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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莉对这种事了如指掌，疾病把她送进维莱特之前她已从事了四十年的律师工作。刚当律师不久，她便很快放弃了对司法机关的天真幻想，懂得了制定法律不是旨在解决问题，而是要使一场争执无限期地拖延下去。
遗憾的是天主、耶和华、上帝——人们怎么称呼他无关紧要——未曾生活在当今的世界，因为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所有的人就依然生活在天堂里，与此同时，他却要对上诉书、呼吁书、请求书、委托书作出答复，而且不得不在无数次听证会上就他把亚当和夏娃逐出伊甸园①的决定进行解释。亚当和夏娃仅仅触犯了一条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专断禁令：不吃知善恶树上的果子。
假如他不想让这件事情发生，那他为什么要把这棵树放在伊甸园里面而不是它的墙外呢？倘若马莉被找去为他们两个人进行辩护，她肯定要指控上帝“疏于管理”，因为他不仅把树安放在一个错误的地点，而且没有在它的周围张贴告示，围上栅栏，采取最起码的安全措施，而是置所有的过往行人于危险之中。
马莉还可以指控他“诱导犯罪”：是他提醒亚当和夏娃注意那棵树的准确地点。假如他什么也不说，一代又一代的人从那里经过而不会有任何人对禁果产生兴趣——既然它本应被置于一片森林当中，那里到处都是同样的树，因而它就没有任何特殊价值可言。
然而上帝却没有这样做。相反，他制定了禁令，又找到一种诱导某个人去违反它的方法，目的只是为了创造惩罚。他知道，亚当和夏娃最终会对这么多完美的东西感到厌倦，他们的耐心迟早会要经受考验。上帝在那里等候着，因为也许他——无所木能的上帝——同样对所有事情都运行得十全十美感到厌倦：假如夏娃不吃知善恶果，在这亿万年间会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呢？
一件也没有。
禁令遭到破坏时，上帝——无所不能的法官——还假惺惺地进行了一番搜寻，仿佛他不知道他们的所有那些可能的藏身之处。天使们对这一游戏感到开心（自从明亮之星离开天国之后，对她们而言，生活大概同样也变得非常令人厌倦），在她们的众目睽睽之下，上帝开始上路了。马莉设想，《圣经）的这一段可以为一部惊险电影提供一个精彩的场面：上帝的双脚在行走，亚当和夏娃彼此交换着惊恐的目光，一双脚突然在他们藏身之处的旁边停了下来。
第六章
“你在哪里？”上帝问道。
“我听见您在园子里的脚步声，心里害怕，就藏起来了，因为我赤裸着身体。”亚当回答说，并不知道这样一讲就等于招供自己犯下了一桩罪过。
通过这么一个简单的计谋——假装不知道亚当藏在何处以及他躲起来的原因——，上帝就得到了自己所希望得到的东西。尽管如此，为了不让作为观众正在注视着这件事的天使们产生任何怀疑，他决定把戏继续演下去。
“你怎么知道你赤裸着身体？”上帝又问，并且知道这个问题只能有一个答案：因为我吃了让我懂得这一点的禁果。
通过这个提问，上帝向天使们表明他是公正的，他惩罚亚当和夏娃是以全部现存证据为基础的。到了这种地步，知不知道过错是否是夏娃的和亚当是否请求上帝原谅就无关紧要了。上帝需要一个范例，以便使任何其他的生灵——无论是地上的还是天上的——都不再敢违反他的决定。
上帝把亚当和夏娃逐出了伊甸园，他们的子女最终也为这一罪过付出了代价（与现今罪犯们的子女的遭遇相同）。司法制度由此而产生：法律，违犯法律（至于它是合情合理还是荒诞无稽则无关紧要），判决（有经验的战胜没有经验的）和惩罚。
鉴于整个人类受到惩罚而无权对判决进行修正，人们便决定创立辩护机制，以防止上帝决定重新证明其专横权力的可能性。然而，在数千年的研究过程中，人们制定了太多的上诉类别，结果便过了头，使现在的司法成了条款、法规和谁也无法真正理解的相互矛盾的文本的大杂烩。
因此，当上帝决定改变主意，派他的儿子来拯救世界的时候，结果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呢？他的儿子陷入了他所创立的司法罗网。
复杂的法律造成了巨大的混乱，最后导致他的儿子被钉在了一个十字架上。其过程远非是一个简单的司法程序：从一大祭司亚那到大祭司该法亚；从两位大祭司到彼拉多——彼拉多借口说，依照罗马法典，没有足够的法律根据；又从波拉多到希律——希律借口说，犹太法典不允许判处死刑；从希律重新回到彼拉多，彼拉多依然企图挽救耶稣。
最后，彼拉多使用了有利于法官——而不是被审判之人——消除疑虑的条款：拿水洗手，以此表示他“既不赞成，也不反对”。这又是一个计谋，通过它可以维护罗马司法制度，同时又不伤害与地方审判官的良好关系，还能把做出决定的重大责任转移给公众——如果判决最后惹出麻烦，帝国首都的某位观察员就必须亲自来验证所发生的情况。
司法，权利，虽然为了帮助无辜者此乃必不可少之物，但其运作方式并不总是能令所有的人感到高兴。马莉为自己远离了这种乱成一团的职业而感到高兴，虽然今天在响起钢琴声的夜晚她还不能完全确定维莱特是不是她的永久安身之地。
“即使我彻底离开此地，也决不再从事司法工作，不再和疯子们共事。这些疯子自以为是正常的人，重要的人，在生活中，他们惟一的职能就是让一切对其他人而言都变得更加困难。我要去做个裁缝，或是绣花工，或是去市剧院的对面卖水果。我已经完成了我的那部分毫无意义的疯癫工作。”
在维莱特允许吸烟，但禁止将烟头扔在草地上。她十分开心地做了不准做的事情，因为呆在这里的最大好处就是可以不遵守规章秩序，即使违反了也无需承担后果。
她走近医院的大门，看守——这里总有一位看守，无论如何这是规定——点头与她打了个招呼，然后拉开了门。
“我不想出去。”她说道。
“多么美妙的钢琴声。”看守说道，“几乎每天夜里都是这样。”
“但是很快就会听不到了。”说完她便急忙走开，以免不得不进行一番解释。
她想到韦罗妮卡走进饭厅时眼睛里流露出来的神情：恐惧。
恐惧。韦罗妮卡可能会感到犹豫、羞怯、窘困、不自在，可为什么会恐惧呢？这种神情只有面对一种具体的威胁时——比如野兽、携带武器的人、地震——才会流露出来，从不会在面对饭厅里聚集的一群人时产生。
“不过，人类就是这样。”她自我安慰说，“他们用恐惧替代了他们的大部分情感。”
马莉十分清楚自己所讲之话的含义，因为这正是把她送进维莱特的理由：恐惧综合症。
马莉的房间里保存着她收集的大量有关这种疾病的文章，如今，人们已经在公开地谈论它。不久前，马莉曾看过德国电砚台的一个节目，有几个人在节目中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就在同一个节目里，一项研究表明，世界人口中相当一部分人患有恐惧综合症，虽然几乎所有的患者都极力隐瞒自己的症状，害怕别人把他们看成是疯子。
不过，在马莉初次发病的那个时代，人们对此还一无所知。“可怕极了，真是可怕极了。”马莉边想边又点燃了一支烟。
钢琴依然在发出声响，韦罗妮卡看似有足够的精力彻夜不眠。
自从韦罗妮卡进入收容所之后，许多住院者都受到触动，马莉便是其中之一。起初，她尽量避免见到韦罗妮卡，担心会唤醒后者的求生欲望。既然韦罗妮卡再也无法逃出此地，还是让她继续求死为好。伊戈尔医生放出话说，虽然每天都依旧给她打针，但韦罗妮卡的状况依然明显地恶化，没有办法可以挽救她。
住在里面的人都明白这些话的含义，并与这位被医生判处了死刑的姑娘保持着距离。然而，谁都不确切地知道是何原因，韦罗妮卡开始为求生而战，尽管只有两个人与她有过接近：一个是泽德卡，明天就要出院了，所以不必多说；另外一个便是埃杜阿尔德。
马莉需要和埃杜阿尔德谈一谈，此人对她的话一直是尊重的。这个小伙子难道不明白，他正在把韦罗妮卡重新带回这个世界吗？难道不明白，这是对一个没有希望获救的人所能做出的最坏的事情吗？
她想出了对此事进行解释的无数种可能性，但所有的可能性都会使小伙子产生负疚感，而她是永远不会这样去做的。马莉又思索了一会儿，决定让事情倾其正常节律进行。她已经不再是律师了。这里应该处于无政府状态，她不愿在这样一个地方成为制定新的行为准则的坏榜样。
韦罗妮卡姑娘的出现触动了许多人，一些人准备对他们的生活进行重新思考。在兄弟情谊会的一次聚会中，有人试图解释正在发生的情况：在维莱特，死人的事或者发生得很突然，不给任何人以考虑它的时间；或者是发生在久病之后，这种死总被认为是一种幸福。
然而，韦罗妮卡的情况却使人为之动情，因为她还年轻，并且希望重新开始生活，但是所有人都知道这已是不可能的事。有些人自问道：“万一这种事发生在我的身上呢？现在我有一次机会，我正在利用它吗？”
有些人对该答案并不感到困扰，因为他们早就予以放弃了，已经成为一个既没有生也没有死、既没有空间也没有时间的世界的组成部分。然而另外一些人则要被迫进行思考，马莉就是其中之一。
韦罗妮卡中断了一会儿演奏，望着外面在寒夜中只穿着一件薄外套的马莉。难道她想要自杀吗？
“不，曾经想要自杀的是我。”
她又重新开始弹奏起钢琴来。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她终于实现了自己伟大的梦想：用心灵去弹奏，想什么时候弹奏就什么时候弹奏，在她认为是最好的时刻弹奏，哪怕听众只有一位患精神分裂症的小伙子也无关紧要。小伙子似乎懂得音乐，这才是最重要的。
马莉从未想要自杀过。相反，五年前，就在今天去过的电影院里，她毛骨保然地看了一部讲述萨尔瓦多贫困状况的电影，并想到了自己的生命是何等地重要。当时她的孩子们已经长大成人，都有了自己的职业。她决定放弃令人厌烦和永无休止的律师工作，将自己的余生奉献给一所慈善机构。国家将要爆发内战的传闻日甚一日，而马莉却不相信：在世纪之末，欧洲共同体不可能让一场新的战争发生在其家门口。
然而，在另一个半球，所作出的选择却充满了悲剧，萨尔瓦多便是其中之一：那里的儿童在街上挨饿，而且被迫卖淫。
“太可怕了。”她对坐在旁边软椅上的丈夫说道。
丈夫点点头表示同意。
马莉推迟作出这一决定已有很长时间了，但现在也许该和丈夫谈一谈了。他们已经得到生活所能奉献的一切美好的东西：住房，工作，称心的子女，必要的安逸舒适，还有娱乐和文化。为什么现在不能为他人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