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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梁启超和钱穆的书中，章学诚的地位就高太多了。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中有一段专论章学诚，视其为清学全盛期与蜕分期之间一“重要人物”。这一段文字的分量虽不多，在另一处又说其“著《文史通义》，学识在刘知几、郑樵上”，58 已是相当高的评价了。梁氏《近三百年学术史》因实际未曾以章节论及清中叶人物，所以不知其将如何专论章学诚。但他把章学诚和全祖望并列为“浙东一派领袖人物”，又说“乾嘉诸老中有三两位——如戴东原、焦里堂、章实斋等，都有他们自己的哲学，超乎考证学以上”，并表示这些内容“待下文再讲”，可知其原拟较详细地讨论章学诚的“哲学”。至于史学，梁氏更明言章学诚是“清代唯一之史学大师”，其地位已至高无上了。59 而钱穆尊章更甚，在其全书以人物领衔的十三章正文中，章学诚就占了一章，与戴震同等。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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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楼
除人物处置外，四人论清学史还有一隐而不显的差别，即经史之分，在叙述晚清一段时尤其明显。四人中最年轻的钱穆已经不在科举时代成长，所以连带着对经学的疏离也较远。61 与其他三人所论大体不离经学统系不同，钱先生在解释晚清学术演变时，特重曾国藩，专列一章进行论述。从今人眼光看，明显可见偏重思想史甚于学术史的意味。曾氏在同时代人中的全方位影响确难有匹敌，其学术修为，在其自己界定的义理、辞章、考据、经济（经世）四项中可说已占其三，独第三项“考据”无大贡献，故凡以经学为基础论清学者便很少语及这位从史学角度看不能不述的人物。
梁启超在相当程度上亦然。虽然晚清学术演变与经今文学的兴起密切相关，而明显亲今文学的梁氏所重除康有为外，所陈述的也是谭嗣同等“思想人物”，与章太炎所标举的大不相同。太炎在《说林下》中论“近世经师”说：
研精故训而不支，博考事实而不乱，文理密察，发前修所未见，每下一义，泰山不移，若德清俞先生、定海黄以周、瑞安孙诒让，此其上也；守一家之学，为之疏通证明，文句隐没，钩深而致之显，上比伯渊，下规凤喈，若善化皮锡瑞，此其次也；己无心得，亦无以发前人隐义，而通知法式，能辨真妄，比辑章句，秩如有条，不滥以俗儒狂夫之说，若长沙王先谦，此其次也；高论西汉而谬于实证，侈谈大义而杂以夸言，务为华妙，以悦文人，相其文质，不出辞人说经之域，若丹徒庄忠棫、湘潭王辏г耍制浯我病９槊赝酰云溲晕薏话纾蠢粗拢缯驾楣辏Ｖ螅绻壅粕希黄渌稻玻苑ń裎模煌ㄆ涮豕幔蛔种谝胛恼撸晕乇Γ咕湮际榉艟辛纹剑制浯我病�62
且不论太炎对各人的评价，凡能入其法眼而能被提及者，不管是褒是贬，都是其人学术地位的体现。这些人中与今文学近者多，而所处地域则相当大部分在湖南、四川，精准地描述了清季学术的走向。可见章氏虽十分不喜晚清今文家，但观察学术脉络和走向仍相当平正，不以个人喜好为取舍（其个人观感多以评议中的痛下针砭来表现），颇有分寸。与他人论晚清“学术”者多见“思想”和“起而行”者的表现，实不可同日而语。
基本上，经学背景愈深厚者所论愈近于章太炎的观察。刘师培论晚清学术也注意到今文学由湖南向四川的走向，惟所述人物不及章太炎周详。63 另一位比较能综合章、刘等汉学倾向和道咸“新学”倾向双方研究成绩的是侯外庐，他对晚清的处理也是重“思想”甚于“学术”。有意思的是，侯著在结构等方面颇近钱穆的《国学概论》和《近三百年学术史》，然其较多引用章太炎和梁启超，基本不提钱著。64 当然，侯著与钱著的相近，也可能因为两人俱无什么经学背景，所以常能无家派观念，然又皆偏重“义理”，有时甚或是从民国的趋新观念反观晚清，故章太炎注意到的“旧”学人物他们都视而不见。
另一方面，也不能过分强调章、刘等与道咸“新学”一系的歧异之处，这两种看似不同甚或对立的取向在不少方面也有相通甚至共同之处。例如倒放电影的倾向，便是章、刘、梁、钱所共同的。他们多少都受到清季革命党观念的影响，对清初的理学名臣或视而不见、几乎不提，或极力贬斥。当然，这方面各人受影响的程度不同，相对而言，较年轻也明显尊崇宋学的钱穆对清初理学名臣的包容要超过上面三人。同时，道咸以降的学问大家，即使是宗“汉学”者，也都特别讲究“义理”。章太炎自己就说，“学问以语言为本质”，故不能不讲求小学；但更“以真理为归宿，故周秦诸子，其堂奥也”。他也曾批评清儒治诸子“惟有训诂，未有明其义理”之不足。65 强调义理的重要在语言文字之上，并因此而高看诸子，这恐怕是以文字训诂见道的乾嘉汉学家很少想到的问题。66
无论如何，在乾嘉汉学一线的观念没有被充分结合进学术史研究之前，我们对清代或近三百年“学术”的认知多少都有些偏颇。正因显带倾向性的梁、钱二著长期成为清代学术史的权威参考书，对这一时段学术的一些基本的看法不仅可能有偏向，且有些偏颇的看法已渐成流行的观念，甚至接近众皆认可的程度了。今日要对近三百年学术进行相对均衡的系统整理，当然不必回到清人“汉宋、今古”一类的藩篱之中，但把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关于清学的论述汇聚而表出，使之与梁、钱二著并列而为清代学术史领域的主要参考书，则是非常必要的，也有利于后人在此基础上写出更具包容性的清代学术史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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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楼
上海古籍出版社体会学界之所需，请徐亮工先生整理出这本《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对研究这一时段学术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徐先生主治先秦史，因而对清代经学非常熟悉。据我所知，本书筹备选编已有数年，处理是相当审慎的。本书同时辑入邓实在《国粹学报》上论述清学的两文作为附录，甚有见地。盖邓实从简朝亮学，是朱次琦一脉，本所谓“调和汉宋”一线的学人。因乾嘉汉学的积威到晚清尚余波未息，一般“调和汉宋”者实多偏宋，朱氏在这方面尤其明显。然其学传到简朝亮已朝相反的倾向发展，钱穆就注意到，朱次琦“论学，在当时要为孤掌之鸣。从学有简朝亮最著，然似未能承其学，仍是乾嘉经学余绪耳”。67 这是相当准确的观察，故邓实虽属“调和汉宋”一脉，实则更偏于汉学。
按照梁启超对“近三百年”的定义，上包括晚明而下进入民国，即将民初十多年也包括在内。而章、刘所论，均少及民国学术。本书附录另收入樊少泉（抗父）的《最近二十年间中国旧学之进步》一文，多少弥补了这一缺憾。68 樊氏一文发表于1922年，他是当时少数能兼顾新旧治学取向之成就者。其所论虽名为“旧学”，实际不仅述及王先谦等当时整理旧籍的新成绩和柯劭忞的《新元史》，更主要表彰了罗振玉和王国维在那时学术开新的面相。69 该文叙述的很多内容明显在“20世纪新史学”范围之内，而今人讲20世纪“新史学”却常忽略这些内容，更增加了本文在学术史上的参考价值。
此外，胡适在整理国故时期也有好几篇与清代学术相关的论文，应该参考。还可以参考的，则是当年北大两位学生在1919年的见解，即傅斯年的《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和顾颉刚的《中国近来学术思想界的变迁观》；70 后者虽然出版时间甚晚，也作于1919年。与胡适一样，两人都承认清代学术有接近科学的一面。傅先生更多是遵循旧体系而出新，尤其侧重清学的“文艺复兴”一面；顾先生则有较多体现时代风采的个人“裁断”，常跳出往昔的汉宋、今古等区分。两人都有些超出梁、钱二书也不同于章、刘之文的重要见解。
傅斯年当年曾说：康有为和章太炎代表了清代学问的结束期，这一时期非常重要，“中国人的思想到了这时期，已经把‘孔子及真理’一条信条摇动了，已经临于绝境，必须有急转直下的趋向了；古文学今文学已经成就了精密的系统，不能有大体的增加了；又当西洋学问渐渐入中国，相逢之下，此消彼长的时机已熟了。所以这个时期竟可说是中国近代文化转移的枢纽。这个以前，是中国的学艺复兴时代；这个以后，便要是中国学艺的再造时代。”71 傅先生说此话已经过了八九十年，不论他所论是否确切，今人的确应该进入“中国学艺的再造时代”了。学术的再造只能走温故知新的路，本书便是温故的好帮手。全书集大家之言，定会成为这一领域长期持续的主要参考书。
1 张继致《新潮》杂志，1919年4月29日，《新潮》，2卷2号（1919年12月），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本，366页。
2 这是那一代人常思考的问题，如梁启超便曾说，“泰西之政治，常随学术思想为转移；中国之学术思想，常随政治为转移”（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2…1904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38页）。但他随后就更强调“一国之进步，必以学术思想为之母，而风俗政治皆其子孙”（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59页）。类似的思虑曾经缠绕着许多近代读书人，从“新民”到“新文化”再到“新生活”等的持续努力与此密切相关，此不赘。
3 胡适就是其中的一个，他那时讲话写文章很爱使用的时代分段就是三百年，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中华书局，2006年，160…161页。
4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3…1924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五》，1…364页（以下径引书名）。此书较好的版本是朱维铮校注的《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中所收者，惜亦增添了少许“现代”手民之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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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楼
5 蒋维乔：《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上海中华书局，1932年）；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我所用的是台北商务印书馆1964年重印本）；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有意思的对比是，当年讨论政治军事外交的则常用“近三十年”、“近百年”这样的时代分段，如上海太平洋书店在1930年便出版了李剑农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后扩充为《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文公直的《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和刘彦的《最近三十年中国外交史》。当然，这只是就倾向而言，如稍后郭湛波便有《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