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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的“实验主义”有过多少接触和了解呢？周汝昌的“自传说”和胡适的“自传说”能同日而语吗？模特儿和文学人物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这是不是曹雪芹创作《 红楼梦 》的一个特点呢？揭示出这种创作方法就是“实验主义”吗？杜威的哲学如此简单浅薄吗？考证工作就不能有一点失误而必须一步到位十全十美吗？《〈 红楼梦 〉新证 》怎么就“所表现出来的，仍然是十足的胡适的实验主义的思想”呢？
所以我们说，胡适其实是有点“自作多情”了，而大陆上的批判者们也看走了眼了。
但毛泽东没有看走眼，顾随和缪钺没有看走眼。
为什么？……］
2《杨万里选集 》与《曹雪芹》
批俞批胡过去了，“胡风反革命集团”揪出来了，“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也揭露了。
人民文学出版社也经历了暴风骤雨，物是人非了。社长冯雪峰、古典部主任聂绀弩……到1957年后，有的下台了，有的被流放，有的甚至蹲了大狱。
周汝昌在这个时期，患了一场大病，起因是患阑尾炎和痔疮动手术时，医生年轻没有经验，刀口久不愈合，留下了贫血的后遗症，后来很长一段时间睡眠不好，精神不佳。同时，校订《 红楼梦 》选底本原来要用脂批本结果却被迫用程乙本这件事，对周汝昌也是一个不小的精神打击。这样，他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就不能正常上班，经常挂病号。“小说组组长”本来就是聂绀弩的一项临时口头任命，随着各种情况的改变，也就无形中自然消失了。
不过，周汝昌在“反右派”运动中，却得以幸免，没有像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的许多人一样，被划成右派。笔者就此事采访周汝昌，他说，批俞运动后到反右前，自己在工作单位中还是比较受重视的，那时冯雪峰和聂绀弩仍然是社里的领导，所以自己并没有感到太大压力。反右派的前奏是向党“交心”、提意见，许多人发牢骚，但我因为调来时间比较短，没有多少意见可提，只是说了两句自己住房不太宽敞，没有书房，工作起来查书很困难，希望党的阳光也能普照到各个角落，相信自己的条件将来能改善等等。
当风向突变，向党“交心”的意见变成了向党“进攻”的罪证后，周汝昌却并没有什么把柄可被人抓，他成了古典文学编辑室骨干成员中极少数没有被划为右派的一个。也许，这和“上边”的保护仍然有一定关系，大概对毛泽东的倾向性，中宣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心里都明白，所以在政治上对周汝昌始终有意无意给予维护。何况，周汝昌又挂病号不太上班，对政治没有兴趣，与同事接触少，说话不多，“祸从口出”的机会自然也就少了。
在周汝昌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之前，出版社处于草创阶段，因此分组还不太明确，编辑们各人担任一部古典文学作品的整理。舒芜当时作了一首打油诗，记述了从事古典文学编辑工作的情况。那首诗说：
白帝千秋恨，（顾学颉整理《 三国演义 》）
红楼一梦香；（汪静之整理《 红楼梦 》）
梁山昭大义，（张友鸾第二次整理《 水浒传 》）
湘水葬佯狂；（文怀沙整理《 屈原集 》）
莫唱钗头凤，（李易协助社外游国恩选注《 陆游诗选 》）
须擎月下觞；（舒芜选注《 李白诗选 》）
西天何必到，（黄肃秋整理《 西游记 》）
东四即天堂。（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社址在北京东四头条）
据舒芜的文章回忆，经过反右派运动，聂绀弩（ 编辑室主任 ）、舒芜（ 编辑室副主任 ）、张友鸾（ 小说组长 ）、顾学颉（ 戏曲组长 ）、王利器（ 散文组长 ）、李易（ 诗词组助理 ）都被打成右派；陈迩冬（ 诗词组长 ）似乎是“中右”，虽然没有宣布，看来有些像，“中右”本来就不公开宣布；麦朝枢（ 诗词组副组长 ）“问题”要说很不小，大概是保护过关。（ 见舒芜《 一篇文章在“反右”中的遭遇 》，《 炎黄春秋 》2000年第5期 ）
周汝昌由于其特别的机缘，逃过了反右派的劫数，不过，他也有自己不顺心的事。虽然从事着“本职工作”，但继聂绀弩之后担任古典文学编辑室主任的一个人却对周汝昌不重视，周汝昌带病工作，顶头上司却不能知人善任。加以身体情况不好，周汝昌一段时间心情很郁闷。后来古典文学编辑室主任换成了王士菁① ，情况才有了转变。从事《 白居易诗选 》的选注工作，周汝昌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做出了可观的成绩，使王士菁大为欣赏。
周汝昌在校订出版了《 三国演义 》、《 红楼梦 》之后，还承担过《 唐宋传奇选 》的编辑工作，《 唐宋传奇选 》是张友鸾的弟弟张友鹤搞的，周汝昌任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并负责撰写序文，当然署的是笔名——“师言”。该书于1964年5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周汝昌校订《 三国演义 》时下了很大功夫，写了一篇颇有学术性的前言，却被出版社小说组的某一个人拿去作为自己的成果。原来的《 三国演义 》作为插页而采用的中国地图，依据的是苏联的出版物，居然将中国的版图限在长城以内，周汝昌发现后提出来，才予以更换纠正。解决了这样一个重大的涉及政治的问题，领导却没有对周汝昌有所表示。这些遭遇都让周汝昌感到十分不愉快。此外还有一些可以理解的人际关系方面的不顺畅，如周汝昌挑出《 三国演义 》校订中的许多错误，原编辑者当然心里也会有一些芥蒂。
从反右前后到“文革”之前，周汝昌最值得称道的学术成就一是三部诗选的选注，二是撰写《 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 》并在《 光明日报 》发表，三是《 曹雪芹 》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四是论文《 陆机〈 文赋 〉“缘情绮靡”说的意义 》在1963年第2期《 文史哲 》发表。
1959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周汝昌独立完成选注的《 范成大诗选 》。1962年12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他与顾学颉合作完成的《 白居易诗选 》（ 工作量两人对半分，周汝昌作最后的统稿。但此书开始是先交给顾学颉的，所以署名时顾在前周在后 ）。这都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工作任务。同年同月，中华书局出版了周汝昌独立完成的《 杨万里选集 》，则是上海特约的。当时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在上海绍兴路7号。
几种古典文学作品的选编校注，使周汝昌对中华古代文化典籍特别是古代诗歌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对选、编、校、注这一套整理古籍的程序有了实际操作的经验。当然，过去他就自己搞过类似的研究工作，但毕竟没有在出版社这样正式。这几部选注本，最有代表性，也是后来受到学术界广泛推崇的，当属《 杨万里选集 》。
杨万里是南宋一个著名的诗人，与范成大、尤袤、陆游并称为四大家。周汝昌之所以为这位诗人编选集，除了当时国家出版古典文学读物的计划这一大前提外，也有个人的因缘。在《 杨万里选集 》的“引言”中，周汝昌这样夫子自道：“几年以前承中华书局来邀我选注黄山谷（ 北宋诗人黄庭坚——引者 ）的诗文，以当时的精力、条件来考虑，实在不敢答应，恐怕轻诺失信，于是商量，可否改作诚斋（ 杨万里号诚斋——引者 ），因为我早先应了一处出版社，要作诚斋的稿子，曾铺下一个荒草；后来出版社计划改变了，我的荒草就丢下来；现在拾起来还比较容易些。蒙中华书局不弃，就让我这样作了。”
《 杨万里选集 》不同于当时其他一些同类型的古代诗词选本，体现了思想的灵活和写法的灵动，与当时已经相当严重的教条主义说教和刻板的写作模式大不相同。
唐翼明① 有一段话很有代表性：“说起来大概有二十多年了，我那时正是一个刚刚过了对演义小说着迷的少年时代而开始热衷唐诗宋词的青年。一天借得一本《 杨万里选集 》，咿咿唔唔地读下去，颇觉得他的诗活泼可喜，尤其让我高兴的是注解也同样活泼可喜，我至今还记得注者前言当中对杨万里做诗的‘活法’有俏皮而透彻的介绍。老实说，在四九年以后出版的汗牛充栋的古典文学的注释本中，有特色、无八股气的并不多。我真正心悦诚服的只有一本，就是钱锺书先生的《 宋诗选注 》，那种博洽、精辟、幽默，实在无人比肩。接下来便是这本《 杨万里选集 》给我的印象最深了。而选注者就是周汝昌先生。”（ 唐翼明《 周汝昌访哥大纪实 》，1987年4月29日美国《 华侨日报 》）
当时一般注释古典诗词的选本，在引言、前言中往往是先介绍作者的时代背景和简单的“家庭出身”等情况，然后评价其作品的思想性，分成“进步性”、“人民性”和“落后性”、“局限性”两部分，最后再对作品的语言等“艺术性”作一些分析。各注本大同小异，往往千人一面，而且表述语言也是平铺直叙，单调乏味。这就是唐翼明所说的“八股调”。
《 杨万里选集 》却打破了这种套子、模式。我们摘录一下《 引言 》的开头：
亲爱的读者，我先介绍一首小诗给你：
小憩人家屋后池，绿杨风软一丝丝。舆丁出语太奇绝：
安得树阴随脚移？
诗里告诉我们：夏天行路在真州（今江苏仪徵）道上，行人都又热又累，就在路旁人家屋后水边绿柳阴中坐下来，歇歇腿，凉快凉快；可是不能总坐在这里，要走了，真有点舍不得离开这块小小的清凉避暑之地，于是轿夫忽然说出一句痴语来：“要是这‘树阴凉儿’也跟着咱们一块儿走——那该多好啊！”
你看，这首小诗设想多么出人意表。
你一定猜想，“这就是你要介绍的杨万里的诗吧？”你猜错了。……
……
他的这种诗的“老师”就是杨万里。
不用说，一股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让我们感到惬意。如果设身处地，想象一下20世纪60年代中国大陆那种越来越“左”的社会意识形态氛围，我们就能体会到，为什么唐翼明读了《 杨万里选集 》，会有那样强烈的感受。
“引言”近三万字，共分九大部分。前几部分都是谈诗的“艺术性”，集中在杨万里写诗最有特色和个性的“活法”。
讨论诚斋诗的，大都先要谈到他的奇趣和活劲儿，有个名目，曰“活法”。他的这个特色并不待后世人出来表扬揭示，他的朋友在当时就能见到。
后面引录了不少当时和后来人对杨万里作诗“活法”的评价原文，既显得史料丰富，证据确凿，又给读者一种回到历史具体情境中去的真情实感。其中还引到了钱锺书《 谈艺录 》第138页的话：
以入画之景作画、宜诗之事赋诗，如铺锦增华，事半而功则倍。虽然，非拓境宇、启山林手也。诚斋、放翁，正当以此轩轾之。人所曾言，我善言之：放翁之与古为新也；人所未言，我能言之：诚斋之化生为熟也。放翁善写景，而诚斋擅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