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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 北京大学学报 》的主编龙协涛（ 1945年生 ）约请周汝昌写文章，1995年第4期发表了周汝昌《 还“红学”以学—— 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 》的长文。这是趋近世纪末的“反思”文字。全文共分九节，小标题分别是：“所谓‘旧红学’与‘新红学’”、“历史根源”、“‘新红学’的科学性”、“‘新红学’的不足之处”、“王国维与陈蜕”、“鲁迅大师”、“艰难的推进”、“红学的悲剧性”、“一点展望”。文章的中心论点是：
“新红学”的最大不足之处就是仅仅陷（限）于历史考据，而未能向文化层次的研索方向迈往直前，竿头进步。
鲁迅对《 红楼梦 》的识解之高明远过当时流辈，我素来以为，这才是够得上“学”的学者的真知灼见，亦即方能称为“红学”的早期模范和圭臬。
红学在我国学术史上是一门特殊的学科，它本身独特性甚强，却又很容易被当作一般对象对待。它的文化内涵极丰富，文化品位极崇高，所以需要我国的文学、史学、哲学、美学、科学等多方面的第一流学者通力协作，方能胜任愉快，展现光辉；而那些第一流学者们各有自己的理想事业，如何能以“一部小说”来作为他们的研究目标？于是“红学”遂落于低层次的人士之手。……以上二端，乃是“红学”悲剧性的最关键的矛盾因素，至少在历史现阶段，其情势实在如是，讳言与美化，是有害无益的。
读者随着我们前文的笔踪一路而来，应该对这些表述不感到惊奇了。周汝昌的确并非故作惊人之语，而是实话实说。但对红学界来说，尤其是对那些以主流自居的学者来说，这些话当然是非常刺耳而无法容忍的。于是，一波新的“批周”浪潮又汹涌而起。一批“商榷”的文章纷纷发表。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胥惠民① 的《 读周汝昌〈 还“红学”以学 〉—— 兼说〈 红楼梦 〉研究的学术品格 》（ 1996年第3期《 红楼 》与1996年第3辑《〈 红楼梦 〉学刊 》）、贾穗② 的《 一篇贬人扬己的歪曲历史之作—— 驳议周汝昌先生的〈 还“红学”以学—— 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 〉》（ 1996年第4辑《〈 红楼梦 〉学刊 》）、李广柏的《 世纪之末纵论“新红学”—— 兼与周汝昌先生商榷二三事 》（ 1999年第4辑《〈 红楼梦 〉学刊 》）等。
仅从文章的标题，就可以想见其内容和情绪了。而杨乃济① 的《 马二红学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2月出版 ）更是对周汝昌批驳指斥，行文情绪化很浓。当然，“拥周派”也不是没有，比较典型的，是严中写了反驳贾穗文章的“五评”（《 红楼续话 》）和史直生（ 阎肃临 ）写了针对胥惠民的《 为周汝昌先生一辩 》（ 1997年第1期《 红楼 》）。这些文章或义正辞严，或辩锋犀利，真可谓针尖对麦芒。
笔者写了一篇《〈 红楼梦 〉研究的意义——世纪之交检讨红学 》（ 1997年第1期《 山西大学学报 》，收入《 箫剑集 》），则是从学理上呼应了周汝昌《 还“红学”以学 》中的论点，指出：“《 红楼梦 》的‘义理’、‘意义’对大多数红学学者而言，是晦暗不明的。近百年的《 红楼梦 》研究，缺少的是灵魂，是主体精神，是文化哲学。这种情况其实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它是受共生的中国之具体历史和思想情境所制约的。”“《 红楼梦 》研究，是关系到整个中华民族灵魂的重新铸造、民族精神的重新抖擞的文化事业。”“其实不仅是红学界，整个民族都应该反省：为什么我们这么长时间、这么多文化精英都不能从本质上理解曹雪芹和他的《 石头记 》呢？”
北京的华艺出版社于1998年7月推出“周汝昌红学精品集”一套共六种：《〈 红楼梦 〉新证 》、《 曹雪芹小传 》、《 红楼访真 》（ 即《 恭王府与〈 红楼梦 〉》）、《〈 红楼梦 〉真貌 》（ 即与周祜昌合著的《〈 石头记 〉鉴真 》）、《〈 红楼梦 〉与中华文化 》、《〈 红楼梦 〉的真故事 》。虽然都是旧著新刊，却也有一些小的变化。如《〈 红楼梦 〉新证 》去掉了前面的“写在卷头”，改换成“第一章引论”，加强了文化理论的点豁，开门见山就提出：“‘红楼梦现象’是中国大文化的一种显相，绝非文学艺术的观念所能阐释。理解曹雪芹的这部伟著，离开中国文化是什么也弄不清的。……这样的一部书，面貌体裁是中国的野史稗官，实质是中国的文化集成体现。”
这就十分明确地把《〈 红楼梦 〉新证 》终极的研究目标即文化品位标举出来，并特别论及“雪芹与庄子”的渊源：“雪芹并不是一位‘小说家’（ 比如像他以前的无数才子佳人之作与后来的《 啼笑因缘 》的作者等流辈等量齐观 ），而是与庄子并列抗衡的哲士高人、大师巨匠。”并将笔者关于曹雪芹与庄周作比较之十点异同的意见，以及辰戈（ 王畅 ）关于“曹学”与“红学”之关系的意见，皆写入其中。总之，是明确《〈 红楼梦 〉新证 》并不仅是一部“考证派”的著作，而是“考证为了文化和思想”的。
以此为契机，1998年11月19至21日在北京市南的北普陀曹雪芹祠庙召开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燕京大学校友会等十三家单位联合举办的庆贺周汝昌八十寿辰、从事红学五十年暨“周汝昌红学精品集”首发式的学术讨论会，主办人为北普陀影视基地董事长梅子女士与河北省丰润市政府、河北省曹雪芹研究会以及辽宁省铁岭市政府。新华社等多家媒体都作了报道，贵州省的《 红楼 》杂志1999年第1期以主要篇幅发表了大会发言和提交大会的论文等。河北省曹雪芹研究会会长、河北师范大学教授韩进廉致开幕词，中国艺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曲润海、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所长张庆善发表了祝贺讲话，中央统战部的代表宣读了贺函，李希凡和蔡义江也作了大会发言。美国的周策纵教授、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 1928年生 ）等寄来贺画、贺诗等，天津的朱一玄① 和石建国来函倡议尊周汝昌为“红学大师”，周汝昌的老友上海红学家邓云乡（ 1924—1999 ）亦到会祝贺，并赋七言律诗：
京华旧梦吾能说，一入红楼便欲迷。
世事过来真亦假，繁华回首是全非。
荣宁寂寞同王谢，宝黛排场似弈棋。
为祝周翁康而寿，先浮卮酒贺期颐！
而在此之前，已经有不少亲朋好友送礼致贺，有大幅红寿字中堂，九十九朵的绚丽杜鹃花，玉寿星……著名书画鉴定专家徐邦达（ 1911年生 ）填了一阕《 南歌子·寿周玉言八秩初度 》祝贺……
这次盛会得以实现，真正的“原初动力”其实是河北省社会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王畅，他是最积极的发起、组织者。会议有某种“丰润说”、“铁岭说”向“辽阳说”较劲的意味。因此前一年（ 1997 ）北京召开国际红楼梦研讨会，王畅等“辽阳说”的反对派虽经努力而未能与会（ 周汝昌则虽在京而拒绝出席 ），乃赴京私下拜访参加大会的周策纵等国际上的红坛“大腕”，赠书访谈。下面是一封周策纵写给王畅的信：
王畅先生：
奉到河北省曹雪芹研究会邀请书，本拟赴会与诸君子接席欢叙，无奈正准备远出，诸事蝟集，无法抽身。兹附上小诗一首，以祝汝昌老兄八十大寿，如能印出分发，当可一表微忱也。大会文件，尚乞惠寄，以便得读各方高论为幸。
去年八月在京，蒙大驾过访，并承惠赐大著，更得聆教益，犹在念中也。
专此即颂研安
周策纵
一九九八年七月九日于
美国威斯康辛州陌地生市
另纸：
八十松龄正少年，红楼解味辟新天。
两周昔日陪佳话，寔证相期读后贤。
据一九九五年统计：美国百岁或以上者共五万二千人，预计二○五○年时将达七十二万三千人，此皆未计亚裔移民及印第安人也。杨联升兄尝致函与我云：八十岁人犹是少年耳。海外红学家往往戏称汝昌为东周，我为西周，故有两周之称。
汝昌学长兄八十大寿誌庆
周策纵
一九九八年夏于美国陌地生
周汝昌在这一段时间前后亦与王畅有多封来往书信。王畅给笔者寄来周汝昌赠他的诗一共七首，兹摘录其中二首：
一
文心郦学擅研求，俊彦今推古涿州。
更有曹红新考辨，伪儒陋士尽低头。
二
健笔凌云破阵功，黄钟大吕正声洪。
高文何患无知赏？巨眼欣看一世雄。
以这次活动为契机，还有不少后续的影响结果：《 北京大学学报 》于1999年第2期发表了该学报主编龙协涛访谈周汝昌的《 红学应定位于“新国学”——访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 》；1999年岁末，文化部颁发《〈 红楼梦 〉新证 》获1949年建国以来文化艺术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澳门回归前夕，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周汝昌讲《 红楼梦 》的节目……笔者在观看了这个电视节目之后，正逢岁尾年头，即写了两首绝句向周先生恭贺新春：
一
荧屏讲梦字琅琅，古韵遗馨老凤凰。
更喜龙门新受奖，百年红学感沧桑。
二
揭竿国学大旗扬，风雨红坛独擅场。
可得后来多慧士？灵犀顾曲仰周郎。
所谓“揭竿国学”即意指周汝昌与龙协涛谈话中提出的命题，笔者并撰写了一篇呼应的文章《 对“红学应定位于‘新国学’”的一点理解 》（ 后刊发于2003年第6期《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 》）。此文写出后，曾首先奉寄周先生过目，周先生于1999年10月20日来信谈读后感说：“你将主题提高到一个很新的高度，涉及了许多带根本性的文化问题，比我原先设想的要丰富得多。”并赋诗一首：
眢井死潭谁浚洗？枉投石玉空沉底。
徘徊不见波澜生，殷勤犹望英才起。
新篇立意不寻常，红学国学纲领张。
梁生素慕庄生道，也为曹侯心意降。
“红学国学纲领张”，这里面有什么真旨奥义呢？
“新国学”的提出，实际上涉及的是整个20世纪中国文化语境中，西学与国学的消长、争持和融合的老问题，同时又是一个新问题。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到“文革”的“破四旧”，从“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到科玄之争到八九十年代的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