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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文臣好议论，朝暮更张，常为政事之大害。即以财政一端论之，后世史臣固已力言其弊矣。
宋史食货志谓：“大国制用，如巨商理财，不求近效而贵远利。宋臣于一事之行，初议不审，行未几，即区区然较得失，寻议废格。后之所议未有愈于前，其后又复訾之如前。上之为君莫之适从，下之为民无自信守。因革纷纭，是非贸乱，而事弊日益以甚。”此论宋代好议论之病极切，要亦与谏官制度有关系。
其三尤要者，为宋代相权之低落。宋代政制，虽存唐人三省体制，而实际绝不同。
宋初宰相，与枢密对称“两府”，【亦曰“两地”。】而宰相遂不获预闻兵事。
枢密一职，起唐代宗后，仅如汉之中书谒者令。虽时称其权任侔宰相，然特以宦者任之，非朝廷正职。五代更用士人，权位真埒宰相。宋因之，分文事任宰相，武事任枢密。故太宗命曹彬取幽州，而宰相李昉等不知。其伐辽，一日六召枢密院计议，而中书不预闻。宰相之失职可知。
又财务归之三司，亦非宰相所得预。
三司者，为户部司、盐铁司、度支使司。亦由唐代、德以来，兵寇频仍，经费竭蹶，故每以宰相兼判度支、盐、铁。宋初犹袭其遗制，其后则三司骎骎脱离相权而独立。宋史职官志谓：“天下财赋，内廷诸司，中外埂猓ちト尽笔且病Ｆ浜笸蹙９啵戳⒅浦萌咎趵荆哉偃普韭砦鹿槠浞牵剑骸叭臼拐铺煜虏疲徊趴慎恚坏檬沽礁制涫隆！�
宰相之权，兵财以外，莫大于官人进贤，而宋相于此权亦绌。
宋史苏绅奏：“太宗皇帝始用赵普，议置考课院以分中书之权，今审官是也。”涑水纪闻亦云：“太宗患中书权太重，置审官院、审刑院。至淳化三年置三班院，考殿最，自后多命近臣主之。”
又宰相坐论之礼，亦自宋而废。
旧制，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大事则议，常从容赐茶而退。自余号令除拜、刑赏废置，事无巨细，并熟状，拟定进入，由禁中印画，降出奉行。自唐历五代不改。宋初，范质、王溥、魏仁溥在相位，引嫌具札子面取进止，啜茶之礼寻废，执政皆立而奏事。相体失其尊严，异乎古制矣。
故宋代虽称中央集权，而其权实不在宰相。人主虽猜忌相臣加以裁抑，亦不能如明代之直废相臣，集大权于一身。则宋制乃适成其为一种弱征，虽遇大有为之君臣如神宗、王安石者，乃亦束手而莫如何矣。
故就王室而论，虽若唐不如宋。【宋无女祸，无宦寺弄权。】然唐承北朝方兴之气，宋踵五代已坏之局。唐初天下文教已盛，规模早立。故渐弛渐圮，乃以奢纵败度。宋建天下，垢污方浓，荡涤难净。虽渐展渐朗，而终止于以牵补度日。
待到治平无事百年之久，而庆历、熙宁之间，乃有人起来要想从新改造，这自然是更难了。
第三十二章 士大夫的自觉与政治革新运动【庆历熙宁之变法】
一、学术思想之新曙光
宋朝养士经历百年之久，终于要收到他的成效。
宋朝对士大夫，并不能有教育指导的能力，只能妪姁（xū）涵育，让他们自己发荣滋长，这是一件费时而没把握的事。
在真宗时，宋朝文教算是培养到相当程度了，然而一旦强敌侵凌，则相率主张迁都。和约签定后，又诱导皇帝来做封禅巡狩的勾当。说是“欲假以动敌人之听闻，而潜销其窥伺之心”。
那时的文学，只是有名的所谓“西昆体”，汲晚唐、五代之余润。那时的政治，最高不过养尊持重，无动为大，敷衍场面捱日子。【如李沆（hang）等。吕东莱谓：“自李文靖抑四方言利害之奏，所以积而为庆历、皇佑之绥势也。”】那时稍稍带有教育和思想意味的，只在出世的和尚们，乃至求长生的道士们那里。
士大夫中间，最为举世推重的，便有一些所谓隐士，【如陈抟、种放、魏野、林逋之流。】居然在读书人中而能无意于做官。
宋朝的时代，在太平景况下，一天一天的严重，而一种自觉的精神，亦终于在士大夫社会中渐渐萌茁。
所谓“自觉精神”者，正是那辈读书人渐渐自己从内心深处涌现出一种感觉，觉到他们应该起来担负着天下的重任。【并不是望进士及第和做官。范仲淹为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他提出两句最有名的口号来，说：“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那时士大夫社会中一种自觉精神之最好的榜样。
范仲淹并不是一个贵族，【仲淹乃唐宰相范履冰之后，然至仲淹时已微。其父早死，母改嫁。仲淹随母易姓朱，后复宗姓范。】亦未经国家有意识的教养，他只在和尚寺里自己读书。【当时读书人大半到佛寺、道院中去，因国家并无正式教育机关，私人亦极少从事讲学，无师弟子之传授。】
在“断虀画粥”的苦况下，而感到一种应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这显然是一种精神上的自觉。然而这并不是范仲淹个人的精神无端感觉到此，这已是一种时代的精神，早已隐藏在同时人的心中，而为范仲淹正式呼唤出来。【此即是范仲淹之伟大处。】
范仲淹曾至睢阳书院，书院源于戚同文。同文幼孤，邑人杨悫（què）教授生徒，同文日过其学舍，得受学。时当五代晋末丧乱，绝意禄仕，且思见混一，因名同文。悫依将军赵直。悫卒，直为同文筑室聚徒，请益者千里而至，登第者五十六人，皆践台阁。惟仲淹已不及见。【仲淹生太宗端拱二年。】
仲淹读书处为山东长白山之醴泉寺。真宗祥符三年睢阳应天书院赐额成立，翌年仲淹至书院。是时仲淹年二十三，戚同文已先卒矣。【据史，戚长子维，为随州书记，戚就养而卒，年七十三。书院复建于曹诚。宋史、宋元学案谓范依同文学，误也。】
惟仲淹之在睢阳，其精神上当有得于同文之感发者甚多。史称同文纯质尚信义，人有丧，力拯济之，宗族同里贫乏者，周给之，冬月解衣裘与寒者。不积财，不营居室，终身不仕，以教育后进为务，而有志于天下之混一。其为人意趣志行如此。仲淹亦幼孤力学，而以天下为己任。其后贵显，为宗族建义庄，恤贫乐施，盖亦近同文之遗风，而规模益恢宏耳。
在仲淹同时，尚有有名的学者胡瑗，偕孙复两人，在泰山一个道院中读书。【唐为栖真观，周朴居之，后为普照寺。】
相传胡瑗接家信，【胡，江苏如皋人。】苟有“平安”二宇，即投之山涧，不复启视。如此苦学十年，终于得到他精神上的【内心方面的。】自信而回去。这都是在时代精神的需要下，并不需师承而特达自兴的。
胡瑗投书涧畔的十年，和范仲淹僧寺里“断虀画粥”的日常生活，【日作粥一器，分四块，早暮取二块，断虀数茎，入少盐以啖之。如是者三年。】无疑的在他们内心深处，同样存着一种深厚伟大的活动与变化。他们一个是北宋政治上的模范宰相，【范。】一个是北宋公私学校里的模范教师。【胡。】北宋的学术和政治，终于在此后起了绝大的波澜。
与胡、范同时前后，新思想、新精神蓬勃四起。
他们开始高唱华夷之防。【这是五胡北朝以来，直到唐人，不很看重的一件事。】又盛唱拥戴中央。【这是唐代安史乱后两百年来急需提出矫正时弊的一个态度。宋朝王室，只能在政制上稍稍集权中央，至于理论思想上正式的提倡，使人从内心感到中央统一之必需与其尊严，则有待于他们。】他们重新抬出孔子儒学来矫正现实。【他们极崇春秋，为“尊王攘夷论”之拥护与发挥。最著如孙复。】他们用明白朴质的古文，【即唐韩愈所倡“文以载道”，即文道一贯之理论，】来推翻当时的文体。【最著如柳开、石介，乃至欧阳修。】他们因此辟佛老，【如石介、欧阳修。】尊儒学，尊六经。【他们多推崇易经，来演绎他们的哲理思想。】
他们在政制上，几乎全体有一种革新的要求。他们更进一步看不起唐代，【连带而及于汉。】而大呼三代上古。【三代上古是他们的理想。根据此种理想来批评汉、唐之现实。】他们说唐代乱日多，治日少。他们在私生活方面，亦表现出一种严肃的制节谨度，【适应于那时的社会经济，以及他们的身世，与唐代贵族气氛之极度豪华者不同。】而又带有一种宗教狂的意味，【非此不足有“以天下为己任”之自觉精神。】
与唐代的士大夫恰恰走上相反的路径，而互相映照。【他们对于唐人，只看得起韩愈，而终于连韩愈也觉得不够，因此想到隋末唐初的文中子王通。】因此他们虽则终于要发挥到政治社会的实现问题上来，而他们的精神，要不失为含有一种哲理的或纯学术的意味。【范仲淹至陕，张载年十八，慨然有志功名，上书谒，言军事。范知其远器，责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手授以中庸一编。又按：太宗淳化三年，诏刻礼记儒行篇赐近臣，及京朝官受任于外者，并以赐进士孙何等。真宗天圣五年，赐进士王尧臣以下中庸，八年赐进士王拱辰以下大学，后登第者必赐二书及儒行篇。是此诸篇本为当时所重，故仲淹亦以赐张。下至程、张辈，此诸篇乃发挥益臻精妙。】
所以唐人在政治上表现的是“事功”，【比乃贵族学者之意态。即贵族传统家教，大抵不过保泰持盈，传世永福，而仍不脱事功的意味。】而他们则要把事功消融于学术里，说成一种“义理”。【此乃平民学者之精神。彼辈要出来转移世道，而不为世道所转移。虽亦不离事功，却不纯从事功出发。】“尊王”与“明道”，遂为他们当时学术之两骨干。【尊王明道，即宋学之内圣外王。一进一退，在朝在野，均在此两点着眼。】
宋朝王室久已渴望着一个文治势力来助成他的统治，终于有一辈以天下为己任的秀才们出来，带着宗教性的热忱，要求对此现实世界，大展抱负。于是上下呼应，宋朝的变法运动，遂如风起浪涌般不可遏抑。
又按：春秋末，孔子自由讲学，儒家兴起。下逮战国，百家竞兴，游士声势，递增递盛。一面加速了古代封建统治阶层之崩溃，一面促成了秦、汉以下统一大运之开始。
中国四民社会以知识分子“士”的一阶层为之领导之基础于以奠定，是为中国史上士阶层活动之第一期。
两汉农村儒学，创设了此下文治政府的传统，是为士阶层活动之第二期。
魏 晋 南北朝下迄隋 唐，八百年间，士族门第禅续不辍，而成为士的新贵族，是为士阶层活动之第三期。
晚唐门第衰落，五代长期黑暗，以迄宋代而有士阶层之新觉醒。此下之士，皆由科举发迹，进而出仕，退而为师，其本身都系一白衣、一秀才。下历元、明、清一千年不改，是为士阶层活动之第四期。
此四期，士之本身地位及其活动内容与其对外态势各不同，而中国历史演进，亦随之而有种种之不同。亦可谓中国史之演进，乃由士之一阶层为之主持与领导。此为治中国史者所必当注意之一要项。
二、庆历变政
由于当时士阶层之觉醒，而促起了在朝的变法运动。
宋朝变法，前后共有两次。一在仁宗庆历时，范仲淹为相。一在神宗熙宁时，王安石为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