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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放开你。但是别看后面。要是你敢再跑，我就用书包打破你的脑袋。”
“他们为什么跟踪我们？”
“因为有个人想打我。”
“为什么？”
“别说话。”
“不过，为什么？”
“我不能告诉你。”
“你偷了东西了？”
我不得不打了他一拳。
“我说过了，不许说话。”
我们走得很快，我像平常天冷的时候那样缩着肩。但是天气很好。要是我没有那些麻烦，我一定会吹着品哨，看着那些鸟儿慢慢地飞过。
“为什么不报警？”
“我不能。”
“但是，为什么？”
“给我一块三明治。”
我得到了一小块三明治，漫不经心地咀嚼着。我没想咽下去。我咽不下去。衬衫的领子好像是水泥制成的。而相反，我的腿却轻飘飘的。
“你想让我偷偷地看看后面吗？”
“我们过马路的时候吧。你装作看后面的车，注意点，好吗？”
“好的。”
“看看一共有多少人。”
“好的。”
“我们现在过马路。”
我紧紧抓住他的胳膊，带他在停满车辆的马路上穿过。我不想看到他是怎么向后看的。
“你看到了吗？”
“是的。”
“有多少人？”
“就一个。”
“长得怎么样？”
“很高大。”
“多高？”
“很高。”
“别跟傻瓜一样。比爸爸还高吗？”
“没有，那倒没有。”
“比我呢？”
“比你高。他应该有女朋友了。”
“他有十七岁吗？”
“可能有。”
在口中嚼了半天的面包终于被我吐掉了，我文明而又优雅地将它吐在了垃圾箱里。
“你会挨揍吗？”
“他抓到我，就会揍我。他穿什么衣服？”
“他穿了一件皮夹克，戴了一顶连耳的帽子。”
“偷偷地看看，告诉我他离我们是近还是远？”
达尼搔搔头，看着后面，好像看着天上的慧星。我弟弟是个很谨慎的人。
“怎么样？”
“和原来一样。”
“在原来的地方？”
“在原来的地方。你得救了，我们到学校了。”
我突然想起，要是他不打我，而是向学校主任告状的话，岂不是更糟糕？我不由得想像着一边晒太阳，一边听训斥的情景。
我穿过校园，没有向任何人问好，径直走上了二楼的大厅，我探出头向外，只露出一只眼睛。
我看得清清楚楚。他手插在兜里，站在栅栏前，盯着每一个进去的学生。他并不比我高多少，但也许是身穿皮外衣的缘故，他看上去很壮。我下来走进教室，整个早晨都无法集中精力。最后一节课，我走到彼得·舒尔茨旁边，询问他可不可以和我一起回家，我会借给他最新一期的《活力》杂志。我选择了彼得，并不是因为他是最善良的，而是因为我们都叫他“千米先生”。他差不多有柱子那么高，腰身比酒桶还粗。
我想是我的恐惧感应了电话。我一进家门，电话就响了。那个米切尔好像算着时间追踪我的脚步一样。很遗憾我不能通过电话展示彼得·舒尔茨的威武。
“智利人？”
“是的。”
“你好吗？”
“很好，谢谢。”
正如诸位看到的那样，这是一场再礼貌不过的对话。就像他可能会马上邀请我去喝咖啡，品尝饼干一样。
“你呢？”我说。
“我也很好。我很高兴，因为我就要教训你了。我要把你踢成瘫子，把你的眼睛挖出来。”
“很困难，”我说。
我总是这样，舌头比思想跑得快。
“你不相信？我要把你撕成碎片！”
“哦，是吗？你一个人还是一起上？”
事已至此，我颤抖得几乎拿不住电话，但是我说完最后一句后，电话里面一片寂静。
“喂？”我说。
“听着，智利人。今天下午5点我到你家门口找你决斗。我们单对单打一场。”
“今天不行，”我说。
“那就明天。明天5点。”
“随你便，”我说。然后挂断电话。
我不知道是否说过我擅长把事情累积起来。突然之间，这一年我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又突然之间，一天之内所有的事情都降临在我头上。9月11日，在克罗依茨贝格举行了盛大的集会，智利人教那些德国人喊我们在智利使用的口号。他们学会了“团结的人民，不可能被打败”、“人民联盟，上台”，还有“萨尔瓦多·阿连德同志，和我们同在”。他们好像只知道一个口号：“国际团结”。
那天对我们家来讲是个特别的日子，因为我爸爸将在赫尔曼广场做了一场演讲。他们还为他安排了一位女翻译。她看上去很友好。我的父亲说上三句智利就会到感情，两分钟后，他就开始了声嘶力竭的呼喊，五分钟之后，他便涕泪横流。好在他得给翻译留出时间，这样他才可以调整呼吸和擤鼻子。我爸爸的演讲非常生动。我觉得他是一个善于把事情告诉别人的专家。你们一定要记住我爸爸的名字，等到他不爱思考的那天，他一定会成为议员的。
我爸爸说皮诺切特现在举步维艰。这得感谢国际团结，智利是个英雄辈出的国家。他还讲到那些被捕和受酷刑的同志，他高举拳头，高呼“我们必胜”，结束了演讲，听众的掌声足足响了半个小时。我想跑到舞台上祝贺他，但是人太多了，我过不去。当时大家齐声高呼着“国际团结”，主持集会的那个德国人拿起麦克风，他说“国际团结”的确很有道理，不过现在到了捐款的时间了。
乌尔斯看着大家拿出钱来支持抵抗运动，就在说笑间，居然积聚了相当的数量。我来到爸爸身边，伸出手，对他说：“真棒，爸爸。”他摸着我的头，对他的朋友们说：“这是我儿子。”他们递给我一只募捐箱，伴随着“美洲解放”乐队演唱的奇兰帕约的歌曲，我在人群中穿梭，对他们说：“同志，多捐点儿。”有个人正站在人群中，你们猜我在“国际团结”的人群中会看到谁？
不，这次你们猜错了。不是米切尔。那个人只不过，尊敬的读者，是我班上的同学埃迪特·克拉默而已，她身穿蓝色的牛仔衣，头上的发卷在灯光下闪闪发亮，两只手插在海蓝色的上衣兜里。
我捧着募捐箱，呆站在那里，我想用另一只手挡住它，因为我从来不为智利向我的同学乞讨，特别是埃迪特·克拉默（“小鬈毛”，她的朋友都这样称呼她），这个女孩总是在9月和秋天写下悲伤的诗篇，又在4月的春天写下欢乐的文字。
我很想把手插进她的头发，先一个一个地摩挲她的发卷，然后再一起摸。但是，课间的时候，学校的女生们总是躲在校园的角落里，像小老鼠那样地笑着。很多女生的脸上长着星星一般的粉刺，恨不得每天花上十个小时的时间在脸上涂抹各种神奇的化妆品。
她们甚至公然在课堂上涂脂抹粉，一想起这点我就全身发抖。对我们这些同年级的男生，她们冷漠得近乎残酷。她们认为自己是高高在上的公主，只有那些高年级的男生才配得上她们，她们向那些男生抛媚眼，简直丑恶极了。当你走到她们身边，想和她们说句话的时候，说不上两句，她们便哈欠连天，连瞅都不瞅你一眼，因为她们是准备奉献给那些白马王子的。想和她们交朋友就好像刚开始下国际象棋就把皇后输了一样难。
总之，我们男孩子更喜欢在操场上踢足球，或者玩彩票。彩票让我们着迷，因为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百万富翁。这样，我在这里见到“小鬈毛”，目瞪口呆，好像别人用贞节带堵住了我的嘴一样。
“你好，”她说。
“你好，”我说。
就像你们所看到的那样，这是一场再正常不过的对话。
“你好吗？”
“很好。你呢？”
“很好。”
“很好。”
我们对视了千分之一秒，然后垂下视线，看着鞋，然后，我们环顾四周。
“人真多，是吗？”她说。
“的确很多。”
她看了看募捐箱。
“在捐款吗？”
我也看了看自己手上的东西，脸上现出漠然的表情。
“是的。”我说，“捐了一点儿。”
她用手整理了一下头上的发卷，难过地笑了。然后，她拽了拽站在旁边的一位先生的袖子，这位先生长着和她一样的鬈发，她用手指着我。
“这是卢乔，”她说，“我学校的智利同学。”
那男人伸出手，紧紧地握着我的手。
“很高兴认识你，同学。”他说。
“我的爸爸。”埃迪特说，接着，她用手指着募捐箱，“卢乔在捐款。”
克拉默先生把手伸进上衣兜里，掏出了一枚五马克的硬币。他把硬币投入箱子的缝隙里，走到他女儿前面，拍着我的肩膀，严肃地看着我。
“在柏林过得好吗？”
“很好，先生。”
“没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那很好。”
此时，活动即将结束，在观众的要求下，“美洲解放”乐队演唱了歌曲《我们必胜》。克拉默先生松开了我的肩膀，唱着副歌，不过他只会唱“我们必胜”这一段，然后，他便看着我，让我来唱剩下的部分，但是没有用，我不得不耸耸肩，表示我不会，尽管看起来像个谎言，但是我真的从来没有学会过。我无法理解歌词，比如“我不知道什么是历史的熔炉，也不知道谁是那位勇敢的战士”。我感到很惭愧，决定以后去问爸爸这些是什么意思，弄得明明白白的，以便下次游行的时候能用上。
稍后，克拉默先生问埃迪特为什么不邀请我去她家做客。我无法理解“我们必胜”的歌词，我也同样无法理解女人。这些我是听爸爸说的，我惊叫了一声，几乎高兴得跳了起来，好像我已经成为了她的男朋友一样。不过，女士们，先生们，她吻了我的脸颊，尽管只不过是嘴唇轻轻掠过，但是我的脸却红得和我的这件毛衣一样了。
“明天8点。”她对我说，然后挽着她爸爸的胳膊，朝我挥手告别，就像在火车站台上告别一样。
那天晚上，很多人来到我的家里，把所有的钱摆在桌子上。乌尔、亚力桑德拉和豪尔赫把硬币分成一堆一堆的。募捐箱里还有很多纸币。乌尔斯让我把一马克的硬币十个十个地分成堆，而我的弟弟则负责把芬尼十个十个地放在一起。
我时不时地斜眼看看达尼埃尔，因为这家伙经常买口香糖或者巧克力，完全有能力为抵抗运动捐一点钱。
总之，那天所有的人都很高兴，他们从熟食店买来鸡肉，开始喝酒，那天晚上，没有人吵架，大家都在不停地笑，爸爸让妈妈从柜子里面拿出了为下个星期准备的葡萄酒，他们一直喝到凌晨3点，依然乐此不疲，他们说明年将在智利度过9月18日，这是我们的国庆日，那天，人们将在公园里聚会，畅饮奇恰酒，德国人从来没有喝过这种酒。我一直很困惑，既然德国是那么发达的一个国家，为什么会很少那么多东西呢？
夜越来越深了，我却越来越沮丧。我真想绑住这美丽的夜晚，让我的余生永远生活在夜里。我爸爸伴随着蒂托的吉他，演唱着歌曲。妈妈和亚力桑德拉有点喝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