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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我并不在乎同学嘲笑，也不理会老师骂，我自己有计划好的进度；我用“剩下的日子”除以要准备的每个科目，算出每一科能用多少时间复习，到考试正好可以看完。
结果，我成功了。那些天天上补习班，好像很棒的同学反而有很多失败了。
后来我和那些失败的同学讨论，得到个结论——他们失败，败在没有自己的计划，而一味赶模拟考的进度。他们拚命赶、拚命念，好像都念得很熟了，模拟考也都得到高分；问题是他们没有精读，每次复习时，翻一翻课本，画得红红蓝蓝、写得密麻麻，好像都没问题；等到真正“上战场”，却发觉对许多东西已经不那么确定。加上好多同学每天赶两班车去老师家补习，还要到学校上课，体力透支太多。老师有时间考，没时间教；学生有时间“学”，没时间“习”；好像只顾吃，却没本事消化，当然不可能健康。
那些去老师家补习的同学，又因为老师放水，把学校将考的题目先做过一遍，每次都考得好，在学校可以傲视群侪。他们甚至活在一个假想的“已经金榜题名”的世界，等到面对真正的考卷，才发现好多东西没念到。
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是反对学校办太多模拟考的。我觉得模拟固然该办，但不能早早办；就算早办，也要细细规划，不能一次考太多，宁可让学生像砌砖墙，一块一块来，到时候正好砌成一堵好墙，也别早早就作成像入学考试一样，涵盖全部三年教学的内容，造成学生拚命赶进度，博而不精、“假象好的”。
这一年来，我在台北学桌球，也有这样的感触。刚去的时候，我自以为已经打得不错，只要学学削球、搓球、杀球就成了。没想到教练一切从头来，连我哪只脚应该在前都管。打球的时候更麻烦，什么“大臂小、小臂”、“大框架”、“松执拍、活运腕”、“卡磨提举”一堆术语，我甚至觉得他把我像小娃娃样教。
问题是一路学下来，我硬是有了新的领悟；回到纽约，跟老球友比划，硬是令人刮目相看。想想，教练按部就班的教法，不也跟我准备高中和大学入学考试一样吗？
求学最忌躁进，为学最忌随俗，处世最忌盲从。我非常欣赏美国人常说的——I know what I am doing（我知道我在做什么）；那句话不是在别人劝说时用来作挡箭牌的“自以为是”，它真正的精神是认定目标，锲而不舍地做下去。
孩子！你知道我为什么说这许多吗？
那是因为我听你妈妈讲，你听宿舍里别的同学练习，发现他们进度比你快，你怕自己太慢，有些尤虑，所以我隔海传真这封信给你。
只要你自认尽了最大的力，只要你有自己的计划、一定的进度和自我的要求，就不用管别人。
我又要引一句你奶奶的话了——“一听打鼓就上墙头的孩子，不可能有了不得的成就。”靠自己去成功！
你是你，坚持作你自己，最后的成功一定属于你。
第五部分
谈公益
孩子！
“只因为我看到！”这是一句简单却又意味深长的话！如果这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因为看到”而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即使每个人看到的只是一两个人，加在一起不就是全人类帮助全人类吗？
只因为我看到
“孙长珍小妹妹的眼睛已经完全看不见了。”
昨天，燃灯助学基金会的张阿姨在电话里告诉我。
我是去年秋天到贵州去看《帆轩四小》的时候，见到长珍的，那一天虽然早说好不要有欢迎的仪式，但家长们仍然穿着苗族传统的服装，唱着歌，递给爸爸一杯又一杯他们酿的美酒。几十个小朋友则摇着小小的红旗子，欢迎我和当地教育官员的来到。
每个小朋友都露出纯真的笑容，我跟他们一一握手，在低年级的小朋友中，握到一个高个儿女孩子的手，她没有笑，茫茫地看着正前方。我细看，发现她两只眼睛的黑眼珠都是白的；只有左眼，在一片翳障之间，略略有些透光的地方。
“你的眼睛怎么了？”我问她。
“快看不见了。”她小声地说。
“还能读书吗？”我又问。
她没答。
“有没有去看医生？”我再问。
她隔了好几秒，才挤出两个字，又因为乡音很重，我没听懂，还是在一旁的校长补了一句：“她说‘没钱！’”
我当时没有多说，进教室听小朋友致欢迎词，跟校长老师们讨论建校的事情，接着在门口合影。可是我心里一直惦着的，是那个半盲的小女孩。
临走，小朋友又排队送我，我特别在队伍里找，找到“她”，问她的名字，知道她叫孙长珍，今年十一岁。
然后，爸爸蹲下来，蹲在她的面前，拉着她的手，对她说：“没钱，没关系，叔叔帮你找医生。”
我坐的车子，驶离校门，开上那崎岖不平的乡间小道，校长和几位老师走到车边挥手。我又摇下车窗，对校长说：“叫长珍放心，我想办法为她治。”
隔天我去了遵义，再隔一天，飞去北京。但是已经拜托贵阳西西弗书店的朋友，把长珍带去贵阳眼科医院检查。
报告立刻传到我手里，但不太乐观，说她只剩左眼还有零点一五的视力，双眼角膜都有白色混浊，虹膜与角膜都有粘连，瞳孔又被牵拉变形，眼底则无法看得见，还不知道网膜的情况……
我不死心，回台湾之后，又请北京的曲阿姨，把长珍的检查报告拿去著名的协和医院，医生看了也摇头，说虽然可以角膜移植，但是不能恢复视力，因为长珍眼疾已经拖了五六年，有了弱视，又可能有“继发性”的青光眼……
回到纽约，我立刻把这消息告诉燃灯助学基金会的朋友。多令人感动啊！燃灯的张温洳阿姨不但在今年春天亲自去了贵州惠水，还带了医生，再为长珍检查。
只是，去的医生也摇了头。
“长珍立刻就哭了。”张阿姨回来说：“我也好伤心，可是能怎么办呢？所以给了她一些钱，安慰她。”
我和你妈妈还是不死心，向美国医生请教，开医院的王绪伯伯说把病历给他，他去找眼科医生研究。
只是，检查报告都太不完整了，没有很详细的说明，也没有清楚的照片，单凭那简简单单几行字和一张普通大头照，医生很难判断。
就在这时候，也就是昨天，我们得知：
长珍已经完全失明。
难道她就此一生都再也看不到了吗？难道我们就放弃了吗？
许多朋友说：这世上需要救治的人太多了，我们可以去捐建更多学校，让更多孩子能读书，不必为一个孩子花那么多钱。
但是，我也想到台湾的慈济上人，帮助长江水患的灾民重建家园，有人问她为什么那么做时，她说“只因为我看到”。
是的！孩子！
只因为我看到，只因为我们知道，只因为她是我们捐建的帆轩四小的学生，在这茫茫人海中，我们居然能相遇，有这样的缘，我们就该尽力。
昨天，我想了一夜，决定把长珍接到北京，再做一次详细的检查，能换角膜就换，即使不能保证成功，也要试一次。
孩子！
“只因为我看到！”这是一句多简单又意味深长的话啊！如果这世界上的每个人，都能“只因为他看到”，就去帮助那需要帮助的人，即使每个人看到的只有一两个人，加在一起，不就是全人类帮助全人类了吗？
孩子！我多高兴啊！
今天傍晚，当我跟你说长珍小朋友的事，你先低着头听，隔了一阵，抬起脸说：
“长珍什么时候去北京检查？我也想去看她。”
（注：刘墉先生已在大陆捐建二十六所希望小学）
谈写作
说话，作文要有“思想方法”。
无论说话、写作、采访，先想“人地事时物”，再加上动态、声音或色彩，好了！
写作一点也不难！
昨天当我建议你练习“即席演讲”的时候，你皱着眉头说：“我不是不会讲话，只是比较慢，要先想半天，才能说得好。”所以今天给你上中文时，我指着窗前的芭蕉树，叫你以《芭蕉》为题，作个“短讲”，而且为了训练你的反应，我连一分钟都不让你准备，立刻要你开口。
你说了，虽然没有结结巴巴，但才说几句，就停住，说“想不出什么好讲的”，使我觉得有必要教教你说话和作文的“思想方法”。
对的！那是“思想方法”，你会发现当你知道了方法，就什么主题都难不倒你了。
那方法不是由我发明，而是我在做电视记者时学到的，也就是掌握“人、地、事、时、物”的重点。
好比今天《芭蕉》的题目。
“人”是你和爸爸。
“地”是窗前。
“事”是种芭蕉。
“时”是种的时间和不同的季节。
“物”是芭蕉。
于是，你可以说：
今年春天，爸爸在窗前种了一棵芭蕉，没几个月，就长得高过了窗子。大大的芭蕉叶，逆光看去，绿得像是翠玉；下雨的时候，雨水打在叶子上，滴滴答答，疏疏密密，那节奏真美得像音乐。但是秋天，才冷几天，芭蕉的叶子就一一变黄，先是黄得艳，好像枫叶一般，接着则成了焦黑的颜色。爸爸说：“一叶生，一叶焦”，那枯了的叶子就像烧焦的一般，所以称为“蕉”……
我说芭蕉枯了怎么办呢？眼看这芭蕉就要死了。爸爸则指着树根说“别操心！你瞧，这下面不是已经有小苗长出来了吗！老的还没走，小的已经生了，这芭蕉就像人哪……”
回头看看这篇东西，不是把“人地事时物”全放进去了吗？再加上色彩和声音，画面就一下子生动了起来。
好！现在让我们再以《大雁》为对象，把“人地事时物”和“声音”放下去，作个短文———
“人物”是我。
“地”是湖上。
“事”是大雁来了。
“时”是季节的变化。
“物”是大雁。
你几乎只要执照顺序，就能组合出一句话：
“我看到湖上飞来许多大雁，就知道冬天要来了。”
如果再加上一些想像和色彩，就能变得更丰富———
夜里听见窗外传来嘎嘎嘎嘎的叫声。早上推开窗，发现原来空空荡荡的湖面，一下子多了许多大雁，它们都是脸颊上有块黑的加拿大雁，夏天的时候到北方繁殖；夏天过去，小雁长大了，开也变寒了，就一起再飞往南方过冬。
这里的湖，是它们过境的地方，只会待上两三个礼拜，它们就要再一次地远行。所以每年我只要看湖上大雁的来来去去，就能知道春天来了、秋天到了。
我最爱看黄昏时雁群在天空练习飞翔，它们一边飞、一边叫，好像彼此呼应着“要跟上哟！别飞丢了哟！”于是我猜，很可能是雁爸爸雁妈妈在叮嘱孩子，孩子又回答爸爸妈妈“放心！我会小心的。”
我更爱看夕阳中雁群降落，它们早早就开始不再振翅，慢慢向下滑翔，落到水面的刹那，又把翅膀高高抬起，啪啪猛拍。接着水上激起一片波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