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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刘彦的《最近三十年中国外交史》。当然，这只是就倾向而言，如稍后郭湛波便有《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后扩充为《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北平大北书局，1935年。
6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1…104页。
7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按《近世之学术》约25；000字，《清代学术概论》则已略超过55；000字。
8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页。
9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1页。
10 梁启超早年在与人讨论时，似乎以为若写“哲学史”便当选择性地论述那些“完全”而“有条理”的思想，若讨论“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则必须述及所有“在其时代占势力”而“可以代表一时代一地方之思想者”，而不必计其优劣。则其论“思想”或更重其社会影响。参见梁启超：《〈周末学术余议〉识语》（1902年），《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夏晓虹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04…105页。
11 李先生的原话是：“梁任公的《清代学术概论》，以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真是覆盖了中国学术的方方面面，使我们看到学术史应当是怎样的规模。后来的一些书，包括大家熟悉的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便实际上是思想史，而且主要是哲学史了。站在今天的高度上，接续梁启超的学术史研究事业，是当前学术界应该承担的责任。”参见《怎样重写学术史（笔谈）》，《文汇读书周报》1998年10月3日，5版。
12 我所用的是台北广文书局1983年3版。
13 原名《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重庆三友书店1944…1945年初版；我所用的是上海生活书店1947年修订版，上下册。
14 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290…293页，引文在293页。
15 参见黄宣民为其校订的侯外庐著《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一书撰写的《后记》，416…417页。
16 陈祖武：《清代学术拾零》，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340页。
17 陈祖武、朱彤：《乾嘉学派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674…675页。本文所引部分为陈先生所写。
18 关于民初以来对清代学术的研究，可参见黄克武：《清代考证学的渊源——民初以来研究成果之评介》，《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第11期（1991年），140…154页。
19 丘为君：《清代思想史〃研究典范〃的形成、特质与义涵》，《清华学报》（新竹）新4卷4期（1994年12月），451…494页。
20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三联书店，1998年，163页。
21 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王国维遗书·观堂集林》卷23，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影印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26…27页。
22 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诗集四·学术》，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本，卷227，第4册，1005页。
23 胡适的原话是“‘正统’的崩坏，‘异军’的复活”。参见胡适致钱玄同，1932年5月10日，引在耿云志：《胡适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198页。
24 现在也有学者认为经学中本无此区分，都是后人所造出。从纯“科学”分析的角度看，固然也可以就此探讨，但那样必先严格界定何为“经学”，然后据此定义以倒衡古人。若从史学眼光看，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有相当数量的学人有此看法，就是历史事实，不宜无视昔人实际认知的存在。
25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44年蓉一版，下册，10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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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528页。
27 这个问题所涉甚宽，只能另文展开讨论。一些初步的探讨，可参阅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302…375页。
28 孙宝瑄：《忘山庐日记》，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十四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上册，89页。
29 章太炎：《与人论〈朴学报〉书》（1906年），《章太炎全集》，第4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154页。
30 参见本书所收的章太炎：《与吴检斋论清代学术书》、刘师培：《清儒得失论》。
31 参见本书所收邓实的《国学今论》，原刊《国粹学报》第1年第4期。
32 叶德辉：《郋园书札·与戴宣翘书》，长沙中国古书刊印社1935年《郋园全书》汇印本，20页。
33 蒙文通：《经学导言》（原名《近二十年来汉学之平议》），《经史抉原》（《蒙文通文集》第3卷），巴蜀书社，1995年，10页。
34 类似思路入民国后仍持续，一度兴盛的“古史辨”派便上接今文家脉，而章氏弟子孙思昉（至诚）代其师指出：“康南海《新学伪经考》出，则群经之可读者鲜矣；崔适之《史记探源》出，则史之可读者鲜矣。近之以尧舜神禹为虚造者，实自康、崔诸为今文学者启之。”参见徐一士：《一士类稿·太炎弟子论述师说》，见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2），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105页。
35“与熊纯如书”，1917年4月26日，《严复集》，王栻编，中华书局，1986年，第3册，668页。按严复所谓“为善为恶，姑不具论”，可能是在因应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而太炎固以为“中国自宋以后，有退化而无进化。善亦愈退，恶亦愈退”也。参见章太炎：《俱分进化论》（1906年），《章太炎全集》，第4卷，引文在391页。
36 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277页。
37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自序1页、正文1页。
38 有意思的是，今人不能领会钱穆的分寸感，部分可能还是受梁启超的影响。梁启超在1904年说，“《明儒学案》六十二卷，为一代儒林薮，尚矣；非徒讲学之圭臬，抑亦史界一新纪元也。学之有史，自梨洲始”（《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82页）。后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又说，清代“史学之祖当推宗羲，所著《明儒学案》，中国之有‘学术史’自此始”（《清代学术概论》，17页）。其实《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等更多是理学书而非史学书，在论述理学特别是其学脉时自不能不述及家派，然其本身未必是今人所认知的“学术史”。惟梁氏影响力甚广，后人追而随之，自不容易看出钱穆的分寸感了。
39 按他所谓学术的“正确名词”，不过依据外来学术分类的“性质”而定。参见柳诒徵（讲演，赵万里、王汉记）：《汉学与宋学》，东南大学、南京高师国学研究会编《国学研究会演讲录》，第1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84…90页（本文承徐雁平君代为复制，谨此致谢）。柳诒徵的学术取向比较特殊，有时他也以更“保守”的态度批评章太炎破坏传统，也有稍偏于道咸“新学”一系的意味。同时他也不满梁启超对清代学术的见解，有些后来得到传播的观念，如顾炎武非清学之开山，在很多方面不过是继承明学的说法，似即为柳氏最先进行系统论述（参见柳诒徵：《顾氏学述》，原刊《学衡》1922年5期，收入《柳诒徵史学论文续集》，柳曾符、柳定生选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20…34页）。此说对钱穆有明显的影响，盖可证清学不仅非明学之“反动”，而且是其承接者。今人有把柳诒徵的观念算作钱穆之创获者，不知钱著乃教科书，所以基本不提他人言说出处；若专论钱先生述清学之成绩，便当多读书而后知何为因何为创也。
40 反倒是今人爱说的“扬州学派”，才是晚出之说。如《清代扬州学记》的作者张舜徽所说：“近人研究清代学术史的，莫不认为‘汉学’兴起时有吴、皖二派。……很少有人注意到扬州学者们在清代学术界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张舜徽：《清代扬州学记》，广陵书社，2004年，2页。观张氏书中所论，俱为人人提到的清代大儒，从未被忽视；则所谓“很少有人注意到”，实即“扬州学派”一说基本不存于昔人心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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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周予同：《顾著〈古史辨〉的读后感》、《中国经学史讲义》，《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朱维铮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609、903…904页。
42 本段与下段，周予同：《中国经学史讲义》，《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836…837、900页。
43 近年朱维铮先生的著述颇申其师说，发扬而光大之，渐有改变风尚的趋向。其实朱先生是本书导言最合适的撰人，我也曾数次向出版社建议敦请朱先生主此事，上海古籍社似与朱先生联络较密切，云其文债积累已太多，恐难有余力及此，这是很可惜的。
44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95页。
45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69页。
46 按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一书颇有些新颖特别的见解，如他特别关注到当时“学者社会”之状况（书中两次提及“学者社会”），并据此而讨论学术的发展。这在今日也还属于“新说”一类，梁氏则很早见及，其眼光犀利，确过常人。惟此书本为蒋百里的《欧洲文艺复兴史》之序，而梁、蒋二氏在游欧期间曾一起听法国人讲欧洲文艺复兴（蒋著即本该系列演讲而成），也不排除这一视角受到法国人影响，至少西方文艺复兴是他心目中的参照系；如梁氏也特别注意到清之考证学“运动热度最高时，可以举全社会各部分之人人，悉参加于此运动”；因此，对考证学之发达产生助力者包括各类看似与学问无关之人，他当时心中所思的，便是其“与南欧巨室豪贾之于文艺复兴，若合符契”（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66…67页）。
47 钱穆：《国学概论》，台北商务印书馆，1963年重印，下篇61…135页，引文在73页。
48 这也只是就一个主要倾向而言，如周予同就更侧重晚清今文学的兴起，以为“初期清学是反明代之学而复于汉唐之学，中期是反唐宋之学而复于汉学，后期是反东汉经学而复于西汉经学”。参见其《中国经学史讲义》，《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903页。
49 民初宋学重新得到提倡，然时人所说的宋学，又未必侧重理学，颇值得玩味。不过，说清儒的考据式汉学实出于宋学者，多未重视传经与传道的区别。盖传经者不敢疑经，甚至不敢疑汉儒的“传”（读若zhuan），其重在经之“传承”；传道者以道为贵，无所谓经、无所谓传；只要自己悟道，不仅连经也敢疑，天下事无不可疑（当然不一定要疑）。因此，说宋儒已开考据之先河是不错的，说清儒在这方面继承宋儒也不错；但若说清儒之汉学即朱子一脉的宋学，则在基本精神上忽视了基本不疑经的清儒与敢于疑经的朱熹等宋人的区别。
50 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傅斯年全集》，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第2册，166页。
51 如叶德辉就认为清代汉学是从“宋学”中化出，他说：“国初巨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