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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干了什么？”男孩最后忍不住问。
“猜猜看，”农夫说。
皮卡车以大约五十英里的时速飞驰着。男孩有些害怕见到那辆普利茅斯车卷起的尘烟，但面前除了笔直的公路外什么也没有。可一会儿他又开始担心起来，怕前面的车子在什么地方停下来。他用舌头舔了舔上唇，舌头干干的，嘴唇也干干的。刚才上车的时候，男孩就对自己的人生方向有了明确的打算。这个夏末他要去纽约，在卡内基大厅表演钢琴独奏。但是农夫和他的左轮手枪就矗立在他和那个未来之间，成了一堵让他惧于攀越的高墙。
“你非得杀他们吗？”男孩问。他本来不想说话，但觉得自己无法再保持沉默。
农夫脖子边上长了个红红的疖子，他不停地用手指摸着。“如果是你碰上这种恶事，你会怎么做？”农夫反问道。
男孩想说他不知道，或者说会去报警，但农夫可没耐心听这些。男孩还想说他会原谅他们，可又怕这答案仍然不会让农夫满意。他不想让自己的回答激怒对方，只好耸耸肩。
“你肯定会下狠手解决掉，”农夫说。“没错，下狠手。”
男孩双眼紧盯前方，搜寻着那辆普利茅斯车卷起的尘烟，心中祈祷自己永远看不到。烈日炙晒下，车前的空气仿佛在升腾、扭曲。而他心中的恐惧越来越盛，甚至觉得自己已经看到了，离那股细微的烟尘越来越近。皮卡车顺路中央笔直朝前开进。除了他们，路上一辆车也没有。即使有，男孩也敢肯定身旁这个农夫不会让路。路两旁的麦子覆盖着一层尘土，微红的颜色像是已经晒干的血。
“报警怎么样？”男孩问。
“那可是我老婆，”农夫重重地强调了一下“我”。“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
男孩最终没有看到那团尘烟。车一到劳伦斯，他就立刻跳了下来。衬衫被汗浸透了，紧贴在后背上。他在自己的工装裤上擦了擦手心的汗，向农夫道谢，可对方只是盯着前方，没有理他。
“不要报警，”农夫说着，一边用手轻轻拍了拍座位上的左轮手枪。
“不会，”男孩连忙回道。“我保证。”然后砰的一声关上了皮卡车满是尘土的车门。
男孩没有报警。一连几天，也没有告诉别人。他每天要看好几次报纸，搜寻着报上杀人的消息，但什么也没找到。他实在是被吓坏了，不仅因为那农夫的左轮手枪，更让他感到害怕的是对方说话时那种如磐石一般不可动摇的决绝神态，相比之下，自己软得就像块白面包。最终，男孩也不知道事情结局怎样。或许，根本就没有结局。
夏天终告结束。男孩去了纽约。他没能在卡内基大厅弹成钢琴，因为他的水平始终也没达到那么高。战争来了，又去了。男孩长大成了男人，结婚，生子，后来全家搬到了密歇根州。起初他做了名教师，后来又转行当牧师。父母也过世了。他把那个开皮卡车的农夫的故事讲给两个儿子听。“最后怎么样？”他们问。没人知道。农夫或许赶上了他们，或许没有。儿子们渐渐长大，离家去上大学，开始了自己的生活。而他和妻子也搬往新罕布什尔州。他们变老了。从堪萨斯的那个夏天到现在，六十年弹指而过。晚年的他卧病在床，起不了身，只有待在家中。为了减轻病痛，妻子不时给他注射吗啡。慢慢地，即便在醒着的时候，他也开始做梦。到家中探病的护士却经常打断他的梦。“今天感觉好些了吗？”护士会问。他想表现得礼貌些，可又幻想不出好转的样子。吗啡从一天一针变成一天两针，又变成三针。医生交待道，“只要需要就给他注射。”妻子便问是否会有药物依赖的危险，但问过之后便沉默了。
他几乎已不知道自己是在睡梦中还是醒着的，也不知道过去了一天还是许多天。氧气还在吸，进食却是已经停了。在双眼与卧室墙壁之间的空间里老是挤满他意识中虚构的人物，都是些旧相识。他想挥挥手让他们离开，却发现放在床单上的手动也动不了。现在，甚至连音乐也会让他走神。他总是在倾听着来自远方的一些莫可名状的声音。
男孩站在一条土路边等车。一辆福特皮卡车在他身旁停下来，他爬了上去。驾车的农夫手里举着把四五口径的左轮手枪。“我要去杀了我老婆。”
“不，”男孩说，“不要这么做！”
农夫把车开得飞快。他脖子边上长了个红红的疖子，两根手指在上面摸个不停。没多久，他们就发现那辆普利茅斯车拐进了一座小山谷。谷里树荫蔽日，溪水穿林而过。农夫踩下刹车，皮卡车斜穿过土路，停了下来。那对私奔的男女衣衫不整，在座位上搂成一团。看见农夫的皮卡车，二人连忙跳下来。那女人长得颇有几分姿色。农夫拿着枪就冲下了车。“不要！”男孩喊道。可农夫对准那个男人的脑袋就开了枪，把对方打得脑浆四溅。死尸倒在地上，爆裂的脑袋就像个摔碎的西瓜。女人吓得用手捂住脸，一边还试图遮住自己半裸的胸部。农夫对着她也开了枪，鲜血洒落尘埃。“这最后一枪留给我自己，”说着，农夫将枪管伸进自己口中。“不，不要！”男孩连忙大喊。
男孩站在一条土路边等车。一辆福特皮卡车在他身旁停下来，他爬了上去。“我要去杀了我老婆，”驾车的农夫气冲冲地说。在他身旁放着把大号的左轮手枪。
“你不能这么做，”男孩说。
二人一路争论到了劳伦斯。“我对她一直那么好，她却……”农夫痛哭流涕。他脖子一边生了个红红的疖子，他一直用手摸个不停。
“把枪交给警察吧，”男孩劝道。
“我不敢，”农夫说。
“怕什么，”男孩安慰道。“警察不会对你怎样的。”
二人把车开到了警察局。男孩将事情经过告诉了值班的警官。警官摇摇头，从农夫手中拿过手枪。“我们会把你妻子带回来的，先生，”他说。“在这地方，偷拐他人妻子可不允许。”
“还好，不然就真有麻烦了，”农夫庆幸道。
男孩站在一条土路边等车。一辆福特皮卡车在他身旁停下来，他爬了上去。“我要去杀了我老婆，”驾车的农夫气冲冲地说。
男孩吓坏了，一句话也不敢说，只是怯怯地觑视着那把四五口径的左轮手枪。他觉得自己肯定要命丧枪下了，不禁开始后悔怎么没留在俄克拉何马，那里起码还有朋友和家人，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跑出来。农夫驾着车子径直开往劳伦斯。一路上男孩坐在驾驶室里被颠来颠去，却没有出声。他怕自己的双手要遭殃了，怕再也没法弹钢琴了。现在对他来说，好像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能比弹钢琴更重要了。农夫脖子一边生了个红红的疖子，他用手一直在上面摸个不停。
车一到劳伦斯，男孩便跳下来，撒腿就跑。半路上他碰见一位警察，便把事情告诉了对方。一个小时后，他正在一家名叫白塔的饭店啃着汉堡包，忽然听见外面有枪响。他跑出饭店大门，一眼便看见农夫那辆满是尘土的皮卡车，旁边围着几辆警车，警灯闪个不停。男孩从围观的人群间挤进去，看到农夫上半身挂在车门外，工作衫前襟上洒满鲜血。左轮手枪躺在人行道上。警察们互相拍着肩膀以示庆贺，个个喜笑颜开。男孩不由得把手捏得喀喀作响。
男孩站在一条土路边等车。一辆福特皮卡车在他身旁停下来，他爬了上去。驾车的农夫手持一把四五口径的左轮手枪指着他的头。“别乱动，”他说。车子往劳伦斯开去。“我老婆竟然做出这种下作事来，我要毙了她，”农夫说。
“不，”男孩道，“你必须原谅她。”
“我要杀了她，”农夫没理他，“还有那个该死的小白脸。”
男孩继续说，“你可没权私自给人治罪。”
农夫挥了挥那把四五口径的左轮手枪。“反正他们是死定了。”他脖子一边生了个红红的疖子。
男孩正在上大学。现在是大萧条时期，他想到纽约去做名古典钢琴家。茱丽叶音乐学院已经向他发了录取通知。“正义不会站在你这边的，”男孩说。
“品行不端就得受惩罚，”农夫坚持道。
二人一路争论到了劳伦斯。男孩还是留在车里。本来他可以跳下去，不再管这事，但他没有。他一直试图劝服农夫，让对方知道自己是错的。农夫开着车到了火车站。
农夫的妻子正在候车室等车，身旁坐着那个开普利茅斯车的男子。这是个十分漂亮的女人，金发披肩，皮肤白里透红。当农夫跨进候车室，她吓得尖叫一声，身旁的男子伸出手臂把她护在身后。
男孩连忙跑到农夫和他妻子之间站定。“醒醒吧。看看你这是在做什么，”他说。“难道你不想活了？”可这时枪响了，第一枪打中了他的肩膀。他的身体旋转起来，正看见农夫妻子惊得目瞪口呆的脸庞。第二枪又响了，正中他的后背。
弥留之际全家人都在新罕布什尔陪着他：妻子，还有两个儿子——他们也都不再年轻。正是十月，刚入夜，可天色还亮得很。虽已不见太阳，窗外的槭树似乎依然映着光辉。大儿子守在旁边监看着父亲的呼吸情况。病床上的他身子扭曲着，极力地想伸直双腿。他两腮深陷，全身罩在被单下，显得瘦骨嶙峋。他已不能再说话，也不想让别人碰自己。这时，他似乎在集中精力，吸了一口气。家人等待着。可气又缓缓地呼了出来。家人继续在等，但呼吸已经停了。他们又等了几分钟。然后妻子轻手轻脚地把供氧管从他鼻子上拔了下来，像在做什么错事一样。
大儿子走出房门，一会儿带进来两个殡仪馆的人。他们把带来的折叠式担架放到床前，又打开一条深蓝色的收尸袋，然后一人抬头一人抬脚把老人搬到担架上，再往袋子里塞。小儿子远远站到了门口。殡仪馆的两个人喘着粗气，头发弄得一团糟，低声相互指挥着，终于把他装进了收尸袋。当袋子拉链拉起，大儿子一眼未眨，就那么看着银色的巨大拉链缓缓拉过父亲的下颌，拉过前额。此后一连好多天，那个闪光的拉链拉起的画面在他脑中不断重现。
（韩继坤：上海对外贸易学院2005级研究生，邮政编码：201620）
家庭教师
［奥地利］伊尔塞·艾兴格尔 著 李 超 译
伊尔塞·艾兴格尔（Ilse Aichinger），1921年11月1日生于维也纳，奥地利当代著名女作家，战后德语文学代表人物，“四七社”成员，1953年与著名作家君特·埃希结婚。
艾兴格尔的小说在运用意识流、内心独白等叙事手法方面，为1950年之后10年间的小说形式特点架起了一座桥梁。短篇小说集有《被缚的人》（1953）和《我的语言和我》（1977）等。而其代表作《更大的希望》（1948）则是作家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艾兴格尔在文学创作上的杰出成就使她赢得了众多的文学奖项，如：“四七社”文学奖（1952）、杜塞尔多夫伊默曼奖（1955）、不莱梅文学奖（1957）、内莉·萨克斯奖（1971）、弗朗茨·卡夫卡奖（1983）和奥地利国家文学奖（1995）等。
爸爸和妈妈要出门了。小男孩趴在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