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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学与中学的错综纠葛在《 红楼梦 》研究中长期存在而且格外尖锐。近百年来大多数中国知识精英（ 更遑论一般“民众” ）都不能从根本的精神实质上全方位把握《 红楼梦 》的思想艺术真谛，构成了百年误读的“《 红楼梦 》现象”。因此周汝昌所谓胸怀一个文史哲“大文科”的文化立场和视野就很耐人寻味。他说：“我们中华文化从来的治学要求是词章、义理、考据‘三才’俱备，必如此方称上乘，否则只够一个‘偏材’而已。”曹雪芹的《 红楼梦 》是“‘三才’俱备”的，而以往的研究者往往多是“偏材”，因此发生了大量误读、错解和曲说——造成此种情况又是失落中华文化本根珍粹的结果（ 至少是重要原因之一 ）。将红学定位于“新国学”，正是要把曹雪芹的《 红楼梦 》升格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经典、灵魂圣书、精神范本——同时它又是一部最伟大的艺术杰作。此实不足为奇，追根溯源，中华文化本来就是艺术型的文化。
90年代后期以来，周汝昌还出版了好几本文化随笔结集和论文选集，随笔大多数是对生平遭遇和治学历程的回忆文章，也有某出版社约稿的“自选集”一类。这当然也有一些“市场化”因素的推动，有少数文章在几本书中重复出现。这一类型的书有：《 岁华晴影 》（ 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1月出版 ）、《 胭脂米传奇 》（ 华文出版社1998年3月出版 ）、《 东方赤子·大家丛书·周汝昌卷 》（ 华文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 ）、《 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周汝昌卷 》（ 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10月出版 ）、《 脂雪轩笔语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 ）、《 北斗京华 》（ 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 ）、《 天·地·人·我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9月出版 ）等。这些书的出版，再加上《 红楼小讲 》（ 北京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 ）和《 红楼夺目红 》（ 作家出版社2003年10月出版 ）的热销，对于普及周汝昌的红学体系和让读者了解周汝昌其人起了很大的作用。
《 红楼小讲 》十七万四千字，《 红楼夺目红 》二十万字，都是以随笔体写的普及性文本，但这种普及工作却做得十分有特色。随笔式的文体没有“论文”的僵硬面孔，能让一般读者更容易阅读、入境。同时，这两本书表面上信马由缰，实际上内部存在着严密的学术体系，真正做到了深入浅出。更突出的是，书中内容并非全是已发表过观点的重复，而有许多第一次提出的新发明。这一点在《 红楼夺目红 》中表现得更加突出。如“四春与八鬟”，讲到了贾家四春八个丫鬟的命名，比过去只注意四个丫鬟又进了一步，也就是对曹雪芹之文心更细致的体察，对《 红楼梦 》文本更深度的进入。此外如“宝玉的十小厮和四男仆”、“龟大何首乌”、“只有湘云是满红”等，都新意迭出，让人灵窍顿开。
万派归源，周汝昌的红学研究是中华文化精义的一种学术实现。那么这种中华文化的精义又是什么呢？用《 红楼梦 》里的话语说，就是“正邪两赋”，就是“痴”。而周汝昌的红学研究，也正好十分有趣地体现了这种“痴”，有了这种“痴”，才一往情深，才无怨无悔，才生慧心，具慧眼，成慧业，达到了“人书合一”的境界，就是研究者超越了“知识”和“学问”的界面，而达到了与研究对象“灵性”的交流。这就特别能轶出常规的思路，破除各种教条的束缚，特别是对那些已经积淀下来的“人人都这么说”的所谓“定论”一类说法。
周汝昌的这些随笔式红学著作，让人联想起俞平伯的《 读〈 红楼梦 〉随笔 》。其实，最能体现俞平伯学术水平的不是《〈 红楼梦 〉研究 》（《〈 红楼梦 〉辨 》），而是《 读〈 红楼梦 〉随笔 》和《〈 红楼梦 〉中关于“十二钗”的描写 》。显然，《 红楼夺目红 》比起《 读〈 红楼梦 〉随笔 》来，无论思致和境界，还是深度和广度，都更上层楼了，这当然也是红学“历史性进程”的自然发展。这也彰显了周汝昌才是俞平伯“文学考证”和“红学的文学批评范式”之真正的继承人并予以进一步发扬光大。可以说，两本“随笔”是两位红学研究者的红学研究由基础的考辨论证而进入高级的“自由”状态的表征。因为只有“随笔”，才能完全摆脱“论文”的“智障”，才能真正进入“逍遥游”的境界，才能由“学”而跻“灵”。
当然写随笔，有时行文就不十分严密，这对于悟性不够而偏执于“形式逻辑”的读者来说，就会造成接受的障碍。比如《 红楼夺目红 》中对黛玉的批评和对湘云的赞美，对宝玉生日夜宴没有描写请史湘云前来而湘云却成了宴会的女主角等情节的解说，都引起了读者的误解。其实只要再加上几句话，如写史湘云“夜宿”怡红院只是通过芳官来象征，并不是真写史湘云与贾宝玉同床共枕；黛玉和湘云的异同，似也可从“两个湘妃”不同的性格特征对照之艺术角度来讲说，不一定要有褒贬口气。这样就可避免有的读者发生误解，疑问“赞霞何必贬潇湘”，甚至连王蒙① 都要说“周汝昌先生爱上了史湘云”（ 2005年3月20日上海《 新闻午报 》发表《 金庸王蒙话说〈 红楼梦 〉》）一类俏皮话了。
但《 红楼小讲 》和《 红楼夺目红 》的确起到了扩大影响的作用，也就是笔者提出的“人间红学”之体现。这种势头的继续演变发展，则是周汝昌在新世纪被多次邀请到中国现代文学馆、国家图书馆等处对大众作红学和古典诗词的学术演讲，接受各种媒体记者采访。特别是2003年底中央电视台10频道（ 科学教育频道 ）《 百家讲坛 》推出“新解《 红楼梦 》”系列节目，在全部十二讲中周汝昌一个人占了六讲，而且其“文采风流”的荧幕形象和演讲效果，当真如《 红楼梦 》中贾元春归省时命众姐妹作诗，林黛玉“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不过黛玉虽有这种愿望，由于元春命一人只作一首而未能实现，周汝昌则水到渠成，无心插柳柳成荫了。《 百家讲坛 》节目编导孟庆吉在编创手记《 我看红学大家 》（ 央视国际2004年4月13日 ）中这样说：
最让我感动的主讲人是八十六岁高龄的红学家周汝昌先生。作为我国红学界考证派的主力、新中国研究红学的第一人，周老先生的渊博学识有目共睹……聆听周老演讲，会有一种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之感，他在洋洋洒洒、娓娓道来的讲述中精细、传神地承传着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可以这样说，这次系列节目如果缺少了周老，那一定会失色不少。
我对周老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深刻敏锐的领悟能力和挥洒自如的演讲风采。在拍摄《 周汝昌答疑〈 红楼梦 〉》节目的现场，每当有人提出一个问题，周老都能不假思索，随口道来，而且回答是那样的准确、力透纸背。……难怪有人为老先生赋七律一首：“五十年来运多舛，不认红坛认杏坛。自云解味深解味，能聆玉言晓玉言。旧牍六通开先路，新证一卷领后员。障目盲听何足患，挥洒文心又一篇。”
周汝昌成了与丁肇中、蒙代尔、杨振宁、李政道、比尔·盖茨等并列的《 百家讲坛 》播出前之镜头标志性人物之一，每天都在电视荧幕上亮相。2005年8月，中央电视台科学教育频道《 大家 》栏目又为周汝昌制作专题访谈节目，在制作节目前，编辑周文福先生参阅了笔者刚刚脱稿的本传记电子文本。
与此相关，还有2003年岁末中央电视台播出电视剧《 红楼梦 》演员的二十年再聚首（ 其巨幅背景题字即周汝昌书写 ），电视连续剧《 曹雪芹 》在中央电视台影视频道播出并引起争论（ 周汝昌又成了被红学界批评的对象 ）……但无论正面还是反面，实际上都促成了一种社会性的《 红楼梦 》热，当然也就提高了周汝昌的知名度，强化了周氏红学体系的影响。周汝昌的红学研究成了“让古典走向流行”的一个标志，并以此为契机，掀起了持续不衰的全社会关注《 红楼梦 》研究的热潮。
在全社会“红潮澎湃”的背景下，原藏于辽宁省旅顺博物馆库中之清代孙温绘画的二十四册二百三十幅全本《 红楼梦 》绢本图册也被重新发现。图册有一幅画上注明作者孙温是河北浭阳（ 丰润 ）人，据考证大约生于嘉庆年间。博物馆馆长刘广堂积极筹划活动，于2004年秋季先后在旅顺博物馆和北京中国博物馆公开展出，并由作家出版社于2004年9月出版了画册。
出版的画册上请周汝昌在每一幅画上都题了一首诗，前八十回是七绝，后四十回是五绝，一共题了二百三十八首诗。当然周汝昌的年龄和目力都已经不允许每首都用毛笔书写了，只能全部以印刷体付印。周汝昌在“后记”中写了对画册的八点意见，与早已流行的清代改琦的人物绣像等作比较，认为以前的流行本多为“单色钩线法”，而孙温的画册却是“着色彩绘绢本大幅”、“其工细数倍于一般常见的上品红楼画”，“令人赏玩不置，堪称珍品”。其第三点意见更云：“从画坊题名看，以‘绘素’为水平最高（ 用《 论语 》‘绘事后素’一典 ），而其创业者为曹铨。丰润曹氏为四大家之一，雪芹上世即从丰润祖籍迁往关外铁岭者。今按孙温号沁香者，显即沁芳之变词。又白云山馆者，应在丰润白云岭，即曹氏上世酿酒作坊所在。蛛丝马迹，表明孙温与曹氏有密切关系，或为至亲，或属世谊。值得深入考查。”在后记的结末更题一诗曰：
名斋绘素溯曹门，工细堪惊气度尊。
定有荃公监画脉，试寻家法证孙温。
不过，新世纪最能体现周汝昌红学贡献的学术成果，则是十卷本的《〈 石头记 〉会真 》（ 郑州海燕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 ）及其普及本《 周汝昌精校〈 红楼梦 〉》（ 海燕出版社2004年9月出版 ）。
《〈 石头记 〉会真 》的署名顺序是周祜昌、周汝昌、周伦玲。这是长达半个世纪历经坎坷曲折两代人通力合作最终完成的一部校订《 石头记 》的大型文本。周汝昌在《 纪念曹雪芹逝世240周年 》（《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2003年第3期 ）一文中说：“在笔者看来，第一是重新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