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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我和资讯台以及《新闻今日谈》一块儿成长，如今的“资讯台”落地开花的情况虽然还在铺设阶段，但是，《新闻今日谈》至少已不必面对墙壁谈，相反的，我们已经拥有一大批我们想影响的观众，这种有影响力的观点对我们的回馈成了我们在回首往事时，能够灿烂一笑的理由。
回顾我和凤凰卫视这一段缘分，我必须感怀刘长乐先生的知遇之恩。在未到“凤凰”工作前，我虽然因为长年为许多中文报刊撰写时事专栏而小有名气，但是，对于电视工作，我毕竟不是本行，而且，我在外形上秃头无发，口齿不太伶俐，照说，并不适合当个“电视人”。可刘老板居然独排众议，不但要我理去头顶上原本还有的一小撮头发，干脆秃个痛快，还不让我用读稿机，叫我显露本来的结巴；这还不算，我报到第二周，适逢布什要宣誓就职，刘老板也独排众议，让我去华府采访，并且就布什的就职演讲做现场第一时间的评论。
谈起在“凤凰”的经历，可以说一箩筐一箩筐，讲都讲不完，“凤凰”的高层都是性情中人，对于电视专业有着浪漫与执著的看法与做法，他们的行业作风，表溢于日常生活的小动作中。譬如：老板刘长乐，他长于讲笑话，尤其在吃饭的场合，他讲起笑话，往往会令在座者喷饭，他自己却一本正经。王纪言“院长”刚好相反，每次讲笑话，只见他眉展逐颜，笑话一讲完自己先哈哈大笑。
阮次山：我和凤凰卫视结缘前后（2）
“凤凰”最叫我难忘的是刘海若遇意外时，那种上下一心的感情。记得她出事的消息传到公司后的那天早上，大伙儿难过得几乎人人都哭肿了眼睛，许多女主播都自动穿着素色衣服出镜，大家还在主持人休息室摆设为海若祈福的花坛，轮流在墙上贴黄丝带，这时，一向严肃的资讯台副台长程鹤麟突然走进来告诉几位穿了素色衣服的女主播：“赶紧去换上正常颜色的衣服，只要没有证实她已经死了，哪怕有一点机会，我们还是当她活着。”
就这么一种信念，海若不但活过来，而且日渐恢复正常。这件事我一直挂在心头，是因为“凤凰”上下对海若的这份情，在其他地方，恐怕再难找到。尤其刘老板对海若那种无微不至的照顾更使我深深觉得，身为“凤凰人”和“凤凰”结缘，是一宗值得惜福的经历。
我一生奉行“受人点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信念，对我的儿子，对我的学生们，我也一向据此以教，对“凤凰”，我是感恩的，我也珍惜与“凤凰”结缘的这些岁月，过去，今后都将如此。
何亮亮：时事评论员的舞台
在阅读本书初稿涉及到自己的时候，我有时仿佛在审视另一个人，一个被称为“时事评论员”的人，一个常常在电视荧屏上出现因而有时被观众认出来的人。我觉得有点荒谬，这就是我吗？
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成为一个电视人，一个面对无数观众侃侃而谈的所谓评论员，结果却成为一个这样的人。其实这是一份工作，幸运的是，这份工作契合我的兴趣和学习的专
业。香港是全世界中文地区最适合新闻媒体发展的地区，也是最适合新闻人的城市，我从1988年初移居这个城市开始就在媒体工作，可以说一直是很幸运的。中国内地从1979年开始的对外开放，两岸关系的发展和变化，国际局势在1989年至1991年之间的巨变，1992年邓小平南方视察掀起的中国市场经济大潮和社会变革，1997年香港的回归及回归以来六年的发展，2001年“9·11”事件之后世界格局的新趋势，我都作为新闻人直接见证。即使我不是在媒体工作，按照我的性格和气质，我也一样会全力追踪和了解时局的动向并且试图加以解读，我的工作使我直接面对观众，并且接受观众的评议。电视和网络为评论员和观众之间的互动呈现媒体史上前所未有的双向和即时的特点。
我们生活在一个幸运的时代，中国古人谓“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在今天才真正成为可能，而出门也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方便、更快捷；许多现代化工具和用品的问世和市场化，使普通人都能获得过去只有达官贵人才能享有的便利。知识和信息呈现爆炸式的增长，对于有心者，获得知识和信息并不困难。
但是我们并不比我们的前人更聪明、更有智慧。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说过：“这么多的记载，这么多的疑问。”历史是这样，现实也是如此。新闻是明天的历史，即使现在有这么多的记载（信息），也仍然有这么多的疑问，这就是为什么观众在获得了消息（什么）之后，还需要知道消息所蕴含的意义（为什么），评论员这一角色也就应运而生。但这可能是一个喜剧角色，也可能是一个悲剧角色，全看评论员自己如何扮演这一角色。
就我自己而言，一旦坐在摄像机前，在聚光灯下，我就忘了自己已经粉墨登场，因为这出戏的编、导、演都是自己，而观众则看不见，结果就变成自说自话，凤凰卫视就给我这样一个自说自话的舞台。自说自话很容易变成胡说八道（有些观众就认为我是胡说八道），也很容易变成自大狂的独角戏，这两种情况的后果就是被观众抛弃。要避免出现这幕剧情，就必须在官人的剪子和观众的票子之间平衡取舍。在家里怎么自说自话都可以，但是电视是大众媒体，是社会公器，评论员的自说自话既要有观点，否则谁听你胡说八道，但也有界限，要面向观众和市场，就必须遵守这样无形的界限，但是基本的尊重事实以及做人的良心则是起码的要求，至少不能说假话。
所谓世事如戏，看世事不认真不行，太认真也不行。对自己也是如此，没有一点自信心不行，自信心太足了也不行。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中庸之道，我不喜欢中庸之道，不过中国人似乎以中庸之道取胜。
想起丘吉尔的一个故事。丘吉尔的演说才能和他的写作才能是一样出名的，二战期间他在伦敦的英国广播公司所作的定期演说，在当时英国人民中间脍炙人口。有一次他要去电台演说，没有坐专车，自己在街头截了辆出租车。他对司机说：“请送我到英国广播公司。”司机并不认识他，却拒绝了他，说自己要回家听丘吉尔的广播演说。丘吉尔很高兴，给了司机一英镑。司机马上说：“上车！让丘吉尔和他的演说见鬼去吧！”这是丘吉尔自己说的。我常常回味丘吉尔这个故事。
杨锦麟：与凤凰卫视链接的缘分（1）
和凤凰有缘，或许是一种冥冥中注定的人生邂逅和命运的安排。
1996年的台海危机后，我开始应邀前往刚刚诞生的凤凰卫视中文台客串若干新闻评论节目，记得一次是接受董嘉耀的专访，一次是上了陈鲁豫的新闻评论节目，一次则是和曹景行兄一起，参加窦文涛筹备的《锵锵三人行》的试镜，还有一次在自家楼下接受过闾丘露薇的访问，这种偶然的新闻链接，构成了记忆中的凤凰片断，再以后曹景行的《时事开讲》正式
开张了，好朋友的场子一定是要捧的，于是乎也就有了断断续续应邀参与《时事开讲》节目的机会，这大概就是和凤凰卫视有缘的开始。
《时事开讲》一周年，凤凰老板刘长乐和中文台长王纪言、副台长钟大年设宴酬谢几位客串《时事开讲》的嘉宾，那一晚，喝的是五粮液，吃的是辛辣的川菜，宾主尽欢，记得最清楚的是刘老板的一句话，《时事开讲》是一个新的尝试，值得继续努力，因为投入少、成本低；还记得当时借助酒力“海侃”了一句，有需要且可以尽力的话一定尽力而为。此后不久，深圳的朋友带来有关方面的管道消息，称由于杨某人言论过于激烈，需要限制他在凤凰卫视露面，至少要封杀半年云云。虽然只是传闻，但也是担心让曹景行兄在凤凰的谋生因此有诸多不便，于是自己做出主动封杀自己的决定。半年的时间，真的婉谢了多次客串的邀请。估计也就是半年之后，曹景行、董嘉耀在北京高校演讲时，有学生询问，那个姓杨的胖老头儿哪去了，是不是他的言论违背了贵台的立场和尺度呢。据说凤凰网站BBS论坛上，还有许多网友充满丰富想象力的解释。
曹景行和董嘉耀返港后多次邀请我重归客串行列。于是乎，和凤凰卫视又有了新的链接，乃至参与2000年台湾“大选”现场评论、陈水扁“5·20”就职演说现场评论。《时事开讲》之后，凤凰卫视资讯台开播，继而客串《新闻今日谈》、客串《三剑客》、客串参与撰写《新路——香港回归五周年》五集电视政论剧，在不断的客串中，终于在水到渠成之后，出现了与凤凰结缘的机遇。再之后就是众所周知的《有报天天读》、《周刊点点评》的应运而生，凤凰老板刘长乐和王纪言先生不拘一格的创意，使得年过半百的我，找到了一个新的言论平台。
大陆著名的电视节目策划人、主持人阿忆曾撰文指出，在遴选主持人的工作上，香港凤凰卫视做得比较出色。当它发现某某大致是块好料，立即毫不犹豫地推上前台，由着他的性子干上一段时间，最后再下定论是否适合，是否继续。窃以为，我这种“变音国语”、臃肿身材、长相平凡、年过半百的对象，在内地任何一家电视台，不仅没有机会上岗，即使哭着喊着争取在电视台当个保安门卫，手无缚鸡之力的我也未必有机会，更遑论被毫不犹豫地推到前台，由着自己的性子干上一段时间。就此而论，刘长乐、王纪言是我人生旅途上的再一次“伯乐相逢”，这的确是我的幸运，也正是因为这种幸运，使得我对凤凰卫视以及它的充满创意、锐意进取充满感激和感恩心情。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属于“大致合适”之辈，是否在今后的岁月里，继续在电视荧屏上寻找我人生的新奶酪，但我实在是太愿意牢牢把握这次机会，在尽献言责的同时，为凤凰卫视构建世界华人电子媒体的理想和远景，继续尽献绵薄之力。
平生第一次冒冒失失走上电视，既没有对观众有一个起码能够交待的容貌和仪态，也没有任何奇异和贵重的脑袋（阿忆语），摸石头过河也罢，掠水而过也罢，一切都是从头学起，所幸遇上了齐心协力、同样充满热情和创意的团队伙伴，也就这样蹒跚学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迈上了另一段人生的旅程。为此失去了许多朋友（含酒肉朋友、知己同道），失去了许多微醺的夜晚，失去了许多和家人相处的时间，充分体会和感受到凤凰卫视所有员工的拼搏投入，以及凤凰卫视对所有参与者像春药一样的致命吸引力，这是一段又苦又累又开心又充实的日子，是一次年过半百重新学步的开始。
杨锦麟：与凤凰卫视链接的缘分（2）
一位朋友在和我聊天时，曾询问我一个简单的问题：平时有什么爱好？这个问题让我在那一天感到特别的失落，细想从前和现在，仰天长叹。除了整日繁忙，爬格子谋生之外，还真的一点爱好都没有；工作之余还是工作，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