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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个插曲，值得补上一句。鲁迅在故乡时，曾用文言文写了篇小说。周作人对此曾有如下解释：
我在绍兴教育会混迹四五年，给公家做的事并不多，剩下来做的都是私人的事，这些却也不少，现在可以一统的说一下子。我于一九三六年写《关于鲁迅》这篇文章里，曾经说过：
“他写小说，其实并不始于《狂人日记》，辛亥年冬天在家里的时候，曾经用古文写过一篇，以东邻的富翁为模型，写革命前夜的情形，有性质不明的革命军将要进城，富翁与清客闲汉商议迎降，颇富于讽刺色彩。这篇文章未有题名，过了两三年，由我加了一个题目与署名，寄给小说月报；那时还是小册，系恽铁樵编辑，承其复信大加称赏，登在卷首。可是这年与题名都完全忘记了，要查民初的几册旧日记才可知道。”这回查看日记，居然在壬子十二月里找到这几项纪事：
“六日，寄上海函，附稿。”
“十二日，得上海小说月报社函，稿收，当复之。下午寄答。”
“廿八日，由信局得上海小说月报社洋五元。”
此后遂渺无消息，直至次年癸丑七月这才出版了，大概误期已很久，而且寄到绍兴，所以这才买到。
“五日，怀旧一篇，已载小说月报中，因购一册。”廿一日又往大街，记着“又购小说月报第二期一册”，可知上面所说的一册乃是本年的第一期，卷头第一篇便是《怀旧》，文末注云：
“实处可致力，空处不能致力，然初步不误，灵机，人所固有，非难事也。曾见青年才解握管，便讲词章，卒致满纸饾饤，无有是处，亟宜以此等文字药之。焦木附志。”本文中又随处批注，共有十处，虽多是讲章法及用笔，有些话却也讲的很是中肯的，可见他对于文章不是不知甘苦的人。但是批语虽然下得这样好，而实际的报酬却只给五块大洋，这可以考见在民国初年好文章在市场上的价格——然而这一回还算是很好的，比起《炭画》的苦运来，实在是要说有“天壤之殊”了。虽然那篇文章本来不是我所写的，我自己在同时也学写了一篇小说，题目却还记得是《黄昏》，是以从前在伏见馆所遇见的老朋友“法豪”为模型，描写那猫头鹰似的呵呵的笑声似乎也很痛快，但是大约当时自己看了也不满意，所以也同样的修改抄好了，却是没有寄去。至于那篇《怀旧》，由我给取了名字，并冒名顶替了多少年，结果于鲁迅去世的那时声明，和《会稽郡故书杂集》一并退还了原主了。我们当时的名字便是那么用法的，在《新青年》投稿的时节，也是这种情形，有我的两三篇《杂感》，所以就混进到《热风》里去，这是外边一般的人所不大能够理解的。［7］
如果不是周作人的解释，大概我们不会知道其中的原委的。
周作人到北京来任职是1917年4月，通过蔡元培，被介绍到北京大学。他又一次与哥哥生活在一起了——同住在北京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的绍兴县馆。
他这一次的北上，恰值新文化运动的前夕，蔡元培正改革北京大学，广收天下奇才，欲振兴教育。其实周作人那时对择业的事情，还抱有试试看的心情，并未有意识地加入到新文化的建设行列。鲁迅也埋头于抄古书，看佛经，对文化创新方面，只有想法，但无发起运动的企图。虽然，他们已具有了相当的思想实力，但由于悲观的情绪，并未自觉地参与新文化的运作。如果不是后来朋友的影响，周氏兄弟不知要在寂寞中呆多长时间。
他们的这一次同住，可纪念的事情依然不少。我觉得兄弟间的手足之情，在北京期间有了新的发展。二弟刚到京那天，鲁迅在日记中写道：“夜，二弟自越至，携来《艺术丛编》四至六集各一册、《古竟图录》一册、《西夏译莲花经考释》一册、《西夏国书略说》一册，均过沪所购，共泉十七元四角，翻书谈说至夜分方睡。”这又是一夜长谈，与当年他们在南京相逢时同阅《天演论》时的情形，很是相似。此后两人一同磋商学业，撰述文章，同逛书肆，过的确是“兄弟怡怡”的日子。周作人的日记，对此均有记载，我们看后，自然会想像出那种情趣来。
周作人到京不几日，便生了一场大病，几次诊断，均无结果。鲁迅吓坏了，开始疑是猩红热，后来请来德国医生，才知道是出疹子。周作人患病整整20天，生活之事均由鲁迅料理，兄弟二人一同度过了一段难熬的日子。鲁迅对这段时间的感受十分深刻，几年后写小说《兄弟》，把这段经历写了进去，周作人看后，颇为感慨，直到晚年提及此事，认为“与事实相合”。这一次病，周作人在心灵上留下的痕迹不太重。4年后，他患了肋膜炎，整整休息了9个月，对周作人和鲁迅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刺激。鲁迅一方面到处为二弟借钱，到医院探视，同时又亲自去西山碧云寺，为周作人找到休养的房间，劳神之多，从日记中均可看出。周作人一生，牵动鲁迅的地方太多，生活的、工作的、学问上的，可谈的地方不知有多少。这一点，周作人心里最清楚不过，读一读《知堂回想录》，便可感到一种感激之情。这情感经过了几十年的冲洗，依然清晰可辨。
绍兴县馆的补树书屋，是个值得留念的地方。那是周氏兄弟读书、治学、休闲的所在。他们的祖父介孚公，当年曾住于此处，两人如今都挤到这里，怀念之情，想必会有的。绍兴县馆的环境不太理想，补树书屋当年吊死过人，街面又对着菜市口——北京当年杀人的场所。而尤为不可忍受的，是夜间为猫所扰，难以入睡。不过，在这里他们渐渐体味到了北京风情，对京城人的衣食住行，开始有了感性认识。这个时候的鲁迅在教育部过着枯燥的日子，而唯有夜间或周日，才可和弟弟在县馆里共享天伦之乐。周作人从1917年9月开始，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纂辑员。他先讲授欧洲文学史与罗马文学史。“此时周作人才从地方中学出来，一下子就进到最高学府，有些不知如何是好，只有求助于鲁迅的合作。大抵是周作人在白天里把草稿起好，到晚上等鲁迅修正字句之后，第二天再来誊正并起草。如是继续下去，在六天里总可以完成所需要的稿件（约稿纸20张），交到学校油印备用。这样经过一年的光阴，计草成希腊文学要略一卷，罗马文学一卷，欧洲中古至18世纪文学一卷，合成一册欧洲文学史，作为北京大学丛书之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算是周作人的第一部学术著作，也是他们兄弟合作的一个纪念吧。”［8］那些共商学术的夜晚，一定是充满乐趣的。他们在县馆里劳作的日日夜夜，在中国学术史上是有很高价值的。
如果不是二弟的到来，鲁迅大概还要孤独地一人钻进古文化的世界里。周作人到北京之前，鲁迅没写过一篇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除了公务外，他几乎把精力都放到沉于过去的冥想里。那是灰色的，近于绝望的日子。在佛经、野史中麻醉自我，实在是无奈的选择。二弟的到来，至少在生活内容上，给他带来了一种人伦的快慰。此后不久，两人携手共同开始了新文化事业，那已是后话了。
鲁迅一生最寂寞的光阴，是他于绍兴县馆独住的日子。那时唯一唤起他世俗之乐的，大概也只有家庭。对母亲、弟弟以及侄子们的厚爱，是他苦寂的心灵的一丝光亮。他是爱周作人的，此后的几年，他又多了谈天的快乐，终于可以和弟弟共同讨论学术问题。“五四”前后，两人在思想启蒙上的一致性，我想与在绍兴县馆期间同甘共苦，有一定关系。彼此的交流与渗透，形成了对中国封建王朝陈腐性的共识，其批判力度之大，之强，后世难有匹比者。鲁迅一定程度借助了二弟广阔的知识背景，二弟也发挥了哥哥张扬人道个性的长处，两人相依为命，同舟共济之状，从文字中是可以清楚地看出来的。
查看鲁迅日记，我发现兄弟同住的日子里，可追忆的事情，二人后来却很少谈及。周作人曾简单谈过鲁迅那时的衣食起居状况，但对他们于书趣中得到的人生启示，殊少勾勒。我觉得，1917年直至1919年底，两人与社会的交往，以及购书、访书、整理旧典籍的活动，很值得研究。这是二人一生中重要的转变时期。如果不是发生了五四运动，不是《新青年》发起了新文化的运动，他们潜心治学的苦寂日子，或许会更长一些，也未可知。鲁迅日记多次记载了与二弟同去访书的过程，很有在东京求学时的雅趣。但同时，还记载了与各种友人的频繁交往的事情。大概也就是在这一时期，钱玄同与二周的往来甚多，几乎不几日一见面。那时钱玄同正在编《新青年》杂志，他的到来，使补树书屋的气氛变得活跃起来。钱玄同是他们在东京时代的同学，辛亥革命后调浙江省教育专署任科员，视学，1913年后到京，先后在北京高师附中、北京大学、北洋高等师范学校任教。钱玄同很佩服周氏兄弟，认为就学问而言，二周是出色的。可他每夜来绍兴县馆，看他们埋头学问的样子，便长叹不已，觉得倘将精力放于社会工作，诸如创作、启蒙宣传等，会更好一些。钱玄同在补树书屋，有时一呆就到后半夜，谈学问，讲时局，那热情，我们从二周日记中，差不多可以领略大概。周氏兄弟与钱玄同在治学上，有许多相似的看法，比如文字改革，提倡白话等等，双方几乎如出一辙。在对旧文化的看法上，亦多相近的观点。朋友们在一起谈天，快慰是不用提的，彼此的启发，或可说是最难忘的。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周氏兄弟被友人推到了新文化的园地，沉闷多年的鲁迅、周作人，开始为《新青年》撰文写稿件了。
1918年4月2日，鲁迅创作了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此后便一发而不可收。在绍兴县馆的两年时间内，发表了50余篇作品。其中《孔乙己》、《药》、《明天》、《一件小事》、《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均写于这里。周作人也写了大量的文章，其中包括译文、杂感、论文等。最有名的，是发表于《新青年》的《人的文学》，以及《每周评论》上的《平民文学》等。从1918年到1921年，两人仅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就有100多篇。这个数量可谓不少，其中周作人的一些文章，仍是被鲁迅修改后才发表出去。周作人的杂感文，有的也以长兄的名义见诸刊物。我们如今读二人那时写的文章，可以感到，二人的思想已很成熟了，在新文化园地里，二周文字之美，思想之锋锐，是当时同辈人中少有的，说他们为那时启蒙先锋人物，并不为过。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在气魄上与文采方面，均不及二周，这是连他们自己也清楚的。一对文坛的新星，就这样从绍兴县馆升起来了。
这是中国新文化史上新纪元的开始，也是二人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