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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是制造更多问题的祸根。流行于中国城市之间的“现代主义城市观”最具体的代表，就是那些老惹起民愤，甚至还被愤民暴打刺杀的城管人
员了。错不全在这些老是处于风口浪尖的执法人员，而在于那套落伍的管理观念。历史上有太多城市的经验可以借鉴了，它们从规划开始
就是错的，直到无牌小贩这类破坏了规划和管理原则的噪音出现，直到他们干扰涂污了规划展览馆中渺无人烟的美丽蓝图；城市的主管人
遂采用雷厉风行的手段驱离他们，好还城市本有的梦想面目。然后同样的情形不断循环，每一次循环，问题却变得更大，终于闹到一个城
市失效失范的地步。
最近针对城管队员的暴力事件接二连三，而投诉城管粗暴执法的个案更是无日无之，甚至有人因此丧命。这样的消息叫人听了格外伤
心，因为他们或多或少是死在一个十分抽象又十分无聊的概念手上，那个概念就叫做“市容”。
原题为“城管死于抽象的市容概念”，刊于《南方都市报》2006年09月04日
公共空间：谁是它的真正敌人
1992年，我首次参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人民公园”朝圣。那时的“人民公园”已经和电影、照片里所见大不相
同了，一片绿草就与一般的北美公园无异，除了有几个不知是老嬉皮还是流浪汉的男子躺在上头。路灯的柱身上贴满各式各样布告，固然
有学生活动的宣传海报，也不乏租房家教一类的小广告。“人民公园”似乎只剩下了名字，再不见当年风起云涌的盛况。
这块地方是学校拥有；本打算用作停车场的。但到了1969年4月20日；几百个学生和当地市民响应一份地下小报的呼吁；自己带来了草
皮、花朵和树苗，要把它变成“人民的公园”。那是全球青年反抗运动和反越战运动的高潮岁月，对伯克利的学生和附近的居民而言，一个
完全由人民自己建造自己维持，可以在里面睡觉、闲聊、野餐、唱歌、跳舞、演说和集会的自由交流空间；要比一片灰色的停车场有趣得多。
正当学校终于筹够资金可以开工之际，“人民公园”已经成了天天有活动的世间小乐园了。时任加州州长的里根（也就是后来的美国总
统）要比温吞的大学校长强硬多了，他认定这是一群占领了公地的暴民，并且指责加大伯克利分校变成了“共产党同路人与性恋态的避风
港”。1969年5月15日星期四，后来的美国学运史称作“血腥星期四”的这一天，里根下令军警开入校园，驱赶“暴徒”，结果有100多人受
伤，一个并非示威者的学生中枪死亡，一位无辜木匠永久失明。接下来的几天之内，里根更是宣布伯克利进入紧急状态，实施宵禁。5月30
日，只有10万人口的伯克利有3万人不理当局警告，参加了殉难学生的纪念集会，他们的口号是“让一千座公园绽放”。
“人民公园”终于还是保留下来了，和加大伯克利分校一起载入美国自由派的史册，成为火红年代的象征。尽管新一代的学生已经不再
觉得它有什么了不起，尽管它早已失去自由交流的公共空间的实际价值（虽然还有零星的演说和集会）；但不论是如今负责管理它的市政
当局，还是校方，都不会想到要毁弃它，更不可能搬走后来市民自发摆放的纪念碑。因为“人民公园”不只是个具体的公园，还是学校自由
精神与当地社群的象征空间。
我第一次去北大，心里的头号景点不是未名湖，而是“三角地”。本来一般香港人是不会太在意这块小地方的，说不定连听都还没听过
呢。但这里正是当年北大学生集会的重地，多少思想界精英，多少学生领袖曾经在此慷慨陈辞；自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又有多少激荡
思潮的标语和文章在此张贴，多少猛烈的论辩在此发生呢？“三角地”是北京大学迁入燕园后，展开它现代旅程之后最重要的象征之一，它
代表了一座大学应该具有的自由、开放和观念交锋的本色。又由于这里是北大，中国文化现代化的中央，所以“三角地”不只是北大的，更
是中国的。其意义相当于加大伯克利分校的“人民公园”，值得保留下来，成为一座文化的纪念碑。
然而，北大校方最近却以它太过杂乱太过商业化为理由把它拆除了，怕它影响学校的形象，取而代之的是一块先进的电子布告板。
所谓杂乱，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既然是学生与周边社群可以自由使用的空间，表面的无序是必然的。国外大学不知有多少类似的角
落，柱子和墙上贴满了一层又一层的大海报小广告，但它们非但不会破坏大学的形象，反而成了大学风格的一部分。至于“商业化”一说，
就更是可笑了。大学向商业靠拢，不只是北大独有的问题，是蔓延全球的现象（也有人认为是瘟疫）。如今的北大，最商业化的地方不是“三
角地”，而是一幢幢挂上了企业名号的建筑，“学企合作”的计划，在外挂职赚大钱的教授，及无心向学专业打工的学生。到处贴满了商业广
告的“三角地”不是病因，而是病症。校方不只无力阻止商业浪潮的大势，甚至还主动构思种种“创收”方案，如今却指责“三角地”铜臭味太
浓，这岂不是本末倒置？
如果说网络论坛早已代替了“三角地”的旧角色，本来也是不争的事实。可是失去了原有功能的“三角地”难道就不能是个有历史意义的
地标吗？伦敦的海德公园也早就不再是个有任何实际作用的论坛了，伦敦市政当局怎么又不禁止市民再抬肥皂箱进去发表演说呢？
拆了“三角地”，换上电子布告板，这个行动最大的象征意义，就是用一个由上而下的校方宣传渠道代替了由下而上的学生发声平台。
也许，这就是北大想要彰告世人的新形象了。
原题为“人民公园还在，但三角地没了”，刊于《南方都市报》2007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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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汗工厂：打工妹没有流血的自由
有些来港活动的女性性工作者总是不忘服用避孕药，不只是为了避孕，更是为了控制月经，使它更有规律，同时还可以减少经期的痛
楚。对于性工作者来说，月经是阻碍她们维生的大敌，这一点我完全可以理解。只是我们很难想像，原来某些地方的工厂也常发避孕药给
女工，其目的也是为了控制月经，减少月事引致的工作效率下滑。但和性工作者自愿服药以提高产能的情况截然不同，这些工厂的管理者
是怕一个女工的不适会带来自己的损失。他们付了月薪聘人，自然要把工人利用至尽。对他们来说，女工对工资的要求通常不高，又柔顺
听话，简直是最理想的劳动力。最大的麻烦就数月经了。
月经从来都是个麻烦事，而且见不得每个女人都自小被教导把它仔细藏好，每个女人也都难免以耻辱的心态去看待这些按月流出的污
血。正因如此，所有卫生巾的广告都得强调自己防渗防漏的妙效。这些广告的拍摄方法本身就说明了人对月经的恐惧达到了什么地步，它
们的色彩总是一片轻柔的无垢雪白，好完全回避任何与血液有关的联想。就算真要用液体在镜头前示范卫生巾的吸水能力，不知道为什么，
那些液体也一定是蓝的。难怪我有个电视看得太多的小侄子到二十岁那年，还以为月经是蓝色的。
去年离世的美国政治哲学家艾莉斯·杨，在其遗著《像女孩那样丢球：论女性身体经验》中专开一章来谈月经的问题。她敏锐地指出，
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正常的身体、预设好的身体、每个理当如此的身体，都是不会从阴道中流出血来的身体。因此要‘成为’自然，就得
被视为自然，来经的女人不可提及自己流血，还得藏好一切证据”。
这当然是因为所谓“自然的身体”，其标准是以男人的身体来设定的。这种男性的身体标准无处不在，尤以工作场合为最。艾莉斯·杨又
说：“月经使得学校和职场等公共体制中的女人有其特别的需求。学校、职场及其他科层式平等的公共体制，预设了一种有着标准需求的
标准身体，而这样的身体是没有月经的。”结果自然是一系列的不公平，比方说美国某些工厂限定了工人上厕所的次数与时间，完全不考
虑女性的生理需求，没想到经期中的女性使用厕所的方式有别于一般男性。
这位女性主义健将或许不知道同样的情况在某些地方只会变得更糟。在这些地方，大部分工厂也都严限工人上厕所的时段，它们比起
美国的同业幸运的地方是几乎用不着担心给人起诉性别歧视的风险。至于前面提到的那些发药给女工的厂商，更是毫不掩饰他们视工人为
单纯生产工具的用心，直接而粗暴地管训女工的肉体，尽其所能地使之成为没有月经的标准身体。
香港社会学家潘毅在其一部研究打工妹的重要著作里说过，她们当前活在双重的压迫之下，一方面是改革开放之后的新兴资产阶级，另一
方面则是传统的父权制度。看这些发避孕药给女工的工厂，就知道潘毅所言不虚。把工人的身体当做纯粹的生产机器，这是无良资本家及
管理者的惯技；以男人的身体标准要求女人，则是父权意识形态的体现。女工何罪？竟连最私己的生理现象也要接受管束，而且投诉无门，
无法可依。看来除了血汗工厂，还有不准流血的工厂。
原题为“有血汗工厂还有不准流血的工厂”，刊于《南方都市报》2007年02月13日
企业责任：不下毒是做人责任，而非企业责任
温家宝在论及“毒奶粉”事件的时候，特别提醒企业要尽社会责任。这让我想起上个礼拜和一位教工商管理的教授聊天，她也批评中国
学院里的工商管理系不注重社会责任，人家外国的管理学院不只专科教导学生什么是企业的社会责任，甚至还把它列为必修课，确保学员
将来都成为有良心的管理人。
但这真是“毒奶粉”事件的要害吗？翻翻国外企业社会责任课的教材，里头说的多是如何平衡股东利润最大化的要求与社会公益间的矛
盾，生产过程不发生污染，产品要达到环保标准，劳工权利必须得到保障，甚至尊重多元文化主张等热门课题。那些课程会教学生不能在
食品下毒吗？当然不会，因为这么简单的道理根本不用教，更谈不上是什么企业该尽的社会责任；它是做人的道德底线。正如针对年轻人
的性教育，会不会训诫学生不能为了宣泄性欲而强奸他人呢？
假如一个国家的商学院要告诉学生食品不能下毒，性教育要教学生不准强奸，这难道不是一个很可怕的国家吗？但是非常不幸，我们
的确正在面对这种道德最底线失守的危机。“毒奶粉事件”的起因可以归诸于商人无良、官商勾结，也可以追溯至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