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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宁夏文联《朔方》编辑部工作。曾在作为范畴，来看看当时的那些新旧作家，林琴南他们的心理机制是“旧日可爱”的，所以行之不远；而蒋光赤他们的心理机制是“现在可爱”的，所以同样如此。既然身为作家你就必须有个态度，也就是比较，或者是“旧日比现在可爱”，或者是“现在比旧日可爱”，事实也证明了具有这两类心理机制的作家在写作中更有余地。写作是一项留有余地的工作，而不是推车撞壁的事业。推车撞壁更难，比如鲁迅的《狂人日记》。所以《狂人日记》终究是凤毛麟角的。等鲁迅有了写作经验，他就留有余地了，《阿Q正传》就是一部留有余地的作品。鲁迅是天才，也就是说他的心理机制比较复杂，他常常既觉得现在比旧日可爱，有时也觉得旧日比现在可爱。相对而言，郁达夫就单纯一点，他基本上是一个旧日比现在可爱的作家，他的游记之所以出色，就是一个曲折的反映。为什么说曲折的反映呢？因为这是一己之见，我一直认为写游记的人一定要有“旧日比现在可爱”的心理容量。作家是一个时代的心理容量，是一种在工作中学会对自己想象和虚构的动物。郁达夫想象和虚构了自己的颓废美，而这种颓废美又暗示和影响了他的生活。
人云亦云
从郁达夫写给沈从文的一封信中（《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可以看出郁达夫的性情：
我晚上卧房的门常是不关，进出很便。不过有一个缺点，就是我这里没有什么值钱的物什。但是我有几本旧书，却很可以卖几个钱。你若来时，最好是预先通知我一下，我好多服一剂催眠药，早些睡下，因为近来身体不好，晚上老要失眠，怕与你的行动不便，还有一句话——你若来时，心肠应该要练得硬一点，不要因为是我的书的原因，致使你没有偷成，就放声大哭起来。
又不仅仅是性情了。和郁达夫的见面，沈从文印象深刻，当时的沈从文是名不见经传的文学青年。沈从文晚年时对郁达夫的侄女（女画家郁风）说起此事时，还不能忘情，他说：
后来他拿出五块钱，同我出去吃了饭，找回来的钱都留给我了。那时的五块钱啊（郁风《三叔达夫》）！
那时郁达夫在大学任教，实际收入也只有三十多元。
不仅仅是性情的原因，是郁达夫冲动地要把生活变成一则轶事。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轶事的缺失，说到底，是个性的缺失。这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他们只有大目标，没有细节。细节是个性的分娩，用勒内·夏尔的话说，“报警的孩子”。沈从文早期的创作，简直像是郁达夫的翻版，从中也能看出郁达夫对当时一辈青年的影响，研究一个作家，通过研究一个受到他影响的作家的作品而来反观于他或许更好玩：
有时我常觉得自己为人行事，有许多地方太不长进了（这学的就是郁达夫的口气：有点未老先衰的样子，其实是标榜，也可以说是标新立异。沈从文写作此文时二十三岁，装蒜和露怯自然是难免的）。每当什么佳节或自己生辰快要来临时，总像小孩子遇到过年一般（这个比喻还嫩了一点，郁达夫不会这么写），不免有许多期待，等得日子一到，又毫无意思地让它过去了，过去之后，则又对这逝去的一切追恋，怅惘。这回候了许久的中秋，终于被我在山上候来了。我预备这天用沙果葡萄代替粮食（郁达夫不会在这时候考虑粮食问题，他首先想到的会是吃酒）。我预备夹三瓶啤酒到半山亭（“夹”用得极像郁达夫的遣词造句的方法，但郁达夫不会夹啤酒，夹的不是绍酒，也是白兰地），把啤酒朝肚子里一灌，再把酒瓶子掷到石墙上去（沈从文与郁达夫的区别，在这里就很明显了：因为郁达夫一灌，灌出的是颓唐劲儿，不会再把酒瓶子掷到石墙上去。沈从文少的就是这股劲——这股劲是汉文化中的云月烟水在江南一带得天独厚的暮色凝结。沈从文一灌是年少气盛，也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意思），好使亭边正在高兴狂吟的蝈蝈儿大惊一下（这是沈从文的潜意识，他夹酒亭中，灌完掷瓶，是为自己低下的社会地位鸣不平，也是想引起他人的注意——在他的潜意识里，大腹便便的上等人已转弯抹角的以大肚皮蝈蝈儿的形象出现，“高兴狂吟”无疑是沈从文对上流社会生活的想象，甚至不无羡慕。羡慕不得，就生出几分恨意，让他们惊吓一下。别看沈从文晚年慈祥如菩萨一尊，他在文学创作之际，“乡下人”情结常使他心怀仇恨。而郁达夫的伤怀，更多的是文化遗传）。这些事，到时又不高兴去做了。我预备到那无人居住的森玉笏去大哭一阵，我预备买一点礼物去送给六间房那可怜乡下女人（郁达夫会这么干，沈从文至多想想而已），虽然我还记得她那可怜样子，心中悲哀怫郁无处可泄，然而我只在昏昏蒙蒙的黄色灯光下，把头埋到两个手掌上，消磨了上半夜（《一天》）。
尽管沈从文这版翻得有些模模糊糊，乍一看，还是很像郁达夫。
郁达夫很像柳永，沈从文则有点仿佛陶渊明。我说的是他们的创作。郁达夫和沈从文的创作，都是以东方文化作为底蕴，捕风捉影着现代艺术的精神。在现代艺术精神的表现上，郁达夫更胜沈从文一筹。这与郁达夫的知识结构和人生阅历有关。我更感兴趣的，是另一方面，即现代艺术的精神，并不仅仅钟爱于青年，也不仅仅是年龄问题。青年的创作，必定是新的和富有现代艺术精神的，这一点大可怀疑。创作是个人的事业，不是年龄问题，甚至连时代的影响也微乎其微。时代所能影响到的，更多的是一群平庸的作家。而一位作家——即使是一位天才的作家——想影响他所置身其中的时代，也是天方夜谭。一位天才的作家总不在当下的时代里。相反对时代有所影响的作家，恰恰是平庸的作家，因为他的平庸正好与时代的平庸合拍。每个时代都是平庸的。如果我们觉得某一个时代才华出众，无非是被我们发现了的几个不平庸的人给我们带来的错觉——我们把几个不平庸的人看成了那一个时代。
1924年的冬天，困境之中的沈从文怀着剩下的希望，其实是绝望，给当时的几位著名作家写信，倾诉痛苦。郁达夫接到沈从文的来信，就去看望他了。谈了一会儿话，郁达夫就邀沈从文外出吃饭，他将自己脖子上的围巾取下，给沈从文披上。两个人在一家小饭馆吃了一顿饭花去了一块多钱，郁达夫拿了张五块钱埋单，找回的就全给了沈从文。这种温情，看似日常，看似琐碎，实在是一种难得的人文氛围，它具体，不摆空架子。当沈从文成为师长的时候，他又把这种温情传递到年轻的作家们身上——没有日常和琐碎，哪来自由、独立和关怀的人文氛围呢？终极关怀的起点，我想应在人的日常上。也不是日常生活，也不是日常的人。自由、独立，如果不是人的日常，如果只是人的理想，那么，谈论它终究像是林译小说罢了，属于遭听途说，终成不了正果。
老照片
我曾经拿郁达夫写有“语堂兄惠存达夫持赠”的这一张照片给一个几乎不识字的乡下算命先生看，他说了四个字“飞来横祸”，着实让我大吃一惊。难道冥冥之中真有命运？而我是早就相信命运的。也就是这一张照片，由于他几乎成了郁达夫的标准相，在粗制滥造的一些印刷品上，微笑的郁达夫竟然是阴影浓郁的模样。在“达夫持赠”的一侧，是写有时期的，但我懒得细看，或者说故意不看。我愿意他是在青年时期的留影。这个时期的郁达夫我愿意他是忧郁的。中国的青年，在青年时期，似乎都是忧郁的。忧郁是热爱生命的表达。忧郁竟然是一个中国青年的生命活力的体现。照理说忧郁应该是浪漫的，甚至是漫不经心的。但在郁达夫这一代中国青年身上，却看不到有多少罗曼蒂克。现实的苦闷远远大于性的苦闷。尽管性的苦闷也是现实的苦闷一种。这个时期的作家，进入文坛差不多都是以病态的姿势。病态是一种姿势。鲁迅的《狂人日记》，是一个民族的慢性病的大发作，作为病态的力量，我认为是超过卡夫卡的《变形记》。鲁迅的病让我们感同身受——鲁迅的作品，总有一种身体上的精神性。所以不空泛。《狂人日记》对我的强烈程度，也许与我在少年时期就阅读了有关吧。那个时期的著名作家，除了冰心——冰心是个例外——冰心是五四时期少有的身心健康的作家——都免不了的病态，又各有不同。
郁达夫是古代文人的病态——病态的现代化，或许就是他的沉沦吧。沉沦使郁达夫避免了文学青年普遍的雷同化，从而飞快地进入文坛，让读者帮助他完成对自己的想象和虚构。虚构是必需的，文学用来澄清生活或者文学用来澄清文学的手段，虽然看上去常常混淆视听。
迟桂花
她的身体，也真发育得太完全，穿的虽是一件乡下裁缝做得不大合适的大绸夹袍，但在我的前面一步一步地走去，非但她的肥突的后部，紧密的腰部和斜圆的胫部的曲线，看得要簇生异想，就是她的两只圆而且软的肩膊，多看一下，也要使我贪鄙起来。立在她的前面和她讲话哩，则那一双水涔涔的大眼，那一个隆正的尖鼻，那一张红白相间的椭圆嫩脸，和因走路走得气急，一呼一吸涨落得特别快的那个高突的胸脯……
这是郁达夫的晚期代表作《迟桂花》中的片段。把《迟桂花》和郁达夫的早期作品（也是最为著名的作品）《沉沦》相比，我觉得其中有很奇怪的错位。《沉沦》是郁达夫青年时期写的，情绪上却是中年的；《迟桂花》是郁达夫中年时期写的，情绪上却是青年的。而在写作上，《沉沦》写得很露骨，风味却是传统的；《迟桂花》写得很蕴藉，风味却是现代的。我得出的结论是郁达夫从旧日比现在可爱的作家正悄然转向现在比旧日可爱的作家，可惜郁达夫没有机会发展和完成这种转向。把他放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我们能看出他的独特和孤傲。鲁迅是天才，无法讨论，而以周作人为代表的一群在文学创作上也真正建立功勋的作家正在悄然地从现在比旧日可爱转向旧日比现在可爱的时候，郁达夫又与他们错位了。
郁达夫的魅力在于他与自身的错位，他在说“所有的文学都是自叙传”的时候，恰恰是他对自己想象和虚构最为勤快的时候。他在青年时期想象和虚构了自己的中年，正因为是想象和虚构，所以更多地汽化为情绪与氛围。他在中年时期又想象和虚构了自己的青年，想象和虚构有多种表现形式，在郁达夫那里——就是错位。这种错位渗透进他的文风，湿湿的，黏黏的，自然会与当时的文坛倾向和流行文风错位了。
郁达夫的错位并不是刻意为之，它只能是天赋，保证了这位作家的格格不入。优秀的作家艺术家从不融入时代，他呕心沥血的作品就是一个时代——传世之作。时代通过作家艺术家的作品找到自己，并不是让后人找到，而是时代自己找到自己。时代对自己的认识在作家艺术家之后，在作家艺术家的作品之后。优秀的作品只会出自一个作家成熟的文化心理。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