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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皇的恐怖专制与俄罗斯的文化传统。他以为一切错误都是共产主义造成的，原来的俄罗斯不是这个样子，原来的沙皇比较仁慈，原来的
俄国还有伟大的东正教传统。大家终于明白，搞了半天，原来索尔仁尼琴是种更顽固的右派，是宗教上的保守主义与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
信徒。他批判苏联，不只是为了人权和自由，更是为了它的无神论，为了它全面瓦解掉俄罗斯传统。批判西方，不是因为他保有最后一点
左翼血脉，而是因为这个文明失落了上帝的指引，道德沦丧得无以复加。
难怪苏联思想史专家列斯里·钱伯伦（LesleyChamberlain）说他是真正的“俄罗斯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把自己的命运和俄罗斯
的命运紧紧连系在一起。
在漫天风雪之中，他被人遗忘，独自怀念俄罗斯的昔日光荣与未来复兴，成了一具过时的大钟，发出没人注意的鸣号。对文学界来讲，
他晚年的作品累赘无趣，就连曾经备受好评的早年名著现在看来也只剩下历史价值，还不如同代的格罗斯曼（VasilyGrossman）那么浩瀚
全面，文笔精美。回到了祖国，忙着赚钱发财的新贵觉得他荒谬得离谱，年轻一代则嫌他喋喋不休甚是扰人。他曾经拥有一个评论节目，
电视台高层却居然不耐烦到了在录制中途把电源拔掉的地步。索尔仁尼琴，可是颗良心呀。
好在还有两个人欣赏他，而且是两位总统；这就是索尔仁尼琴最后的悲剧了。
美国前总统列根喜欢他。因为彼时冷战气氛稍缓，欧美政坛学界大吹和风；索尔仁尼琴则大有一士谔谔的气概，警告大家不可心存幻
想，不是消灭苏联，就是被苏联消灭。这种主张太合列根的胃口了，他需要这种言论，好为冷战再添把火，直到拖垮“邪恶帝国”。更妙
的是索尔仁尼琴的宗教情怀，简直与列根的新保守主义如出一辙，同是主张回归基督教精神，同是谴责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一辈子都没法
化身为完美政治武器的索尔仁尼琴，这时竟然变成了列根式“新保”的助力。
俄国前总统普京也喜欢他。因为普京努力把自己塑造成大俄罗斯神话的传人；对外，他力拒北约东扩和美国的独大；对内，他还原了
圣彼得堡的旧名，重振东正教教会的权威。这一切作为，都让索尔仁尼琴感到梦想有实现的机会，所以先后拒绝过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颁
发奖章的他不只欢迎普京送上的荣誉，甚至不认为普京先当总统再做总理是弄权专断。他曾经斥责前苏联的高度集权，却不觉得普京把媒
体一一收归国有的做法是个问题。
我们不能夸大索尔仁尼琴的影响力，在列根带动的保守革命里，他只是个蹩脚的配角；在普京发起的大俄罗斯复兴运动中，他起到的
只是锦上添花的作用。然而，要是我们相信一个知识分子应该从头至尾独立于权力之外的话，就不能不为他感到难过了。他晚年的种种言
论被大部分人视为荒诞不经的传说，可是两位总统却感到很受用（特别是普京），能够拿来当做自己的小手枪。普京真心相信索尔仁尼琴
深深沉迷的那套神话吗？未必；但它的确合乎他的政治需要，合乎他想推动的意识形态。
生前已经无人理会的索尔仁尼琴，死时却得到国葬的荣耀。一个知识分子可以拒绝各种政治诱惑一辈子，却无法在身后抗拒政权利用
他的梦想，将他树立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导师。更可悲的，是无论从任何角度看来，他晚年种种有关俄罗斯历史的著述似乎真的只是个风中
的幻影。
刊于《明报·笔阵》2008年08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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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到底有多平
地球始终是椭圆的，所以任何一种地图都是不可能完美。换一种投影方法，就会得出一张不一样的世界全图；无聊哪一张，
都有它不平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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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游戏的规则
足球也许不是英国人发明的，但他们的确创造了现代足球的形式与规则，例如把一场球赛分成上下半场。十九世纪初叶，从哈罗公学
到伊顿公学，从牛津到剑桥，几乎没有一家学校的学生不玩足球。问题是他们不只没有共通的玩法，甚至连足球和橄榄球的区别也还没开
始区分清楚。于是一遇到校际比赛，你用脚踢，我用手接，大家闹得不可开交，混乱非常。所以他们想到了一个临时的解决方法，那就是
将球赛划成上下两截，上半场依你的规矩，下半场就按我的来。
在刚结束的美国总统大选里头，除了奥巴马那动人的胜选演说之外，我觉得麦凯恩的认输演讲也绝对不容忽视，那可能是近年同类讲
辞中最令人佩服的代表作。麦凯恩告诉他的支持者，这次失败“是我的错，而非你们的”；还压制倒采，极度宽宏地呼吁大家要支持奥巴
马，说“他是美国总统，我的总统”。他没有否认双方的分歧，但是他也看到了对手胜出的意义与民主的真谛，认为这一次选举证明了每
一个公民都不该忽视自己那看似微弱的影响力。最令人动容的，是麦凯恩到了这个时候仍然不忘慰问刚刚失去外祖母的奥巴马。为他的演
讲加上了一个格外有人味的注脚。
这篇演讲极为特出，但它的基调却不罕见。在所有以民主选举产生领导人的国度里，大选落败的那一方总是要致电对手道贺，总是要
发表一次落落大方的退场感言。尤其是成熟的民主国家，这些举措已经成了一种必不可免的惯例。麦凯恩的演讲固然表现出一位政治家的
格调（“格调”，在今天的政治世界里，这是多么陌生的字眼呀！），但这种个人风格的美善其实来自于背后一个客观的习惯存在，那就是要
尊重游戏规则。既然大家都下场参与了民主普选，就该明白“愿赌服输”的道理；只要双方在一开始的时候没有对规则本身提出异议，而
且跟着它一路玩下来，便要接受这场竞技的最终结果，绝对不能输打赢要。
为什么出来的结果明明不合己意，却还不能表达不满甚至反悔覆盘呢？原因绝不仅止于风度尊严等人格因素，还包括了更深层也更真
实的愿望，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足球规则制定和普及的历史中得到启示。假如当年那些学生只想关起校门自己跟自己踢球，他们用得
着发明上下半场这种点子吗？假如那些不同的学校只想办一次校际比赛，以后再也不打算搞下去的话；他们还用得着约束自己去服从规则
接受结果吗？
民主选举其中一个往往被人忽略的面向，就是它乃如此一套游戏规则：参与各方皆有自己的目的和偏好，但是大家都很明白自己必须
和其它人共同生活，而且恐怕还得一起生活下去。于是要想出一些各方都能同意，也都觉得还算公平的规矩，然后按规矩办事。在这意义
上讲，选举乃至于任何被大家接受的政治游戏方式，其实都是为了解决人我共存的问题，都是为了达到社会团结的目的。
今天我们有不少自由主义者喜欢宣扬民主选举的价值，觉得这是最能体现公民自由的政制设计；也有一些保守派从道德立场怀疑自由
主义可能会令个体无限膨涨，最终导致社会的瓦解。大家很容易忘记个人的自由与价值的多元只是自由主义的前提，而政治自由主义真正
想要处理的问题却是如何让众多分歧甚巨的个人好好活在一起，如何在保存个体自由的情况下还能使不同的人生愿望并存不悖。这就是规
则的作用，也是尊重规则的意义。英国是自由主义的发源地之一，也是个老牌的民主国家。它这么热衷于推动学校体育运动，这么喜欢为
各种运动设计规划，或许不只是巧合。
刊于《南方周末》2008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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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的分配正义————美国与《京都议定书》
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但自从布什政府上台之后，它就一直高举“气候变化是全球责任”的招牌，硬要把中国和印度
等发展中国家拉下水，认为它们也该和发达国家作出相同的减排承诺。于是这就成了刚结束的岩里岛气候变化峰会的主战场了，结果双方
僵持不下（“双方”其实就是美国与世界绝大部分其它国家），最后弄出了一个白马非马，只有时间表但不设发达国家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的
“共识”。到底是美国的讲法有道理，要减排就大伙一起来，还是中印等国家的主张说得通，你们发达国家应该先走一步呢？
基本上这是一个“分配正义”（DistributiveJustice）的问题，也就是先假设大气层吸收废气的能力乃一种有限的资源，然后再去判断怎
样分配这项资源才最公平。
《京都议定书》要求发达国家先行一步大幅减排，着眼的是种分配正义的“历史性原则”。意思是谁过去排放废气最多，消耗大气层
的吸收能力这项稀有资源最多，谁就应该先降低自己日后排放的废气。
举个实例，根据一项调查，在1950到1986年的全世界含碳废气排放总量里面，常时占全球人口5％的美国居然就贡献了30％的废气。
反观占全球人口17％的印度则排放了2％的积累废气。伦理学家彼得·辛格（PeterSinger）有一个很好的比喻，他说：“这就如同某一村落
的20个居民全都共用一间浴室，其中一个人所掉落的毛发占了阻塞排水口毛发总数的30％，而有三个人在使用浴室时几乎完全没掉过任
何毛发”。如果要请工人清理这条淤塞的排水管，这费用该如何摊分呢？依据“历史性原则”，那个毛发掉得最多的人就应该按比例交出整
笔费用的30％了。
虽然《京都议定书》大体上依循了历史性原则，但它对发达国家相当宽容，并没有按照大家过去的排放总量严格要求它们的废气减排
量。即使如此，美国还是不愿意，还是退出了温和妥协的《京都议定书》。
美国之所以反对“历史性原则”，不愿意被它过去的废气排放量绑住，其中一个说词是“不知者不罪”。它承认自己的确是历史上温室
气体排放得最多的国家，也不讳言因此得到了莫大的经济利益；可是它认为温室气体会导致全球暖化的原理只是很近期的发现，在工业化
的早年阶段，根本没有人知道石油的燃烧会带来这么多问题。
回到毛发阻塞排水管的例子，这等于是说当初大家在使用洗手间的时候不知道身上掉下来的毛发会塞住下水口，甚至不晓得洗澡原来
会洗掉毛发，所以就算有一个人的毛发脱落得特别多，也不能因此要他分担更多的水管修理费。
换句话讲，美国主张大家一起向前看，忘记过去那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