么……”
“你一个人？还有别人吗？”
我突然挂上了电话，就像打破一只鸡蛋，等待着从电话线里出来的拳打脚踢。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说最后几句话时那么勇敢，但是我现在就像在打架和踢足球一样，呼吸急促。
这一天午剩下的时间里，我一直在监视着窗户。有的时候，我看着鸭子和鸽子在河上飞过，却没一点心思看电视或是读杂志。后来，我打开了收音机，边听歌曲，边画苏菲娅的肖像。
爸爸回来了，他关掉了收音机，开始给同志们打电话，因为明天就是9月11日。另外，他很生气，智利人意见不一，结果居然要举行两个反对军政府的游行。我对此不感兴趣，尽管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每次聚会，还是要整晚争吵。我起来喝汤，在那之前，我撕碎了苏菲娅的照片，把它扔进了纸篓。
我睡不着。我看着反射在天花板上的河流，脑子里画着图画，但是没有用。我第一次觉察到睡觉的意义。我只希望在梦中飘来一朵乌云，带我远离这个家，这个城市。
天亮的时候，我才睡了一会儿，半个小时之后，闹钟响了，妈妈穿着晨衣，给我们做早餐。
我好像听到了起床的乐曲：我赤裸着跑到窗口，看着街角，这是我做的第一件事。我想告诉妈妈我生病了。我因为胃疼彻夜未眠而且去了好多次厕所。我走进厨房，和她说我病了，但是我爸爸冲我大喊，要我去洗漱，然后去学校。他向我做了一个出色的爱国演说，告诉我在9月11日生病有很多弊端。他跟着我来到洗漱室，对我说如果因为肚子疼就要死要活的话，想想那些父母被囚禁，饿着肚子的孩子，就会感觉好一点的。
我想关上门，安安静静地梳头，但是爸爸站在我旁边，对我说我应该参加游行，和所有的人一起呼喊，不能忘记自己为什么会在这里。父亲令我心烦意乱，因为他总是重复一件我已经牢记在心的事情。梳好了头发，我把手指插入发中，又把它弄乱了。我觉得那些头发梳得溜光的人非常装腔作势。
我弟弟经常带三明治到学校去吃，妈妈用绿色的餐纸把三明治包好。但是他太贪吃了，总是在街角就打开，享起口福。然后在课间，他吃同学的三明治。他期待地看着别人，直到别人给他一小块三明治才罢休。
就在我弟弟打开三明治那一刹那，我感觉到有人在跟踪我们。好像突然之间我自己的影子沉重起来，又好像突然之间天塌了下来，压到了我的后背。
“我们得快点走，”我扯着达尼埃尔的胳膊肘，对他说。
“为什么？现在还早着呢。”
“别看后面，有人在跟踪我们。”
我按着他的后脑勺，说了这番话，因为总是我说东，他就去做西。然后我不得不使劲拽着他的后脑勺，因为他狂奔起来。我也刹没住脚，拉着他跑了半个街区。
“放开我，”他说，“这样我没法咽下三明治了。”
“我会放开你。但是别看后面。要是你敢再跑，我就用书包打破你的脑袋。”
“他们为什么跟踪我们？”
“因为有个人想打我。”
“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