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诠ぷ髦腥匆灿幸恍┤饲槭拦史矫婺岩员苊饣虼聿坏钡木啦庇捎诩彝ト丝诙喽杖肷伲诰蒙献苁巧畹檬洲拙荨Ａ侄！丁”嘤嗦啊 罚ā『北嗉Щ帷丁〕霭婵蒲А �2000年第3期 ）中有这样的记述：
1972年自干校归来，我由中国文联转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操起编辑这一行，至今已26个年头，对于编辑生涯，真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我初到人文社古典部（即今古典文学编辑室），见北窗下坐着一位清癯瘦削已见二毛的老同仁。打完招呼后，他惊奇地问我：“为什么到这里来？”我下意识地答道：“希望学有所用。”我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的是古典文学，又在刘大杰先生指导下研读过魏晋六朝隋唐五代文学史，颇热爱这一专业，所以随意应了一句。他的目光中带着几分无奈几分惋惜，说：“这一行呀，能干的不愿意干，不能干的想干也干不了。”一瓢冷水浇得我浑身打寒颤。这位老同仁就是周汝昌先生。若干年后，他果然不干了，调到文化部艺术研究院去了。
不久，听室中同仁说：有一位老编辑，审读一位老教授的书稿，贴了许多浮签，提了不少意见。所指出的谬误和问题，绝大多数是很中肯的，这些都照改了，并不多言；其中有个别问题，大约百分之二三吧，提得不合适，或者提错了。这老作者却抓住这百分之二三的失误，大发雷霆，说编辑水平如何低下，甚至厉声呵斥道：“×××有什么资格审我的稿子！”听了这则轶事，我多少明白点周先生那话的含义，也顿时萌生投错门的悔意。
周汝昌从1954年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以后，确实也遭遇到不少不顺心的事情。虽然没有被打成右派，但感觉是自己的才能没有充分地发挥出来，出版社和古典文学编辑室的领导换了好几茬，有一两届领导的态度简直让人心寒，总之一直没有机会专心去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而编辑工作中许多意想不到的纠缠很让人心烦气短，因为工作本身为人作嫁不说，还常常会引发一些人事上的矛盾。周夫人曾愤愤地说，周汝昌自从进了出版社，就没得过一天好。周先生自己也对笔者说过，我一生中最好的年华岁月都献给这个出版社了，却总是坎坎坷坷，没有得到适当的工作条件尽展己之所长。这当然也有些是气话。
周汝昌做工作很认真，有点“书呆气”，遇到一些别人工作中的失误，只要经了自己的手，就一定要指出来，这种“一切从工作出发”虽然理论上是一种优点，在实际生活中却常常是出力不讨好，要得罪人。比如前面叙述过的对《 三国演义 》原校点中的失误发现后重校，虽然得到领导聂绀弩、巴人的赏识，却使原校点人很不高兴。校注《 白居易诗选 》时，周汝昌又指出了原编者的某些失当之处，也使当事人大为不满。同时，正像唐翼明评价《 杨万里选集 》时所感叹的，当时大多数人都不能摆脱“八股调”，周汝昌独能鹤立鸡群出污泥而不染，干什么事都张扬灵性和创造性，不肯盲目跟着“潮流”走，很自然地就和其他同事的做法有了差距，形成了对比。而这样做的结果，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似乎周汝昌总是在贬人扬己，踩着别人的肩膀以自我表现，成了一种道德的二律背反。笔者听宋谋瑒先生说过，出版社的某位先生甚至要“生祭某公”—— 表达对周汝昌的强烈不满。
这正应了那句“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老话。
1976年出版的《〈 红楼梦 〉新证 》，没有给稿费，说给作者一百套书，但出版社还扣留了一部分，这也是那个时代的普遍情况。所以周汝昌本人得到的书数量非常有限，亲戚朋友，出版社的同事，纷纷索书，很快手头就没几本了。这时，古典文学编辑室的同仁王利器（ 1912—1998 ）打来电话要书，周汝昌回答说，你不早点要，现在我已经没有书了，你是自己出版社的，社里留了一部分书，请你向社里要一套吧。
而在《〈 红楼梦 〉新证 》的第180至182页，周汝昌又提出对王利器的批评意见。原文如下：
在“赶繁华”的看法之后，又出现过另一种变相的“赶上”的论点。王利器《重新考虑曹雪芹的生平》一文（《 文学遗产》第六十一期），最末为“年未五旬而卒”一节，其中说：“我们可以这样提出，从曹雪芹之生到曹雪芹之死（引者按，他是主张一七一五——一七六三的 ）即十八世纪的上半期，中国社会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而曹雪芹就是在这种典型的社会环境中长成起来的。因之，我们说曹雪芹在江宁度过了十三年，这不仅（与敦氏诗句等）……都丝丝入扣，更重要的是曹雪芹在这十三年中——当然婴孩幼儿之年要除外，具体地接触到资本主义萌芽的思想（ 着重点皆引者所加——本传记作者按：此注乃《 新证 》所原有），及到他在生活实践中起了一个巨大的变化以后，深刻地体验出在这一个历史阶段存在的问题，把一生经历、观察所得的东西，如人道主义问题、自由恋爱问题等，加以综合、比较、分析，通过宝、黛的悲剧，把它再现出来。也就是说，曹雪芹如实地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社会面貌，创造出这部伟大的划时代的现实主义作品，这十三年江宁童年生活，对于他是起了一定的决定性的作用的。”云云。王先生的意思就是说：只有曹氏生于一七一五年，他才能以“具体地接触”（按即“赶上”之谓）江宁一地的资本主义萌芽的思想。否则不行。（王先生对于《红楼梦》的“人道主义、自由恋爱”等理解，我也不敢苟同，不过这里不拟枝蔓。）
我们都在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萌芽这个事实是指在封建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伴随这一经济基础的变化，其相应的上层建筑包括人们的头脑，也会逐步反映出变化来。但是王先生说的却是，如果曹氏早生了几年，在江宁一地多度了几年，这就是“具体地接触到资本主义萌芽的思想”，如其不然，就“接触”不到了，——至少也不“具体”了。老实说，王先生这种对资本主义萌芽的理解，怕是成为问题的。要拿这样的理解再来佐证一个人的生卒早晚几年、还要计算“婴孩幼儿之年”除不除外、在某地度过几年等等，这是否妥当？我看问题就更大了。
因此，我仍然认为，若有更好的力证，论定生年确应为一七一五，那是应当接受的；如果只是这样的“赶上”论，还不能说服我。
虽然讨论的是关于曹雪芹生年这样一个学术问题，却又提到“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言外之意是王利器的“马克思主义”学得不到家。这让王利器很有意见，大为光火，后来王先生花了很大精力，专门从《〈 红楼梦 〉新证 》中挑毛病，以很尖刻的语气写了《〈 红楼梦新证 〉证误 》的长文发表（《〈 红楼梦 〉研究集刊 》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3月出版 ）。从学术角度而言，应该说这篇长文中有不少意见是正确的，另一些意见也有参考价值，对使《〈 红楼梦 〉新证 》修订得更完善颇有好处。而且，如果不是像王先生那样专门从事古典文史典籍研究考订的专家，一些问题别人也还真难以发现。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周汝昌自己就检讨过《〈 红楼梦 〉新证 》中的某些失误之处。甚至反省过自己所受教育的缺陷：“我自幼失学，九岁上小学开蒙的洋课本已是‘人刀尺，马牛羊’了，《 五经 》《 四书 》概乎未闻。长大了读燕京大学的西语系，系里是欧美教师，终日洋文不离口。”（《 天·地·人·我 》之《 检讨谬误 》）在这样一种教育背景下撰写《〈 红楼梦 〉新证 》有一些失误本来也是难免的。王先生指出其中的失误对作者和读者都是有益的。如果王先生不是以那样一种口气来写，而是以一种与人为善的态度作事行文，显然更能让人心服口服，表现出一种大度和高风。而现在这种情况，则容易让人联想到意气用事和挟嫌报复一类词语，尤其是后来甚至说“《〈 红楼梦 〉新证 》，错误极多，几乎每页都有错”，并盛气凌人地宣言“我曾有篇文章，列出他书中十大错误，文章发表多年，他至今没有答复我，他是没法答复的”，（ 冯其庸、杨立宪主编《 曹雪芹祖籍在辽阳 》，辽海出版社1997年6月出版 ）则显然是有失君子风度的。其实周汝昌在一些文章中对纠谬公开表示了感谢，当然对于不实之词的攻讦也作了不点名的有限度的回敬。在这次写作采访中，周先生又对笔者表示，自己在《〈 红楼梦 〉新证 》中对王先生点名批评的作法是欠考虑的，不对的。
不应以偏概全，不能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这些人人都会说的话，遇到具体情况时就不是人人都能做得到了。红学界一直有一些人对周汝昌的红学研究肆行嘲讽，说的话尖酸刻薄，除了学术见解的不一致和认识水平有差距外，也和知识分子喜欢暗中争名夺利并突出自我的“劣根性”有关。但爱好《 红楼梦 》的非专业民间人士也一直很多，各行各业的都有。这些人在红学界没有利害得失可言，因此也就有时爆出“冷门”，说一些“剥掉皇帝的新衣”的尖锐言词，构成了红学另一道有趣的风景线。这在涉及对周汝昌这位“有争议”学者的评价问题时体现得格外明显。
如贵州省红学会主编的《 红楼 》1997年第1期就发表了署名史直生① 的一篇文章《 为周汝昌先生一辩 》，针对红学界对周汝昌的挞伐讽刺，说了一些让人忍俊不禁的话，颇能体现笔者后来提出“人间红学”之韵致：
自然周先生也非神，他也有种种错误或不足尤其年轻时代。或许他确如他自谦的那样仅属“第三层次”，但他毕竟是中国最伟大的红学家……。周先生用不着“贬人扬己”，他的发现，他的论著本身就证实了这一点。他的渊博的学识，深厚的功底。诗词文赋，书法墨迹，更精通外语——他本来即是燕大外语系，外国文学专业的毕业生，书架上尽是外文原著。可笑的是某些人竟然把外国文学常论拿来教训他不懂什么是小说，真是“班门弄斧”。
鲁迅是大师级一流学者，但他并未把精力放在红学上，他虽比周先生伟大得多（恕我代言），但他是小说家、作家、文学史家、杂家、政论家，是“文化革命的主将”和共产主义战士，而不是红学家。他只是在讲小说史时、在《红楼梦》部分提了几点看法而已——尽管极有见地。
胡适其政治立场不说，人为“特种学者”，他属于哪一级，我亦不能妄论，他虽为红学的创始人，他也未把主要精力放在红学上，而是倡导新文化运动，从事新诗和其他创作。他的红著，仅仅只有《〈 红楼梦 〉考证 》及《 考证〈 红楼梦 〉的新材料 》等少数几篇论文，一些前序、后跋，和其他文中的片言只语而已。恐怕他一生也未想当红学家。
郭沫若、茅盾等与之类似。
……
总之，我认为周先生是最伟大的红学家，如果把“家”的条件订得高一些，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