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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五·七”干校，是以毛泽东1966年5月7日写给林彪的一封信命名的。在这封信中，毛泽东提出，部队、工人、农民、学生等社会各阶层人员，除了其本职的工作或学习之外，都要学习政治和军事。而其中最著名的一段是：“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到1968年，军训军管把大局稳住了，“串连”和“造反”停止了，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在5月7日组织大批机关干部下放劳动，同时把“走资派”之类的人送去劳动改造，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个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经过五个月的实践，柳河“五·七”干校总结出一套经验。毛泽东为此批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1968年10月4日，《 人民日报 》头版头条刊登了柳河干校经验和毛泽东的指示。从此，干部下放劳动，开办“五·七”干校成为一场席卷全国的运动。
周汝昌从1954年回到北京后，除了偶尔去天津以及单位出差短期到外地，基本上就很少离开北京了。1969年来到咸宁过农家生活，当然是艰苦的，但客观上也提供了一次回到大自然的体验和机会。虽然是集体住宿集体管理，但在劳动时却往往是一个人独对大自然，倒也有许多自得其乐的经验。周汝昌这样回忆：
我嗜京戏，最爱听的是反二簧。谭叫天的《 碰碑 》不用说了。旦角的大段唱工，以梅兰芳先生来说，就有《 宇宙锋 》的“我这里、假意儿、懒睁杏眼”，《 黛玉葬花 》的“若说是、没奇缘、今生偏遇（着）他”，和《 女起解 》的“崇老伯、他说是、冤枉能辩”。梅先生的唱，配上徐兰沅、王少卿那种大方家数而又考究异常的托腔与过门，真是无法形容的美，令人心折而魂醉，令人唾壶击碎，就叫做“此曲只应天上有”吧。如今已成广陵散了。……
三大段反二簧，我尤喜苏三那一段。那是独角戏，满台空空荡荡，在丝竹琴音与铜撞星儿的异样美妙的声音里，她一人徘徊思念，柔肠万缕——就这一个不幸的女子，“充满”了台，唱出了诗的境界，绘出了诗的画卷。这是心声，这是美，这是悲剧，这也是中华文化的特殊创造。这是“戏”吗？我看更是中华的诗！
下“干校”到湖北咸宁，掏粪，种菜，守夜——四点钟起来，满天星斗，蹚着过膝的水，到那“围湖造田”的菜地，只我一个人，拄着一枝竹竿，像个鬼魂吧？因这时无人“管制”，我就吟唱自娱——唱的总是《 起解 》那大段八句，连带着徐、王二师的美妙的“小肩膀儿”与“大过门儿”，一字不落。这样，由巨蚊的包围，夜幕的黑暗，迎来了东方的曙霞，朝曦，晓雾，晨晴……不觉悠然自得，忘了一切。（《 天·地·人·我 》中《 反二簧与狱神爷 》）
这倒与周汝昌在青少年时被“绑票”到土匪的水寨中，那“杨柳岸，晓风残月”的经历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另外两篇回忆录里，周汝昌又提供了另一些干校生活的剪影：
干校是分很多小队的，“工种”不同，各占一块“地盘”，故难得往来相见。其后忽有一段时期又见到了他（冯雪峰——引者）。那大约是因为要清除一处地面作什么用，派几位“老弱残兵”去打扫破砖烂瓦砾碎石土块之类，用一个簸箕端往一个后边的土坡上倾倒。我见他精神不颓，勤勤恳恳地劳动，扫除垃圾，一丝不苟——可是面无表情，“冷若冰霜”，目不视人。他不会不认得我，但正眼不瞧，真是人到此境，莫论当初，“此一时彼一时”也。
从打这一回，再没见他。我们的“缘”，尽于此地此时此境中。（《 社长冯雪峰 》）
1969年之中秋，我们一同到来湖北咸宁干校。我与他（杨霁云——引者）体力相若，是“文弱书生型”，干不了重活，便分配给菜园子挑粪。我们两个成了很别致的“搭档”。
从厕坑掏了一个木桶大半满的屎浆，二人抬起来，扁担端头一前一后，只会迈“方步”，很“潇洒可观”。从厕到园，路还不太近，走到一个大拐弯处，便在树阴下坐下来歇了一会儿。这路上倒无人监督，很自由，我们便吸烟漫谈，谈的就多半是《 红楼梦 》。那情景，值得入红学史，可惜没人给拍照录音。（《 难忘杨霁云先生 》）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许多人在咸宁的干校待了三四年时间，而周汝昌比别的同事幸运，只待了一年。1970年8月，正是湖北地区最炎热的日子，有一天，周汝昌照例干完了清晨值班、唱反二簧的工作，上午来劳动的“小队”的人来了，可以交班回去吃饭睡觉。走在路上，忽然遇到一个同志拦住路，说：“队部里找你，有话说。现在就去。”
周汝昌大吃一惊，不知自己又犯了什么事，又有什么“辫子”被抓住了。这用得上那句老歇后语了：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谁知是福不是祸。队部姓李的领导通知他：“因工作需要，调你回北京。从今天起，停止劳动。这几天你收拾东西。准备好了，决定哪一天走，告诉我们，来办手续。”
周汝昌想了想，说：“过一个星期，九月三号或者四号走，可以吗？”李领导回答说：“就这样。”
周汝昌就这样结束了“五七战士”的生涯，平常不搭理自己的“左派”们见了他也眉开眼笑了。马上要回北京回家了，却又觉得并不想立刻就走，这待了十一个月的地方，反而让人顿生留恋之情，干过活的山坡，唱过反二簧的田头水边，都不由得去再走一走，看一看。这时的心情完全不一样了，到小卖部买了平常舍不得买的两瓶水果罐头，一个桃子的，一个梨子的，坐在一个老树根上自己慢慢品尝，一边向这片土地告别。
接近启程的日子，到队部领了公函，再步行往某号“高地”（ 那时都是仿效军事编制，故名 ）总部去办手续。一路上都是丘陵地形，坑坑洼洼，起伏不平，但走得自然还是兴高采烈。总部接待的人很和气，说要等到下午才能开回京的公函，就在这儿吃点饭，中午还有一间客房可以休息。这个接待的人后来知道名叫张宗禹，而且再往后也回到北京，竟和周汝昌住进同一个院子。
下午得到了回京的公函，打开一看，又让周汝昌大吃一惊：“今奉中央周总理办公室专电致湖北军区司令部：调人民出版社周汝昌回京工作……”只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公函上漏掉了“文学”两字。
离开干校那一天，要起早步行到县城的火车站，前一天晚上特别嘱咐值夜班的孙用叫醒自己，这是过去周汝昌家经常开口借钱的老同事老邻居了。其实不用叫早早自己就醒了。一些有力气的同事早已把行李、木箱、杂筐等都搬上平板车，厨房已经熬好热粥，大家饱餐一顿，天还没有大亮就动身往车站走。
拉车的小伙子叫彭庆生，本来是北京大学出来的“小将”，在出版社时一度也曾经造反掌权，到了干校不知何时成了“五·一六”分子① ，这时正在挨整，队部派他拉车送周汝昌，也是一种“改造”方式。拉一平车重物走几十里路，并不容易，不过那时彭庆生年轻力壮，也不太在乎。
彭庆生在单位对周汝昌就不错，当时出版社的一个姓高的司机也是造反派头头，发誓要把周汝昌打成“反革命”，彭庆生就坚决反对。去咸宁干校的火车上，彭庆生对周汝昌也很照顾，让他在空位上躺着休息，还送来毯子。到了咸宁后，见周汝昌带的衣服不够，又把自己的棉大衣送来，并说“脏了也没关系”。20世纪80年代以后，彭庆生在北京语言学院任教，为评职称，为自己写的古代诗学的著作，都找过周汝昌。有几年，大年初一，还从郊外赶过来到周家拜年。
可能是运气来了，在火车站周汝昌也碰上了好人。到了车站已经中午，不卖车票了。但周汝昌把证件给窗口里面的女售票员看，这个人居然破例照顾说：“我先卖给你一张吧，省得你一会排队挤得累。”而且说先把手提包寄存在售票室内，可以空手走走，离开车还有一个多小时呢。周汝昌真的寄存了包裹，到附近的商店逛了逛，还买了些湖北的小物品作纪念。
车上人不拥挤，很清静，那早已和“大串连”（ 1966年8月以后一段时期，曾有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免费乘坐火车去北京接受毛泽东检阅，此后一两年内也有各地学生以“造反”名义的互相串连 ）时期完全不同了。周汝昌刚上车落座，又上来一个回京探亲的姓袁的干校同事，递给周汝昌一封信。一看原来是四哥祜昌刚寄到咸宁的信，不知是哪一位同事好心，知道周汝昌已经上车回京，托人捎来。好像一时间万事都“六六大顺”了。
当然也有另外的情况，下面是周汝昌回忆离开干校前的两个插曲：
等到他（杨霁云）从干校返京了，他时常走来看我——1970年我忽奉周总理特电调回北京，消息立即轰动了“向阳湖”畔，第一个来向我致意的便是他。他很高兴，几句话，作别而去，意甚珍重。他还猜度说：“大约是要出一部《 红楼 》‘样板’本。”
他常州口音浓重，我又耳背，南音听不清，他右手不能写字（因病），不惜以左手“写话”给我，一笔一画，吃力而一丝不苟地写着。
在一旁的我，实在感动。（《 难忘杨霁云先生 》）
上路了。辞别了碰上的人们。到出“村”路口，见林辰先生小凳子坐路旁——那是派的守路口盘生人、防私逃的职务。我向他作辞，他坐着不动，冷冷地点头示意。（他与孙用系原《 鲁迅全集 》编辑室的人，后调古典室任副主任，是我的上司。在先，他还视我为“学者”，见了就笑而示意；后来“文革”他对我有看法，曾大嗓门批判我，说从未见过像我这样“反动的知识分子”。在干校又住同屋，极少理我，颇有“敬鬼神而远之”之雅致了。）（《 天·地·人·我 》之《 干校惊雷 》）
1970年9月5日上午，周汝昌回到了北京。毛淑仁还以为周汝昌是十二天的探亲假，听说从此再不去湖北了，不禁又惊又喜。她曾经向人打听过，下干校的人还能不能回来，别人回答是：多半回不来了。
周汝昌拿公函到朝阳门内大街的文化部老楼去报到。一位“留守”的人员看了公函，立刻打电话，周汝昌只听见一两句：“……周总理指示的……这很重要……”可是谁也不知道应该把调回来的周汝昌安插到哪个单位。后来就在原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挂”着等候。那时，出版社里只有几个专门印制“样板戏”的留守人员在底楼办公，二楼空荡荡没有一个人。在二楼给周汝昌开了一间屋作办公室，只见尘土已经积了寸许厚。但周汝昌在这间办公室也不知道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