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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回，她见我对着石板哭泣，便趁培根护士转过身的当儿，过来帮我把名字写了出来——我是说，莫德的名字。可是，尽管她是出于好意，我还是希望她别这么干；因为，等克里斯蒂医生来了，他一见那名字，便面露微笑，叫道，“写得好，瑞富斯太太！现在我们成功了一半了！”
等到第二天，我又什么都没写出来，只画了些鬼画符的东西，他当然认为我在装模做样。“不要给她吃午饭，培根护士。”他柔声说道。“等她写出来了，再给她吃。”于是，我就写：苏珊，苏珊——我写了五十遍。培根护士给我一巴掌。斯皮乐护士也来了一巴掌。克里斯蒂医生摇头不止。他说我的病情比他原先料想的严重，需要运用另外一种治疗方法。他给我开了几剂碳酸——让护士抓着我，由他往我嘴里灌。
他说起找个赤脚医生来，帮我脑袋放放血。这时候，医院来了个新病人，她什么都不会说，只会说一种自创的语言，她说那种语言是蛇语。她来了之后，他就把全副时间都放在她身上了，拿针扎她，把纸袋吹起来放在她耳后，忽然拍破，还用开水烫她——他是在寻找让她魂魄归来的办法，好令她开口说人话。
我真希望他能一直一直地扎她烫她，碳酸都快把我呛死了。我还害怕赤脚医生。他把我丢在一边，对我来说，能给我更多时间，坐下来好好谋划我的逃跑大计。因为我心里别的什么都不想，就光想这事儿了。到六月份了。我是五月里的某一天来到这儿的。不过我仍旧心有余力，去观察房子的布局，研究门窗，探寻薄弱环节；培根护士每回掏出她那串钥匙，我都留心瞧着，看各把钥匙派什么用场。我看到，所有病房上的锁和走廊门上的锁都看到了，有一把钥匙能开所有的门。
要是我能从护士手里把那把钥匙顺过来，就能逃跑了。我有把握。可是那钥匙链很粗；每个护士都把钥匙看得很紧；而培根护士——她对我的诡计多端已有警惕——又是其中看的最紧的一个。只有当她想从橱柜里拿什么东西时，才会把钥匙交给贝蒂；过后就立即收回，收进口袋里。每回见她如此，我都会因绝望的恼怒，而混身颤抖。
这太难办了，就因为一把钥匙——一把普通的小钥匙，我——还有全世界的人！——就得被他们关押着，如此卑贱，如此漫长，远离属于我的一切。
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钥匙，只是一把普通钥匙，上面有四条凹槽，给我合适的钥匙坯和锉刀，我知道我就能够，不消眨眼的工夫，配出来一把。
我盘算着此事，一天要想几百遍。洗脸的时候想，吃饭的时候想。在小花园里放风的时候想，坐在客厅里，听着病人们嘟囔、哭叫闹，我也在想。躺在床上，护士的灯光刺着我眼，我还在想。
如果想法是榔头和锄头的话，那我早就自由了，我都逃了几万次了。然而，我的反复盘算却更像是毒药。我的想法太多了，多到令我生了毛病。
那是一种难以察觉的毛病。它并不像我最初到这儿的时候，那种突如其来地攫住我的身心，让我冒冷汗的恐惧。那是一种慢慢潜入我体内的痛苦，如此缓慢，已成为这座医院的固定节目——就好象墙壁的颜色，午饭的味道，哭声和尖叫声。我也没感觉到这毛病正折磨着我，等我知道了，也晚了。
我还在别人说我头脑正常，跟每一个同我说话的人说——我是给弄错了，才进来的——我不是莫德。瑞富斯太太，必须立即放我出去云云。可是我说的太唠叨了，慢慢地，那些话变得无比顺溜——就好象硬币用多了，表面就磨光了。
终于有一天，我跟一个女人一起在花园里放风，又说起这话；那女人用怜悯的眼神看着我。“我曾经，也想着一模一样的事，”她和善地说道。“可是你瞧，我恐怕你来的时候，就肯定是疯了。我们所有人都有些古怪的事。你只需要看看周围。你只需要看看你自己。” 她笑了——可是，跟先前一样，她微笑中带着怜悯；然后她继续走。我却停下了脚步。我都没想过，我也说不出有多长时间了，在旁人眼里，我得是个什么形象。
克里斯蒂医生不用镜子，他怕镜子碎了，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最后一次看到自己的面孔还是在克里姆太太家——是在克里姆太太家吗？当时，莫德硬要我穿她那件蓝色的丝绸裙子——是蓝色的？还是灰色的？——还举着小镜子。我双手捂住眼睛。那件裙子是蓝色的，我很肯定它是。哎呀，他们把我拖进疯人院的时候，我正穿着那件裙子呀！他们已经把那件裙子拿走了——还拿走了莫德母亲的包，和包里面所有的东西——发刷和梳子，亚麻内衣，那双红色呢子面拖鞋。我再没见过这些东西。取而代之的是——我低头看看自己，看看花格呢衣裳和胶鞋。我几乎已经渐渐习惯了这些东西。如今，我再次打量这些衣物，想看个究竟；也希王我能看得更清楚一点。
派来看管我们的护士坐在那儿，眼睛合上了，光天化日之下，鼾声大作，不过靠她左边一点，有扇窗户，可以看到客厅。窗玻璃黑洞洞的，照出一队围成圈儿的女人，象镜子一样清楚。其中一个女人停下了脚步，手摸到脸上。——我眨眨眼。她也眨眨眼。那就是我。我缓步走上前，上下打量着我自己。
正如那个女人所说，我看上去就像个疯子。我头发还扎在头上，不过早就变得松松垮垮，从发卡上散落下来，还东一撮西一撮地翘着。我面色苍白，但脸上到处都是斑点，刮伤和消退的淤青。我眼窝深陷——因为缺少睡眠——眼圈发红。我的脸比先前消瘦，我的脖子像根竹杆。那件花格呢衣裳挂在我身上，活像个装脏衣裳的大口袋。我仍将莫德的旧手套揣在心口处，白色指套尖从衣领下露出来，脏兮兮的。你可以从小山羊皮手套的表面，看出我咬过的牙印。
我看着自己，看了大约一分钟。我呆望着，想起每回都是萨克丝贝太太给我洗头，梳头，护理头发，那时我还是小姑娘。我想起她抱我上床前，会先暖暖被窝，这样我就不会受凉。我想起她推开最嫩的肉块，就为了省给我吃。我的牙齿长尖了，她还帮我磨牙；用手捋我的胳膊和腿儿，以确保我胳膊腿儿都长得直。我想起，在我生命的这么些年头里，她是如何无微不至地照管我。
我去布莱尔，想去发笔横财，这样我就能跟她分享财富。如今我的横财都泡汤了。李莫德窃取了我的钱，却把她的命运加注在我身上。本以为她应该在这儿的。她逼我做了她，而她却在世上消失得无影无踪，她看到的每一面镜子——比如，在帽子店里，她试衣服的时候；或者在戏院里；或者在舞厅里，当她跳舞的时候——每一面镜子都照出她会拥有我没有的一切——美丽，开心，傲气，自由——我应该暴怒的。我觉得我有点怒了。这时我从自己眼睛里看到那副表情，我自己的面孔吓住了我自己。
我就呆立在那儿，全然不知我该做什么，一直到值班护士睡醒了，过来戳了我一下。“好啦，虚荣心小姐，”她打了个哈欠说道。“我敢说你的脚跟儿也值得一看。所以就让我们看看吧。”她将我推回到转着圈儿的队伍中；我勾着头，走起来，眼睛看着裙子边儿，鞋子，前面女人的鞋——随便看什么，不管看什么，好不让我抬起眼看到客厅的窗玻璃，再从我自己那双疯狂的眼睛里看到那副神情。
那时候是，我觉得，是六月底。不过也可能早了点。很难知道哪一天是几号。也很难聊到日期这种事——你只能凭这个知道又过去一周：如果你没有整个上午都躺在床上，而是不得不站在客厅里，听克里斯蒂医生念祷文；于是你就知道这是星期天了。
也许我应该做个记号，像囚犯那样，因为每个星期天都是这一套；不过，当然了，因为好多周都好象没什么事——每次新一周开始，我就想，到下周结束前，我会出去。然后我慢慢地开始过糊涂了。好像对于我来说，有的一周里面有两三个星期天。有的就似乎一个星期天也没有。我们有把握敢说的，只有春天变成了夏天：因为白天变长了，日头变毒了；房子里变热了，像个烤箱似的。我记得那股炎热劲，印象几乎比其他任何事都深。就这，就足够把你逼疯了。
举例来说，我们病房里的空气，变得象汤上的热气。我想有一两个女人因为呼吸了这种空气，真的就死掉了——尽管如此，当然了，身为医务人员，格里夫斯医生和克里斯蒂医生可以他们的死亡中风。我听护士这么说来着。天气越来越暖和，他们脾气也越来越坏。他们抱怨头痛和出汗。他们还抱怨他们的衣裳。“我可以待在塔恩桥救济院，那儿的护士都穿着poplin——”他们会推搡着我们说，“为什么我要待在这儿，照看你们，穿一身羊毛衣服。” 可是其中的事实是，正如我们都清楚的，没有哪家疯人院会要他们；怎么说他们都不会走。他们做得太轻松了。他们时时刻刻都在议论他们的女病人如何烦人，如何狡猾，还比试身上的淤青。可是，当然了，这些女人头脑都太过混乱，心里太过悲伤，根本狡猾不起来，麻烦事都是护士们想找点乐子，才搞出来的，
其余的时间里，他们的工作就是你能想像到的最清闲的，因为他们七点就让我们上床——给我们服那些药，好让我们昏睡——然后他们一直坐到半夜里，看报纸，看书，做吐司和可可茶，钩毛线活儿，吹口哨，打屁。站在门口，喊大厅那边的人。特别无聊的时候，他们甚至在各房间里蹿进蹿出，将他们的女病人锁在屋子里，不予照管。到了早上，等克里斯蒂医生巡视结束，他们会收好杯子，放开头发，把丝袜卷下来，裙子提上去；再把报纸塞给我们，让我们站在他们旁边，给他们的大白腿扇风。
培根护士就这么干来着。她喊热，比谁都喊得凶，因为她手指头痒痒。她叫贝蒂往她手指头上抹油膏，一天要抹十次。有时候她还尖叫。等天气到了最热的时候，她就在床边摆两个瓷盆，人睡着了两手就泡在水里。这令她不断做梦。“他太滑头了！” 有天夜里她叫道。接着，嘀咕几句：“行了，我已经失去他了……”
我也做梦。我好象每次闭上眼睛都会做梦。我梦到，正如你能料想到的，蓝特街，镇子，还有家里。我梦到艾伯斯先生和萨克斯贝太太。——不过，这些都是令人心烦的梦；我经常从这样的梦里哭醒。我只是偶尔才会梦到这个疯人院：我会梦到我醒过来，开始我的一天。于是我真的醒了，还是如此这般地度过一天——不过，这一天跟我梦到的那一天特别像，我也有可能两个都梦到了。——这些梦令我烦乱不堪。
然而，这些梦里最糟糕的梦，是随着时间一周一周滑过，夜晚越来越炎热，我脑袋越来越迷瞪，我开始做的那些梦。那是有布莱尔，和莫德的梦。
我从来没梦到过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