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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最新发生的大事不间断地传播给观众。
与之相配套的几大时事类的评论节目，也在这些新闻时段之后开播了六档不同的节目。元老性质的《时事开讲》是对全球发生的事件，包括正处于半夜以及欧美白天正在发生的大事，进行即时性的评论。《新闻今日谈》主要负责《时事开讲》之后正在发生的资讯类的评论。因为《时事开讲》之后的12个小时里，时事仍在欧美发生。这个节目从时间段上看，需要提供的是可以覆盖中东、北美新闻之后的评论。后来，这个节目调整到资讯台，同时由美女主播谢亚芳、曾静漪与阮次山、何亮亮先生共同主持，打造一种全新的时事主持风格。美女与老人的评论方式，似乎正在枯燥中生发春色。2003年开设的《有报天天读》，仍然是对报刊的重点的评论与新闻的重新解读。此外还有程鹤麟主持的《时事辩论会》、石齐平先生主讲的《财经今日谈》、王菁瑛与马鼎盛先生主持的《军情观察室》。凤凰卫视目前已全面打造完成时事、政经、军事方面的权威评论带。
对于评论的重视，正使评论员们成为主角。凤凰卫视高层还专门在香港总部为评论员们装修了一间豪华宽敞的办公室，正式定名“凤凰卫视言论部”，他们的办公室在寸土寸金的香港是奢侈的。曹景行正式出任言论部总监，以资讯台副台长的身份协调言论部的日常运作。凤凰卫视在伊拉克战争直播后，正在大量引进各阶层的评论员，以完成各个不同层面的评论专家的囤积。原《人民日报》的资深评论员马立诚先生——这位曾呼吁中日关系要有新思维而引发争论的评论员，已成为凤凰卫视新的签约评论员。与他同期签约的还有台湾方面资深的经济专家石齐平教授，负责经济方面的评论。许多方面的专家都在凤凰卫视的关注中。目前，凤凰卫视已拥有了近十位不同方面的评论员，基本完成了由一个节目到一个部门的过渡。
第十五章：同类项（4）
而凤凰卫视管理层在言论部成立后，又于2003年9月，在全天24小时每逢整点都有新闻直播的凤凰卫视资讯台，增加了“新闻点评”环节。从早上7点到晚上9点，每天10次，在《正点播报》节目中，都有不同的评论员轮番上阵，点评最新时事，使凤凰常态新闻评论进入直播状态。
凤凰卫视经过三年时间的打造，正在形成一个完整的资讯传播与评论带。
这个评论带显然正在改变着中国的新闻格局。
曹景行：“好好学习，天天开讲”（1）
去年，凤凰卫视每个主持人都要为自己的节目写一些话，我写的是“好好学习，天天开讲”，最短。今年还是那八个字，还是最短、最简单。简单，正是《时事开讲》的特点，我相信，中国没有什么别的电视节目（即使是CCTV的天气预报），会比《时事开讲》更加简单。
四年前的那个夏天我休假回来，见到钟老师（副台长钟大年先生）就问：“那个新闻评
论节目还做不做？”凤凰卫视策划一件新的事情，变数经常很多，我休息了一阵子后，必须确认先前的安排有没有改动。钟老师回答：“没有变化，做啊！”我又问：“取什么名字？叫《新闻开讲》好不好？”“还是叫《时事开讲》吧。”就这样定了下来，前后大概一分钟。
凤凰的决策者偏好“时事”而回避“新闻”，从最早开播的新闻节目《时事直通车》的取名就可以看出，有点玩弄障眼法的味道。“开讲”的说法则流行于台湾（TVBS就有一档王牌节目叫《2100全民开讲》），现在大陆媒体也接受了，应该与我们这个节目多少有点关系。
确定《时事开讲》的名称后，我们又用半小时试了一次镜：灯光如何打，开头结尾时董嘉耀如何转来转去，开场白“紧贴时事，现在开讲”何时道出……那是在正式开播前的三四天。“院长”王纪言和钟老师还决定，节目时间接近午夜，气氛可以松弛点，开讲者不穿西装，只系领带。1999年8月3日（星期一，农历七月十三）我们第一晚“开讲”，此后每个星期五个晚上“天天开讲”，到今天已经讲了1000多个晚上，看来还要再讲下去。
操作简单的好处，是让我们有可能把最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到节目的内容上。凤凰体制的灵活，给了我们超出预料的空间；资源不足又迫使我们“另辟蹊径”，到头来反而成为某种优势。《南方周末》曾形容《时事开讲》是“不可复制”的，其实，真正“不可复制”的正是凤凰的这种体制。
“开讲”能够如此简单，因为我们可以不必做许多事情。本书写出后，我对师永刚先生列举了一连串的“不”，首先就是“不开会”。《时事开讲》四年多来，记不起正经八百开过什么会。反正就那么两个人，有事情见面谈上几句，或者打个电话就可以解决，何必开会。这种作业方式特别合我的胃口，早先在大陆开了许多年的会，实在开怕了，到香港后也遇上过喜欢开会的主管。在我看来，有些事情非开会不可，更多的事情不用开会也能够解决。我在凤凰快六年了，承蒙管理层照顾，很少要我参加会议，在此特别表示感谢。
还是因为人手少，时间紧，每天的《时事开讲》大致上由我们“自作主张”，一般来说，谁是主讲者，谁就决定当晚的题目，只要告诉“对手”董嘉耀，不必上报什么人，也无人会来问你。全部的准备工作完全是主讲人与嘉耀的事情，彼此简单沟通几句，就分头做自己的事情去了。找资料、上网、打电话向各地朋友请教，是我的主要工作。大概要到进录影棚前半小时，我会把三页字迹十分潦草的提纲交给嘉耀，等他大致辨认出我写了些什么，进棚时间已经到了。
嘉耀晚上除了《时事开讲》，常常还要播报《时事快报》及《时事直通车》，我们根本没有时间“演练”一遍。而我们的录影等于直播，直接从棚里通过光纤传到“上天”的地方，到时就播出。所以，每次录完节目我们就完事了，从来没有人审查，也不再做剪辑或修改。实际上，我们也没有这方面的人手和经费。经常有观众来信，希望我们为《时事开讲》打上字幕，就像北京CCTV的许多节目那样，但我们今天仍然做不到，在时间和成本方面都不可能那么“奢侈”。对观众的要求，我们只能再表歉意。我们当然知道，我们这几个“老头儿”没有受过电视专业训练，普通话不标准，有时还口齿不清，观众半夜收看又不得不开低音量，实在说不上是什么享受，还请多多包涵。
开始做《时事开讲》时，台里曾问我要不要配个助手，我考虑了一下，还是不要。首先，像这种评论节目主要是靠自己的眼睛和头脑，靠自己挑选材料，靠自己思考，别人很难帮上忙，弄不好还会添麻烦。其次是为了节约开支。找一个有用的助手，在香港或许要一两万月薪，一年就是一二十万。我的想法是，如果这方面省下了，邀请嘉宾或外出采访或许能宽松一些。
曹景行：“好好学习，天天开讲”（2）
这几年，不断有人问我们：“你们的老板刘长乐从来不干预你们讲什么吗？”如果说他或其他管理层完全不管我们节目，那也不符合事实。偶尔，他们会提议讲一下某件新闻，也会告诉我们某次开讲引来怎样的反应。但那大多是在办公楼里不期而遇或者饭桌边聊天时讲到，而且那样的机会本来就较少。我知道刘老板一直盯着《时事开讲》，有时也会紧张，有时甚至承受压力，好在他并不把压力转移到我们头上，不改对节目的支持。这本身就是不容易的事情。四年多来，难免有时我们只顾自己讲得痛快，忘了可能带来的麻烦，但却从来没
有为这种事情“写检讨”，也从来没有人要我们承担责任。光凭这一点，就应该感谢凤凰和老板刘长乐。
最后再重复书中提到的一个看法。对于《时事开讲》应该探讨的是，华人世界的媒体如何才能拥有自己的“新闻解释权”，特别是“第一时间解释权”。
阮次山：我和凤凰卫视结缘前后（1）
1999年8月中旬，我应一位朋友之邀到台湾去挽救一家有50多年历史但濒临停刊危机的英文日报。这年年底，这家被我救活的报纸有了身价，转售给一个具台独色彩的食品商，我乃决意掷笔罢编，但是，为了实地观察台湾的“大选”，我决定留下一段日子。2000年3月下旬，陈水扁当选，国民党败北，我立即拂袖离开这家报纸，到香港，应一位朋友之邀，在一家风险投资公司担任顾问。
到了香港不到一个月，曹景行先生邀我到《凤凰卫视》的《时事开讲》节目”客串“，有时候一周之内达三次，平均一周两次，就这样我和凤凰卫视就结了缘。
到了2000年底，《凤凰卫视》筹设资讯台，应刘长乐先生邀请，我在2001年1月1日开始担任资讯台的总编辑兼首席政治评论员，主持每天半小时的《新闻今日谈》节目，但是，我在报界已经当过20多年的总编辑，已经不愿意再负责行政工作。因此，经刘老板的同意，我其实是个全职的时事评论员，总编辑只属兼职，是一顶帽子，功能属顾问性质，有“问”则顾，平常既不顾也不问。不过，从2001年开始，我还负责中文台的政要访谈节目，起初，和陈鲁豫一起负责“VIP会客室”，后来这个节目改为《时事大参考》，主要是贴近时事访谈中外政要。从2003年起，这个节目改为《风云对话》，升级为专访世界风云人物，由董嘉耀主持，我则担任采访各国风云人物的任务。
资讯台的《新闻今日谈》从2001年元月1日起开播，到现在已经“谈”了1000多期，回顾往昔感触良多，相信刘老板、王“院长”和曾经与我合作过的吕宁思、郑浩也都有这种感受，因为资讯台开播时，在中国内地的落地情况不理想，我们在落地地点上的“蚕食”速度极慢，有将近一年半的时间《新闻今日谈》每天等于是对墙壁谈，没有什么观众，我之所以有这样感叹的心情是因为在这段对着墙壁谈的日子里，我只有拼命每天上阵自己谈，很难邀请到嘉宾，因为别人知道当时的《新闻今日谈》实际上是“对着墙壁谈”，都不愿上这个节目“自言自语”。现在，许多人往往主动要求上《新闻今日谈》；人间冷暖，由此探知。
早期的《新闻今日谈》虽然是“新闻面壁谈”，但是从第一集开始，我一直告诉我的搭档吕宁思，我们必须认真选题，认真准备，卖力“演出”，努力争取哪怕是一位偶来一集的过客，这种努力“卖艺”的心情和精神一直延续到现在。我还一直叮咛我现在的搭档谢亚芳：我们做的每一集《新闻今日谈》都必须对得起自己，对得起每一位观众，对得起凤凰卫视的期待。因此，每天就会忙于准备工作，午餐都以盒饭或三文治解决，充饥而已，因为我无法去吃一顿午餐，奢侈地浪费个把小时。
就这样，我和资讯台以及《新闻今日谈》一块儿成长，如今的“资讯台”落地开花的情况虽然还在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