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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却成周扬什么线上的活标本？我和周扬素昧平生，我不懂他的革命左翼的文艺理论，他也没指导过我如何研究古代的诗文小说……怎么够个‘活标本’？稀奇，不解，耐人寻味。”
1968年，已经是毛泽东让“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和机关以实现“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候，人民文学出版社当时是“三大员”掌握大权，即炊事员、司机和杂工这些过去出版社的服务人员以“工人阶级”的身份领导原来那些高级知识分子的专家学者。
周汝昌被隔离审查了一年，也被开斗争会：
下午一上班，就把我“提”到斗争大会的会场“台”上去了。
台下坐满了同仁同事，每人手里挥舞着“小红书”，口里喊着“打倒……”如火如荼，热烈激昂，十分精彩。
说话要公道，这个社虽然有的人是心肠甚坏，毕竟是个“文”社，还算作风“文明”，对我的“斗争”限于发言“批判”（其实也无甚内容条款），没有武力虐待——记得只有“三式”：让我直直立立的人“低头”，揪了我的头发一下。二是刘××（工友）给了我一巴掌。最末临“批斗”告捷散会“下台”时，某君从身后踢了我一脚，以示“滚下去！”但此似“象征性”举措，踢得很轻——他真是一位“客气”的“好人”。
会一散，把我押到“小院”的西厢里。正自不明何为，只见张××又抱了我的被褥来，心里这才“彻悟”：我是回不得家了。
被折腾得口渴之甚，向他讨一杯水喝。感谢他，很快送来。（当然，我的“生活用具”等琐物随后也都送来了。）一会儿，来了一位“革命群众”（当时的称号，极其光荣，表明他没有“问题”，更无“罪行”），他来检查我的一个“两扇皮”的塑料手提小包。还好，没发现罪恶之物，只一个旧便帽，一块我无事时拿在手里玩的旧玉佩。
我从此“安顿”下来。除了吃饭，此院门是不许出入的。
小院的隔离“审查”是“文明监狱”，日夜有人轮班监守。很多生活被“管制”，条例是电灯线路要弄断，入夜睡前要把腰带“交”付监者——怕触电、上吊（那时管“畏罪自杀”叫做“自绝于人民”）。老伴念我体弱难支，送点药物来，那得放在外间，服用时向看管者“领取”，遇上好心的不必多言，可是居然也有吼声对待的：“这不是养老院，我们是专你的政！”药也不让吃。每日一早、一晚隔离者在院中站队，一齐念《 认罪词 》：
我是犯了错误的人，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今后一定好好学习，改造自己，重新做一个有用的人。（《 关起来的滋味 》）
比起其他一些在“文革”中罹难蹲了多年监狱甚至被迫害致死的人，客观地说，周汝昌被隔离审查一年算不上十分严重的灾难。但伴随着这次隔离受审，周家被抄家，把家中的书籍、信件、文物等拉走了好几平车，则是重大的损失。虽然后来平反，一些被抄的东西发还了，但其中的许多物件已经不翼而飞，特别是一些保存多年的信件和没有发表过的文章、诗词的手稿等，再加上周祜昌被抄家的损失，从史料意义来说，不仅对周汝昌个人是不可弥补的，对红学研究史，也是重大的伤害。
在周汝昌被隔离的日子里，单位的“工人造反派”也到周家去逼家属“交待”周汝昌的“罪行”。周夫人毛淑仁则表现得颇为刚硬，不仅毫不畏惧，还疾言厉色地对来人说，周汝昌不是已经被你们隔离了吗？他是死是活你们要负责，我还向你们要人呢。来人讹诈说周汝昌已经交待了，就看你们是不是隐瞒。毛淑仁回敬说，他已经交待了，你们还来问我干什么？面对这个不好对付的天津女子，对方来了两次也就不来了。这是有一次笔者和王瑞兵① 去周先生家，偶然说起来，周夫人亲口对我们讲的，说话的神情让人感到当年那种气概犹存。难怪周汝昌在回忆文章中这样说：
受审是难堪的，真正的审判官是听陈诉辩道理寻事实，并不吹胡瞪眼；而这些审人者是十二分威严吓人的——他们怒吼，威吓，也偶露狞笑，面孔多变。言辞呢，大抵是这么个意思：你的问题严重，我们早已掌握了材料；你不老实交待，只能抗拒从严；唯一的出路是老实坦白，详细交待一切罪行。
书呆子十二分天真，信以为实，于是搜索枯肠，冥思苦想，追忆“平生”的“错误”和“罪状”，写不出交待是要天天严审的，只好将芝麻绿豆，都“升格”为罪行——那叫“上纲上线”，“提高觉悟”。事后家里老伴对我说：问过别单位“革命组织”的熟识人，她说：千万别害怕，受逼，自己乱编并不真实的事去应付审查——他们那都是假话，吓唬人，他们其实什么也没“掌握”！（《 关起来的滋味 》）
周汝昌被隔离审查的地方，在北京朝阳门内大街南侧，正在周家后来居住的南小街的北口西角，是后建的一所外表难看的灰色楼，在灰色楼后面有一个院子是一处比较大的旧式住宅，在这个大院子里面，偏西有一个独立的小院，门朝东，一进门是一个四方的“门洞”（ 四柱、木屏门 ），也挺讲究的。进去有三间北房，一明两暗，中间用木隔扇分断。这里面关的是因写“鬼戏”《 李慧娘 》而成了“大黑帮”的戏剧作家孟超。周汝昌则被关进西厢房，较小，里面也没有隔断。后来又来了一个名叫潘漪的“女犯”，需要单独住，就把周汝昌迁入正房和孟超分居东西两个单间，西厢房成了“女监”。再往后，“犯人”又陆续来了金人、陈迩冬、麦朝枢等，都是出版社的旧同事，犯人多而监房少，到后期周汝昌就和孟超同居一室了。
这一年的“隔离审查”日子，每天受审被逼供外，就是“学习”、“写交待材料”，还有应接不断前来的“外调”人员，答复自己和“坏人的关系”。这种“外调”也让周汝昌感到十分可怕，半生不熟的，见过一面的，不知哪一年月的人和事，琐碎得根本没印象的，都来“调查”，明明记不得记不清了，就被外调人员大声斥责喝骂，说“不老实”。有的外调人员品质很坏，各种刁难的花招层出不穷，纠缠你一整天，有时一天没完，第二天又来……还有就是“劳动改造”，与原来的社长许觉民一起打扫厕所，打扫“革命领导”们开会的屋子，每天扫出一大堆香烟头……
在那样的境遇中，人性的恶劣会充分暴露。吃饭的时候，这伙被关押的人也要自己交粮票饭票，但在打饭的时候，就会有微妙的差别。一位被隔离审查的女性，见炊事员给自己打的饭总是最坏的，如土豆是烂了的、硬的、没法吃的，气得不吃饭。她太爱生气，后来到湖北干校，又因为生气而不吃饭，最后竟然死于非命。周汝昌也遇到一个姓李的“革命派”，每次周汝昌举着碗向他领馒头时，这位姓李的炊事员偏不把馒头放入周汝昌高举的碗里，而扔到很不干净的木案上。而吃饭前后，这些“犯人”们，也都要向毛主席画像“请示”、“汇报”或者“高唱革命歌曲”。
周汝昌还有这样的回忆：
又一次，我患了腹泻，那时不许病休，医生给开了证明，上三天“六小时班”。我按医证提前回家了，宿舍“门房”有革命家属，就电话到社，报告我的“行迹”，×××又硬把我“召”回到社，训我说：“你没病！”（《 天·地·人·我 》之《 难忘杨霁云先生 》）
不过，也有人性的光辉。有一阵，周汝昌情绪很坏，打算干脆“承认”了那些莫须有的“罪行”。有一天晚上，是一个女性的“革命群众”负责监守“犯人”，和周汝昌说话时态度和蔼。周汝昌胆壮了，也是苦闷使然，就向她吐露心事说，我打算承认了，反正有罪就是了……没想到这位女看守却说，千万不能这样！历次运动都是打大老虎，你不按照事实胡乱承认，那是对革命对自己和对亲友都不负责，那才是犯错误！周汝昌听了十分感动，也坚定了自己的信心。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周汝昌说：“我至今感念她。一年‘牛棚’灾难中，所遇好人屈指只不过三四个，而她是最善良的第一位好人。记得她姓王。”
1968年12月，原来的“革命小将”被送往“广阔的天地”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到了1969年，全国各大城市机关院校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则被分遣到农村去办“五·七干校”。人民文学出版社去的地方是湖北省咸宁县的“向阳湖干校”，出发时间则选定在八月十五中秋节。周汝昌经过一年隔离审查，并没有查出什么严重“问题”，也就被解除隔离，随着全单位下往咸宁了。在下乡前，出版社的当权者也曾动员让毛淑仁随周汝昌一同下乡，因为那时说去“五·七”干校并不是暂时的，而是要去“安家落户”。但毛淑仁却一口拒绝，坚决不走。动员者用如不下去就扣周汝昌的工资相威胁，毛淑仁却回答说：“高薪怎么样？高薪是毛主席老人家给的！”言外之意你们敢扣！周月苓回忆说：“我爸爸去了文化部的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后，单位就天天逼着我妈妈也去（ 家属也得去干校，在那里彼此相互批斗，出身好的就是革命的，得革那些出身不好或者有各种问题的人的命。出身不好或者有各类问题的人就得为那些‘好人们’做打开水等各种体力活儿 ），而我妈妈就被我的弟妹们（ 此时我已在天津部队 ）反锁在屋子里不出来，亏得当时街道上对我妈妈比较好，我妈妈在街道做一些工作，就让我妈妈去挖防空洞，单位来人也找不着她。”
与此同时或前或后，周家的几个子女也都随着时代的大潮，离开了北京。长女月苓由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毕业，去天津葛岭4701部队农场锻炼两年后，分配到唐山市河北矿冶学院当英文教师。次女丽苓由中国科技大学去天津市委104“五·七”干校劳动锻炼一年后，分配到天津市石油化工厂工作。三女伦苓高中没有毕业，于1969年去陕西延安插队四年，后来招工到宝鸡市属于冶金部下属的一个有色金属加工厂当了八年工人。最小的男孩子建临初中没有毕业，去内蒙古军垦农场劳动五年。只有长子喜临由于是聋哑人，未曾离开北京而分配了工作，陪伴着母亲毛淑仁留守在家。周月苓回忆说；“我们在分配时都受到了‘文化大革命’以及家庭中的影响。比如我是学习外语的，我的同班同学都分在北京，或者回了原籍比较好的单位，只有我在河北。但是和我的弟妹们比起来已经是天上和地下的区别了，起码我在一个城市的大学里。我现在仍旧清楚地记得那时候我把（ 从第一个月发工资开始 ）每个月的工资除了吃饭外几乎全部寄给我妈妈，可是我妈妈每次在信里都和我说：‘一个月怎么过的这么长啊！’言外之意是‘怎么还不到发工资的时候呢！’”
所谓“五·七”干校，是以毛泽东1966年5月7日写给林彪的一封信命名的。在这封信中，毛泽东提出，部队、工人、农民、学生等社会各阶层人员，除了其本职的工作或学习之外，都要学习政治和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