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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插了一句说：“你说我要逼死他，谁敢给你说？”
江青便大声说：“你造谣！”
周总理接上一句：“你是说过呀。”
江青就跟总理对顶起来。
这时我离开会场，在大会堂转了一圈，又要进会场。周总理说：“你回来干什么呀？”
我听了周总理的话，觉得可不再参加会议，就回到住处。
当夜，有两位同志来，一个当时在总理处管警卫工作，一个是当时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见面时，他们没有说什么话，但我一见，就觉得总理的高义盛情，深为感动。我说一句：“如果不是因为毛主席的关系，谁理她呀？”
这样的话，后来我也跟别人说过。
此事以后，我才通过宣传联络员去了解这张像片的制作的经过，也才看到这张假照片。
第四十三章 自杀风波
就在毛泽东冷落了陈伯达，把他撂在一边，忽地从王力那里传出爆炸性消息：陈伯达要自杀！
消息是绝对可靠的，因为那是陈伯达亲口对王力说的：“很紧张，想自杀。”
王力当即劝慰他：“主席批评你，是爱护你，是好事，主席说过，没有希望的人，就不批评了。可见主席是把你当成有希望的人，这才批评你。”陈伯达却答道：“我查了书，拉法格是自杀的，列宁还纪念他，证明共产主义者可以自杀！”
“理论家”到底与众不同，自杀还要查一查书呢！
拉法格（Paullafargue1842－1911）是马克思的女婿———马克思次女劳拉的丈夫。
陈伯达的思想压力，确实是够重的。毛泽东在2月10日那几句分量很重的话，不时在他耳际响着：“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过去你专门在我和少奇之间进行投机。我和你相处这么多年，不牵涉到你个人，你从来不找我！”
在那次会上，毛泽东还说了一句至为重要的话：“我看现在还同过去一样，不向我报告，对我实行封锁。总理除外，总理凡是重大问题都是向我报告的。”
毛泽东这话，指林彪，也指陈伯达。打倒陶铸，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等等，陈伯达都未向毛泽东报告。
陈伯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深知毛泽东的话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不论你资格多老，地位多高，毛泽东一推，你就会倒。彭德怀如此，刘少奇如此……
摆在陈伯达面前的道路有两条：要么检讨，要么自杀。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文革”决定于2月24日下午开会，批评陈伯达和江青。
陈伯达是怎样度过这次比郑州会议更险峻的政治危机呢？
陈伯达闹着要自杀，王力劝他还是写检讨为好。
“我心里乱糟糟的，怎么写检讨？”陈伯达说。
王力给他出主意：“那你就简单写几句，在主席那里挂个号，备个案。以后再详细写检讨。”
陈伯达仍摇头：“这简单的几句，我现在也写不了。这样，你替我写几句，我照你的抄。”
这么个“理论家”，连向毛泽东“挂个号”的几句话，也要王力代为捉刀！
据王力回忆：“在2月14日‘中央文革’会议之前，周恩来在钓鱼台十四楼同陈伯达谈话，谈了几个小时，陈伯达打消了自杀的念头。陈伯达还找康生谈了一次，说了情况。开会前，我和关锋去请康生到会，康生拍着桌子说：‘这都是江青搞的，要开会就批江青。伯达让她逼得都要自杀了’当时我没说话，认为他们要吵就吵吧！关锋哀求说：‘康老，无论如何不能这样发脾气，要忍住，这样你到会上骂江青同志，怎么得了？’康生憋住了。”
刚刚度过政治危机的康生，此时装出一副要替陈伯达打抱不平的样子。其实，他也只是私下里说说江青而已———他深知“第一夫人”是万万碰不得的。
批评会在1967年2月14日下午3时召开，会议的地点是“中央文革”所在地———钓鱼台十六楼。江青理应到会的，因为她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何况是这次挨批评的对象，可是她说自己“病了”，也就溜之大吉。
于是，挨批评的对象，变成只有一个———陈伯达了。尽管江青没有来开会，会上谁也没有批评她一句。
康生、王力、关锋对陈伯达的批评，轻轻的，轻轻的。据说，因为他们已经知道陈伯达准备自杀，生怕说重了，陈伯达受不了会真的去自杀———究竟是他们怕陈伯达自杀还是存心护着陈伯达，不得而知！
倒是张春桥、姚文元“动真格”，批评起陈伯达来火力颇猛。
显而易见，张春桥、姚文元是江青的“嫡系部队”。
陈伯达作了一番检查，无非是说自己“路线斗争觉悟不高，对毛泽东思想领会不深”，等等。
康生打了圆场：“今天的会，算是第一次会，江青同志生病了，没有来，以后等江青同志身体好了，再开吧。”
康生这么一说，会议便结束了。此后，“中央文革”再也没有开过批评陈伯达、江青的会。
后来，关锋跟陈伯达闹矛盾，便把陈伯达声言要自杀的事告诉了江青。
江青见到陈伯达，指着他的鼻子骂道：“你给我自杀！你给我自杀！你自杀，就开除你的党籍，就是叛徒，你有勇气自杀吗？”
面对江青的辱骂，陈伯达不吱声，再也没有搬出“拉法格是自杀，列宁还纪念他”之类“自杀理论”。陈伯达的一出自杀闹剧，至此算是降下帷幕……
第四十四章 叶剑英、徐向前拍案质问
“中央文革”对于陈伯达、江青的问题想捂，所以只在1967年2月14日召开了没有外人参加的小组会议，打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次批评陈伯达、江青的小组会，连周恩来也没让参加。
不过，在2月10日，当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批评陈伯达、江青时，在座的并非全是“中央文革”成员，李富春和叶剑英也在座。毛泽东对陈伯达、江青的批评，使李富春、叶剑英感到高兴。
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富春（他还是周恩来指定的“副总理小组”的组长），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们传达了毛泽东对陈伯达、江青的批评，顿时群情欢跃。须知，老帅和副总理们的心头，早就积压了对于“中央文革”，对于陈伯达和江青的怒火，一下子便迸发出来了。他们在李富春家进行了议论。
他们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还有国务院当时主管生产的余秋里、谷牧。
他们乘着毛泽东批评陈伯达、江青之际，发动了对“中央文革”的强大攻势。2月14日，“中央文革”那温吞水式的批评会刚结束，陈伯达去中南海怀仁堂出席周恩来主持的中央碰头会。所谓“中央碰头会”，是由中央党、政、军日常工作负责同志和“中央文革”成员共同组成的会议，研究、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由周恩来主持、召集。这天，江青没有去，陈伯达在会上简直成了被告。刚坐定，陈伯达说：“江青同志身体不好，不能来开会，托我带个意见来：军委搞了个八条命令，部队不搞大民主，不成立战斗队，这个文件没经‘中央文革’讨论，怎么就送主席批了？”顿时，一连串的质问，像一连串带着呼啸的炮弹，落到陈伯达头上。
叶剑英元帅头一个向“理论家”开炮：“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徐向前元帅拍着桌子，当面质问陈伯达：“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
两位元帅说的是1月19日至30日之间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军委会议，“中央文革”力主在军队内搞大民主，当时，叶剑英元帅在盛怒之下，拍案痛斥，以致把右手掌骨震裂，这一回，两人又盯住了陈伯达，一个劲儿批驳。只是陈伯达挨了毛泽东的批评，此时显得十分狼狈，不像往日那样威风。
徐向前提起了刘志坚被打倒的事，愤愤地问陈伯达：“你说刘志坚是叛徒，完全是捏造！我还不了解刘志坚吗？刘志坚同志根本不是叛徒。我们带兵的人，军队的干部跟随我们作战那么多年，难道我们不了解他们？”
陈伯达嘟囔着，说道：“刘志坚叛徒的案子已经定了，再不能改变了。”这时，叶剑英接着放炮。他质问陈伯达：“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人民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为什么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想干什么？”
陈伯达无言以对，因为毛泽东为这事已经批评过他，使他无法招架。
叶剑英趁机嘲笑这位“老夫子”：“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陈伯达的脸，一阵红，一阵白。虽然恨得咬牙切齿，可是，他正处于劣势，正处于挨毛泽东的批评之际，只得忍气吞声。
据他的秘书回忆，陈伯达回到家中，一言不发，便往床上一躺，闭上了双目……才隔了一天，2月16日下午，周恩来再度在怀仁堂召开中央碰头会。事先通知，会议讨论经济问题。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成员和国务院余秋里同志。陈伯达、康生是作为政治局委员出席会议的。“中央文革”出席会议的是王力。张春桥、姚文元因与上海经济工作有关，参加了会议。江青不去。关锋、戚本禹没有接到通知，所以未出席会议。另外，聂荣臻、谷牧也没有出席会议。开会时，周恩来居中。在周恩来右首，坐北朝南，依次为陈伯达、康生、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叶剑英、徐向前（皆为政治局正式委员）。
在周恩来左首，依次而坐的是谢富治（政治局候补委员）、余秋里、王力、张春桥、姚文元。陈伯达因挨了批评，不敢坐周恩来右首第一个位置，躲在后边桌角上去。周恩来命令他坐回原位。
第四十五章 垮台边缘
老帅和国务院副总理们心中有气，虽在前天的碰头会上说了一些，但言犹未尽，在这次会上又冲着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王力、姚文元这五员“中央文革”的“大将”猛烈开火。本来是讨论经济问题的会议，却开成了对“中央文革”的批判会——亦即后来被人们称为“大闹怀仁堂”。
会议从下午3时开到7时。“中央文革”处于守势。王力、张春桥、姚文元在会上没有说几句话，只是埋头记录。陈伯达、康生的话也不多。
据王力回忆：
刚一散会，姚文元对我说：“王力，你要站稳立场。这是一场大的斗争。”张春桥把我和姚文元叫到他的房间，说：“今天这个问题很大，要把情况凑一凑。明天我们要回上海了，主席说过，临走前要再见我们三个人。今天的事要报告主席。”他们两个凑，让我记，当时认为不对的话，都凑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