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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笱Ы淌凇。┑摹丁∑馈础『炻ッ巍 敌轮ぁ 罚ā�1955年4月号《 长江文艺 》）专门针对周汝昌而且批判得比较激烈，唐彛ā�1913—1992，时任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书记 ）的《 什么叫做“旧红学”和“新红学” 》（ 1955年2月号《 文艺月报 》）则只是附带地批判了一下。当然也有为周汝昌作辩护的文章，如署名“晓立”的《〈 红楼梦新证 〉的功过 》（ 1955年3月2日《 解放日报 》）。这些文章的大致情况，《 红学：1954 》中有所介绍，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
不过，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在《〈 红楼梦 〉问题讨论集 》中，王知伊的文章被编入第二集，而晓立的文章却作为四册讨论集最后一册的最末一篇，紧接着施子愉的文章。晓立的文章开宗明义，是针对王知伊的文章“商榷”。这种编排的方式，颇有一点用晓立的文章纠正王知伊和施子愉文章的味道，而晓立又是个笔名。同时，李希凡和蓝翎的文章紧接着褚斌杰的文章，两篇文章的题目完全一样，也一望而知是用李、蓝的文章对褚斌杰的文章“消毒”。这很可能仍然与要“保护”周汝昌的“上边”的既定政策有关，只是当事人大概都已经作古，我们可能无法知道更详细的内幕了。
总览这些对周汝昌作批判的文章，最关键的有三点。一是《〈 红楼梦 〉新证 》是胡适“自传说”、“实验主义”和“烦琐考证”的体现，而且事实上比胡适走得更远。二是周汝昌用鲁迅作挡箭牌，其实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三是由此而来的态度上的“不老实”。
表面看来，这三点似乎都是事实。
周汝昌确实并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在后来的许多年中，他始终标举鲁迅。不过，他不是把鲁迅当作“挡箭牌”——虽然在1954年那种形势下，似乎的确有那么点味道——而是始终确信鲁迅就是赞成“自传说”的。我们读鲁迅的《 中国小说史略 》，鲁迅赞成“自传说”也的确是事实，所以那些批判周汝昌的人也只是说鲁迅写《 中国小说史略 》时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意思是鲁迅的观点也不是全对的。当然由于鲁迅已经被毛泽东肯定，对鲁迅不能挞伐。
周汝昌引用鲁迅的话的确包含着“你说我错吗？我是根据鲁迅”的意思，但问题是这句话本身也是符合事实的。而且对周汝昌后来的红学研究作总体观照，我们也不能不说，周汝昌的确在不少地方是与鲁迅相通的，甚至包括性格气质的某些方面，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同时，能说当鲁迅后期“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就会对《 中国小说史略 》中关于《 红楼梦 》的观点作修正吗？看他后期的文章可知，这绝不可能。
因此，要说周汝昌用鲁迅“作挡箭牌”也可以，但这正是他始终坚持自己的学术立场，不肯“随风倒”的一种证据，是一种“老实”，而不是“不老实”。宋云彬说周汝昌为自己辩解“努力找寻《 红楼梦 》的社会政治意义，把《 红楼梦 》与社会政治更密切地结合起来看问题的”也不是“不老实”，那的确是《〈 红楼梦 〉新证 》的重要内容。周汝昌当然被迫说了批判“自传说”的话，但他用鲁迅的话变相地为“自传说”辩护，这从事实层面来说是陈述真实情况，从方法层面来说是一种“斗争艺术”，斗争艺术当然是“不老实”的。考虑到文章实际上是“奉命”写的，这一点就更能反映出周汝昌的“书呆气”。他实际上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了自己的观点和立场，正如《 红学：1954 》不无调侃意味地说，对李希凡、蓝翎文章希望周汝昌“纠正自己以往的错误观点”：“究竟周汝昌是否‘辜负’了这一‘热诚的期望’，读一读197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的《〈 红楼梦 〉新证 》，就可明白。”
周汝昌的“自传说”比胡适的“自传说”“更极端”，考证得“更烦琐”，表面看来，这似乎也是事实。直到今天，许多红学研究者仍然拿这一点来批评周汝昌。但问题是，周汝昌的“自传说”与胡适的“自传说”存在本质的不同，周汝昌的“自传说”只是桥梁，它的进一步指向，是深入到曹雪芹的精神世界，《 红楼梦 》的思想、艺术、文化内涵，并追溯到中华文化的文、史、哲的“三才具备”，将“红学”提升为“新国学”和“中华文化之学”，他的“考证”始终是为“思想”、“艺术”和“文化”的终极目标服务的。而胡适和俞平伯，却既没有愿望也没有能力达到这一点，只是在某些局部不同程度地不自觉地有所涉及而已。
毛泽东不会对纠缠什么“自传说”的是非真感兴趣，他只是要找一个机会批判胡适思想，确立新政权的意识形态权威。说到《 红楼梦 》本身的阅读，他可是天马行空，完全凭着感觉走的，而他的感觉确实有其不同凡响之处。毛泽东可不是教条主义者，更不是用什么条条框框来理解《 红楼梦 》的。
毛泽东凭他的天才和直觉感受到了《〈 红楼梦 〉新证 》的价值和分量，感受到了《〈 红楼梦 〉辨 》和其他一些红学著作没有揭示出曹雪芹和《 红楼梦 》的真伟大。
鲁迅也是和教条主义绝缘的。他对《 红楼梦 》的全部论述，无论是学术著作，还是杂文，都是生动活泼，精彩四射，哪里有什么这个“主义”，那个“理论”？就是后人千方百计地想把它们“教条化”，其实也只是郢书燕说，离先生本人的原意差了十万八千里。
周汝昌对教条主义更是深恶痛绝。他几百万字的著述很少弄什么形式上的“体系化”，而是具体问题具体面对，抽丝剥茧，条分缕析，娓娓道来，证据与感悟相结合以“综互合参”，以求深入历史的真际，贴近曹雪芹的心灵。他当然也有失误的时候，有一些看法也只是“提供思路”、“试验作业”，允许也希望与人磋商。但他的确对拘泥于教条十分反感，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对红学研究中那种“主题深刻，形象鲜明，结构完整，语言生动”一类“十六字真言”的八股腔调予以抨击。在与笔者的通信中，周先生也多次强调写文章要避免“文件腔”，甚至建议不要使用“典型”、“形象”一类“洋词”，而改用“写人”的说法。可惜笔者也还不能出污泥而不染，笔下有时也未能免俗。
推而广之，顾随、缪钺……也都是由于不同程度地具有诗人、哲人气质和丰厚的传统文化素养，文、史、哲“打通”，而与教条主义互不相能。
历史是十分微妙的。1954年，当毛泽东因为欣赏《〈 红楼梦 〉新证 》而“保护”周汝昌的时候，被毛泽东发动全国性政治运动大加挞伐的胡适，虽然远在大洋彼岸，也对周汝昌的《〈 红楼梦 〉新证 》赞不绝口。
1954年3月7日，胡适给程靖宇① 复信，告诉他收到了他寄来的《〈 红楼梦 〉新证 》，并说书“很好”，还请程靖宇再代买三四册，以便分送朋友。
12月17日，胡适复函沈怡② ，谈到了大陆上的“清算俞平伯事件”，其中说：
……上个月承你寄给我剪报五件，都是关于俞平伯的《〈 红楼梦 〉研究 》的。我当时看了还不觉得这些讨论有什么可怕，——我以为这不过是借我的一个学生做“清算胡适”的工具罢了。
……
这个消息使我重读你寄来的文件，才感觉特别的兴趣，才使我更明白这“清算俞平伯事件”的意义。我要特别谢谢你剪寄来这些文件的厚意。此中的“周汝昌”一篇，特别使我注意。
周汝昌是我的“红学”方面的一个最后起、最有成就的徒弟。他的《〈 红楼梦 〉新证 》已三版，香港可买到，你若没见此书，我盼望你寻一部来看看，这是一部很值得看的书。（周君此书有几处骂胡适，所以他可以幸免。俞平伯的书，把“胡适之先生”字样都删去了，有时改称“某君”。他不忍骂我，所以他该受清算了！其实我的朋友们骂我，我从不介意。如周君此书，我大索香港市场，买得四册，留两册赠与台大与史语所。）
12月21日，胡适又致函沈怡，其中说：
你在曼谷如找不到周汝昌的《〈 红楼梦 〉新证 》，可向香港、东京找。我盼望你能看看这部六三二页的书。我买了几部，留了一部给台大。八月中台大教授吴相湘先生写信来说，“深感中共清算‘胡适思想’的工作真是白费了”。老兄看了此书，一定也会点头微笑说，“适之的幽灵果然还附在一些人的身上！”
1960年11月19日，胡适给高阳① 复信说：
关于周汝昌，我要替他说一句话。他是我在大陆上最后收到的一个“徒弟”，——他的书决不是“清算胡适思想的工具”。他在形式上不能不写几句骂我的话，但在他的《 新证 》里有许多向我道谢的话，别人看不出，我看了当然明白的。你试看他的《 新证 》页三○~三七，便知我的《 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 》，我的敦诚《 四松堂集 》稿本，都到了他的手里。他虽不明说向我道谢，我看了自然明白。《 甲戌本脂砚斋 》本是我借给他的，由他兄弟两人分工影抄了一本。天地间止存我的原本和他们兄弟的影抄本，这个影抄本，他在书里从不敢提起，大概没有别人见过或用过（原本现在南港，你可以来看看）。《 四松堂集 》稿本是我临时故意留给他用的，此时大概还在他手里。看他对此稿本的记载（页三四），我当然明白他的意思了。（参考他的哥哥缉堂的跋）
汝昌的书，有许多可批评的地方，但他的功力真可佩服。可以算是我的一个好“徒弟”。
这很有一些可以作深度阐释的空间。毛泽东与胡适，这两个意识形态完全对立的人，为什么都对《〈 红楼梦 〉新证 》予以赞赏呢？这里面能找出什么样的“理路”？
胡适把周汝昌说成是自己在红学研究方面的“一个好‘徒弟’”、“一个最后起、最有成就的徒弟”，颇有些洋洋自得。言下之意，当然《〈 红楼梦 〉新证 》和《〈 红楼梦 〉考证 》是性质相同的著作了，周汝昌是完全继承了胡适的衣钵，而且是继承得最好的了。这与大陆上那些对周汝昌的批判意思是一样的，不过一个是肯定的态度，一个是否定的态度罢了。
其实，无论是胡适，还是大陆上的批判者，都在很大程度上错会了意。在胡适，未免“自作多情”，在大陆的批判者，是看走了眼。
胡适说周汝昌在《〈 红楼梦 〉新证 》中对他暗暗表示谢意，是假批真谢，这当然也是对的。而且胡适还不知道，其实就是那些表面上对胡适有所贬抑的说法，也并不是周汝昌写的，而是文怀沙为了让书能够出版而作的技术处理，制造的一些“障眼法”。
《 炎黄春秋 》1998年第4期发表舒云《 批判〈 红楼梦研究 〉前后的文怀沙和俞平伯 》一文，其中说：“红学家周汝昌那时刚分配到四川大学当教师，要出版一本《〈 红楼梦 〉新证 》。文怀沙做了他的责任编辑，并用王耳的名字写了万言长序。周汝昌把书稿寄到北京，文怀沙改定后再寄到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