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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而廉洁、公正的人，可以任用他们担任法官；⑤公平、正直的人，可以任
用他们担任财务管理官员；⑥谨慎、明察而廉洁、公正的人，可以任用他们
担任主管分配和赏赐的官员；⑦善于谋利和经营事务的人，可以任用他们担
任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领导人；⑧善于交际并能广泛搞好关系的人，可以任
用他们担任外交官员；⑨勇猛、刚毅、善于估计形势和果断决策的人，可以
任用他们担任军事领导人。总之，“因方而用之，此之谓官能”。身为一国
之君，最主要的工作即在识别人才，分别授以相当的官位，而不致大才小用
或小才大用。
以上提到人才都是可用之才，不过，君主除了要注意可用之才，还要知
道何者是不可用之才。所以，方能知所取舍，而不致受到蒙蔽。《荀子·臣
道》中依才德将人臣分为四等：态臣、篡臣、功臣、圣臣。态臣是以媚态取
悦君主的人，如苏秦之流。篡臣只顾个人利益而篡夺君主的威望，如孟尝之
流。对内能够统合百姓，对外能够抗拒危难，百姓亲和他，士人信任他，忠
于君主，爱护百姓，并且毫不懈怠，这就是功臣，如管仲之流。尊君爱民，
人民心悦诚服地接受他的政令教化，能够迅速地回应突然的变化，对于各种
施政原则的应用甚为恰当，可立为典范，这就是圣臣，如伊尹之流。“用圣
臣者王，用功臣者强，用篡臣者危，用态臣者亡。”
《荀子·大略》：“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国宝也。口不能言，身能行
之，国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国用也。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治
国者敬其宝，爱其器，任其用，除其妖。”最佳的人才是能说能做的“国宝”，
其次是能做不能说的“国器”，再其次是只能说而不能做的“国用”，最差
的是言行不一的“国妖”。
此外，善妒之人不可用。理由是：“士有妒友，则贤交不亲；君有妒臣，
则贤人不至。”如果君主任用一个忌才的臣子，不论这个臣子的能力有多么
高强，都是不划算的。因为，他会使得其他的人才无法被君主所用；如此，
君主得到一个人才，却损失了千百个人才。荀子指出，“下臣事君以货，中
臣事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能够为君主延揽人才的臣子才是最好的。荀
子有特别欣赏能够应变的人。事事请示上级的人固然谨慎，但不如能够当下
自做决定的人。能够循规蹈矩，固然不错，但不如能知统类的人。知统类，
即是知事情之所以然，如此，方能懂得变通，而“其知虑足以应待万变”。
不过，应变并非权谋。《荀子·王霸》：“故与积礼义之君子为之则王，
与端诚信全之士为之则霸，与权谋倾之人为之则亡。”应变只是对事而言，
做人的德性却没有应变的需要。一个有道德的人，若能懂得应变，当然最好；
若是有道德而不能应变，亦是个安分守己的人；荀子最为反对的是只知权谋
却毫无品德的人，君主也绝不可任用这种人。重德性而轻权谋，这点是儒家
与法家最为不同的地方。
若是有道德而不能应变，亦是个安分守己的人；荀子最为反对的是只知权谋
却毫无品德的人，君主也绝不可任用这种人。重德性而轻权谋，这点是儒家
与法家最为不同的地方。
君主在遵循上述原则任用贤才之后，就得把治事之权真正的交出来信之
任之，大胆用人：尊贤举贤，目的是要贤才发挥才干，起到“治国平天下”
的作用，成就“博施济众”的伟业，而不是叶公好龙似地假尊贤，也不是储
藏珍宝似地将贤才束之高阁，置之不用。否则，有贤不用，与无贤相同。《说
苑·尊贤》：子路问于孔子曰：“治国如何？”孔子曰：“在尊贤而贱不肖。”
子路曰：“范中行尊贤而贱不肖，其亡何也？”孔子曰：“范中行氏尊贤不
能用也。”孔子认为，人君发现了贤才，就应当信之任之，大胆用之。要做
到信之任之，大胆用之，首先必须在心理上放心，大胆放权，让贤才有充分
的自由和权力来施展才华。其次，要很好地做到信之任之，大胆用之，还必
须力排谮言，有始有终。相传尧欲传天下给舜，鲧出来反对，曰：“不祥哉！
孰（怎么）以天下而传之匹夫乎！”尧不听，举兵诛杀鲧于羽山之郊；共工
又以相同的理由阻拦，尧仍不为所动，又举兵诛共工于幽州之都，于是天下
再也没人反对传贤的事。孔子评价说：“尧之知舜之贤，非其难，夫至乎诛
谏者，必传舜，乃其难也！”（《韩非子·外储说右上））知贤举贤困难，
但得贤之后，不信众人之诋毁，对贤者坚信不疑，更是难乎其难。三人成虎，
众口铄金，虽曾子之母，汉文之君，犹自难免，何况他人乎！难怪历史上好
人不寿，贤者落拓，屡见不鲜了！
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最能够知人善任，举贤用贤的一代明君，他曾说：
“有贤不用与无贤等，用而不信与不用等。”不少君主在授官之后，仍然喜
欢不时提出意见，甚至插手其间。孟子在《梁惠王》篇指出，勿教玉人琢玉，
即表示，要尊重专家。此外，《荀子·君道》：“今人主有大患：使贤者为
之，则与不肖者规之；使知者虑之，则与愚者论之；使修士行之，则与污邪
之人疑之，虽欲成功，得乎哉。”让贤能之士受到各种干扰、牵制，这样并
不能达到任贤的目的。按理说，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确定一个人是贤能之
士，就应该让他充分地发挥，而不是处处掣肘。
但是，信任亦非完全的放任。在任贤之后，仍需要适当的考核，方为周
全的用人之道。《荀子·君道》：“行仪动静，度之以礼；知虑取舍，稽之
以成；日月积久，校之以功。”考核一个人的方法是，看他的言行举止是否
合乎礼法，看他的判断取舍是否有实际的成果，经过一段时间，看他是否有
功绩。事后的考核工作，不仅可以矫正事前考察工作的可能误差，也可以防
范贤能之士在受到重用之后变质的可能。
·用人注意事项
儒家能善用人才方面是有巨大贡献的，大致可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口是心非。《荀子·致士》：“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贤，而在
乎不诚必用贤。”用贤这句话人人会说，就好像亲贤人远小人也是人皆能云。
问题是，谁是小人、谁是贤人？如果用人者分辨贤人的方式是看他能否顺从
己意、曲意承欢，则属口是心非者，因为这时并不是真正地以才德本身做为
用人的标准。
一、口是心非。《荀子·致士》：“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贤，而在
乎不诚必用贤。”用贤这句话人人会说，就好像亲贤人远小人也是人皆能云。
问题是，谁是小人、谁是贤人？如果用人者分辨贤人的方式是看他能否顺从
己意、曲意承欢，则属口是心非者，因为这时并不是真正地以才德本身做为
用人的标准。
三、身边留有小人。《荀子·大略》：“士有妒友，则贤交不亲；君有
妒臣，则贤人不至。”如果自己先用的是小人，后进者也很难不是小人。仲
弓曾问孔子：“焉知贤才而举之？”孔子回答说：“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
其舍诸？”（《论语·子路》）意思是说，如果你能先任用你所知道的贤才，
别人看到你用人是以贤德为重，自然会向你推荐类似的人了。此外，樊迟曾
问孔子如何知人。孔子回答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子夏进一步
发挥此意说：舜任皋陶，汤任伊尹，贤人得用，小人自然离开了。（《论语·颜
渊》）
四、得之而不用，或用之而加以掣肘。《荀子·君道》：“不急得，不
知；得而不用，不仁。无其人而幸有其功，愚莫大焉。今人主有大患：使贤
者为之，则与不肖者规之；使知者虑之。则与愚者论之；使修士行之，则与
污邪之人疑之，虽欲成功，得乎哉。”求得贤才，就应当放心地委以重任。
备而不用，或用而不信，都无法真正发挥贤才的功能，也失去原初求才的本
意。此外，《孟子·梁惠王》提到居上位者常有“教玉人雕琢玉”的毛病。
换言之，要尊重专家，不要外行领导内行。
五、本身不能容人、不能以礼待之。《荀子·致士》：“川渊深而鱼龟
归之，山林茂而禽兽归之，刑政平而百姓归之，礼义备而君子归之。”俗话
常说“小庙容不下大菩萨”，其实不是庙小，而是心小。如果主持人容得下
大菩萨，则庙会也随之而大起来。
六、不知因材适用。“寸有所长，尺有所短”，不能辨识人才适用之处，
亦是用人失败的一大原因。《荀子·君道》提到“材人”之道，也就是因材
任官的原理。其中指出，有官人使吏之材、有士大夫官师之材、有卿相辅佐
之材也，而人主之道即在于因才论官而无失其次。曾国藩曾说过：“人材有
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缺一。”其中的转移之道，
即在强调因材适用，若能用得恰当，则鸡鸣狗盗之徒皆可发挥奇效。孔子也
说：“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
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他人也，求备焉。”（《论语·子
路》）“器之”就表示，君子用人因材用之；“求备”则表示，小人用人就
希望他无所不能而要求无度。
七、不知培育人才。在用人方面，除了要能知人善任之外，还得主动地
培育人才。这是一般人最容易忽略的，而总希望眼前就有现成的人才可用。
《荀子·宥坐》：“为教而责成功，虐也。”一般说来，儒家之重视教育即
在于培育人才。而清末担当平定太平天国的曾国藩，在此感触更深。他说：
“人材以陶冶而成，不可眼孔太高，动谓无人可用。”又说：“天下无现成
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由磨练而出耳。”
怎样育人？
怎样育人？
因材施教
孔子主张因材施教，一味循老套的方法是没有效果的。因此，在不同的
人向他问仁、问孝、问政等时，尽管问题是一样的，但孔子的答复却不同。
适用于甲，未必能够适用于乙；从前惯用的，未必现在也能够通用。《礼
记》有云：“律有小大之称，轻叩钟缘，则声响小；重击钟身，则声响大。”
（《学记》）“夫言岂一端而已，夫各有当也。”（《祭义））
总而言之，对于求教者、受业者，都应当让他们得到适切的教诲。孔子
完全因材施教，完全不以一种模式一种标准要求大家，他一直盼望能依各人
的个性，造就成各种人才。像这样活的教育方法，确实是达到了高明的境地。
即使是今天的教育部门也是难以做到的。
子曰：“可与言而不与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
人，亦不失言。”（《论语·卫灵公篇》）孔子认为，对可以交谈的人而不
与之交谈，是错失了人才；对不可以交谈的人与之交谈，是浪费言语。惟有
聪明人不错失人才，也不浪费言语。
孔子曰：“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
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论语·季氏篇》）孔子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