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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奴隶制呀。但如果像刚才那样说的乱坟岗子，每个墓地一到三个陶罐不等，我们是否因此就可以说不存在不平等呢？恐怕不能痛快地得出那样的结论，因为在随葬品的相对平均与当时的实际情况之间还隔着一些未知环节，比如说当时的人如何看待死以及死后的世界？把阳间的家当搬到阴间并非是可以放诸四海、占今一律的葬俗。如果当时人相信生不带来死不带走——去冥间的路上每人带一罐水，糖尿病人多带一罐——呢？不少研究史前社会史的专家就是指着这样的墓地言之凿凿：这就是五种社会形态中的一种：没有阶级，没有国家，没有私有制。要知道，说有容易说无难。
经济不平等未必在先
就算陪葬的陶罐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财富分布，即经济不平等，但经济不平等跟社会不平等之间可以划等号么？再说刚才提到的活祖宗，从大量丰富的民族学人类学资料看，我们真的没有理由相信先有经济不平等，然后再派生出其他形式的不平等来。很多原始部落中都存在社会等级，只是不以我们所熟悉的大老板/小老板／打工妹或省部级／厅局级／县团级的形式存在，而是以我们不太熟悉不太敏感的形式存在。比如社会地位的高低不表现为屁股上围的是猫皮还是虎皮（我们的社会特别看重这层皮），而是看谁能唱什么歌不能唱什么歌。这就让我们理解起来就有点困难，因为在我们的时代，都是同唱一首歌——《跟着感觉走》的呀。这种理解上的困难，既有经验上的原因，也是观念造成的。人类把握世界总要取一定的视角，这种视角近代以来常常出自理论。我们对现代社会的不平等的了解，其实也拘泥于名牌的视角，如财产、权力、声望之类，而且是非常制度化的。对于那些活生生但书里不大提到的不平等形式，就置若罔闻了。我记得从前外国记者眼中的毛泽东时代，是绝对平等的，因为穿的衣服不是灰色就是蓝色要不就是绿色。他们就没有能够从这“同’’中看到不同：还有俩兜四兜的区别，还有平纹斜纹的区别，还有草绿板儿绿的区别，还有袖子卷多高、白衬衫露多少的区别。所有这些区别，在当时都为社会不平等提供了临时的宿营地。总之，在研究不平等尤其是探讨早期人类不平等时，我们应该意识到流行的视角来自一定的经验和理论，而这经验和理论是有其局限性的。
经济不平等在中国传统社会本来已相当醒目，资本主义商品社会就更是它的“单极世界”了。在这样的社会里，物质符号特别发达，不富便不“贵”，不富便不“达”，没混上轿车洋房就等于没混出息，存款不够几位数就不算出人头地。这种日常而切身的经验容易使我们相信其他文化其他时代甚至早期人类也是如此，容易使我们格外重视经济不平等。格外重视的一个结果，就是相信经济不平等或私有制是一切不平等的根源。刚才说了，这种看法其实得不到其他时代其他文化经验的支持。经济不平等或私有制只是不平等的一种形式，不平等本身的发生应该更早，只不过寄附于其他的符号而已。关于“原始共产主义”的说法，若仅就一种经济平等来说，也许是可以成立的，但若就整个平等而言，就真不好说了。
如果我这假设成立的话，那就意味着三件事：（1）不平等比我们估计的要古老得多；（2）生产力的水平并不是不平等的根本原因；（3）对追求平等大同的事、业要做重新调整。
二、关于人类不平等起因的假说 关于不平等起因有一些流行的说法。
差 别
提起不平等的原因，同学们会说，人天生就不一样，上帝是艺术家而不是八级工，他把我们造得一人一样而不是千人一面。这种说法代表了一种很普遍的感觉而不是思想，因为它想都没想，就把不一样和不平等混为一谈了’。我们都知道黑颜色和白颜色只是一种差别，黑牡丹和白牡丹也只是一种差别。黑皮肤和白皮肤本来也只是一种差别，但怎么就分出高下来了呢？显而易见，差别不是原因而是条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白人种族主义者把黑人看作比人矮一截、比猩猩高半头的东西，这样的东西难道不该在甘蔗园、棉花地、厕所、马厩一带活着么？好多黄皮肤的中国人也跟在白人屁股后面趾高气昂。我记得八几年南京闹过一次学潮，就是因为黑人搂着黄姑娘进舞场刺伤了中国男生的自尊心，于是大打出手。那时更流行的其实是白人搂中国姑娘跳舞，为什么中国男生非但不砸玻璃不亡街，反而一边看还一边鼓掌呢？因为大家都坚信一个真理，这个真理今天依然叫“道理”，那就是：落后就只配挨打，落后就只配一边看一边鼓掌；可“大老黑”比我们还落后，应该咱们跳他们鼓掌才对呀！这拨信奉“弱肉强食”的势利眼如今早已走上了社会，如果没有特别的什么机缘洗心革面的话，我想他们从政很可能是贪官，跑买卖很可能是奸商，做学问很可能是把中国人的基因资料卖一张美国绿卡就觉得赚大发了的学术？昆混。总之，我们没有理由相信差别是造成不平等的原因，差别只不过为不平等提供了条件甚至借口。同学们都听说过“苍蝇不叮没缝的蛋”，不平等就是苍蝇，缝就是差别，不平等特别爱在差别上下蛆。但没什么缝或者缝很小，它也照样下。奥林匹克一百米短跑，第一名跟最后一名的差别也就是零点一秒，那差别叫什么差别呀，结果呢，慢零点一秒的下课走人，快零点一秒的赢房子赢车。人的智力和能力差别有多大呢，能够大到一个资产几十亿，一个家当几十块么？同学们刚才看的《切·格瓦拉》录像，其中有一句就谈的这个问题：别满嘴的天然差别，其实净是人工鸿沟！
这里顺便说一下所谓机会平等。“机会平等”经常是作为“结果平等”的对立面提出来的。从理论上，讲机会平等了，结果势必平等。你想球鞋一样，起跑线一样，哨声一样，跑道一样，啦啦队一样，教练一样，配餐一样，肌肉一样，再加心气一样、兴奋剂一样，什么条件什么机会都一样，成绩怎么会不一样呢？人类数千年的历史的确一直在扩大着机会平等，而且还会继续扩大下去。百米健儿们的差距，会越来越小，会在小数点后面不断加零。可结果呢，却并不是越来越平等。人类迄今根深蒂固的不平等游戏，先就把结果规定死了：必须有夺冠的必须有出局的。资本主义平等观跟以往一样的地方是：不平等的游戏本质不许触动；跟以往不一样的地方是：不公正的游戏规则可以改善。不断扩大的机会平等与纹丝不动的结果不平等，长得越来越像后工业时代的孩子：脑袋硕大，胳膊腿细瘦，跟科幻电影里的太空怪物似的。
稀 缺
同学们也许还会说，肉少狼多让社会怎么平等？把社会不平等归结为社会资源稀缺也属似是而非之论。首先，一苹果两个人，为什么就不能把苹果分两半，而一定要把人分两档呢？如果想平等，全班同学分一个苹果核也未必分不过来。现在西方社会民主国家在就业上面临僧多粥少的问题，于是便出现先上学后工作、边上学边工作、先工作后上学等各式各样的就业模式，意思很简单：工资就一份，大家匀着挣吧——不这样是不是无产阶级就得按上不上岗来划分了。其次，
“稀缺”到底是什么？我现在兜里有二十块钱就一天到晚吹口哨，而云南烟厂老总储时建，一月工资几万却恨得他不锒铛入狱誓不罢休。为什么，钱滚滚地人了别人的腰包，他心里咽不下这口气。我想这位储老总如果毛泽东时代一月给他两百块钱，他就得把毛主席像一天擦三次，一边擦一边哼《唱支山歌给党听》。就平等不平等而言，稀缺本质上是社会的，相对的，主观的。否则，陋室边栽种的鲜花，穷人脸上开放的笑容就根本无法解释。所以说，物质的、绝对的稀缺也不构成不平等的原因。若讲相对稀缺，那等于是谈另外一个问题。
分 工
同学们也许会说，有群体不能没有领袖吧，有领袖不能没有保镖吧，子弹飞来的时候只能是保镖往领袖身上扑而不能领袖往保镖身上扑吧！这种分工的解释可以说振振有词，但也经不住推敲。人类是社会动物，过集体生活，需要不同角色的分工配合这生活才能进行得下去。就说交通警察吧，交通警察指挥南来北往的车辆，说一不二，不服就扣本子，有时瞧他东吆喝西比划穷横穷横真跟小希特勒似的。可说老实话，交通警察跟司机的关系里没有不平等的意思，他挣得跟我们一样多，娶媳妇不比我们容易。他如狼似虎还真是出于社会分工的需要，有时不这样交通还真就堵塞了。而社会分工的其他岗位，比如临终关怀医院、婚庆公司之类，就不能采用这样的工作方式工作作风，否则非停业整顿不可。虽然他们勤快周到得跟秘书警卫甚至没过门的女婿似的，但这里基本上也是分工的关系，不存在不平等。而在其他一些地方，像政府部门、私人公司，职务跟晶序，分工与不平等却联系紧密。但即便在这些地方，分工和不平等也未必自始至终牢牢挂钩。二者本来也就像西门庆和潘金莲那样眉来眼去，但架不住王婆组织能力强，而且还负责放哨，结果一来二去人家就合二而一了。一些国有企业的领导，本来有可能当“人民的勤务员”，或者跟职工平起平坐，但上头下文件让加大改革力度，拉大收入差距，媒体和知识分子也一口一个“老总”地叫他们，于是厂长书记们年终给自己发了六十万元职务兑现奖，给一部分职工发了六千块钱工龄卖断费。我七几年在一家工厂劳动，那厂长真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穿件破棉袄以厂为家，哪儿像现在这帮东西作威作福。
顺便介绍一种有趣的观点：差别多到无数，不平等就没了。前些年有位叫盛洪的学者，想用孔夫子的“和而不同”把个人主义和平等主义焊到一块儿。其实，马克思高度自由或充分个人化的共产主义社会，多少也包含这层意思。很多思想家也都注意到差别的反面“同”跟“争”的联系：那掐得最凶的，刁；是同性就是同龄，不是同事就是同学，不是同党就是同胞。“好男”之所以不跟女斗，就是因为彼此“不同”。北京街头卖报的，他最恨的就是十米开外另一个卖报的。而王公大臣最信赖的人，往往是跟他有天壤之别的仆人。那么，差异真可以带来“和”吗？这个问题我这样看：“异”并不消解竞争，而是跟“同”一道组织竞争。“同”根据行业、地域、性别、阶级等等共性把剃头师傅组织在一堆比谁手艺高，把上海人组织在一块比谁心眼小，把已婚妇女组织在一起比谁老公阔。而“异”的作用，固然有不让某类人进入某类竞争的一面，如国际奥委会负责体检的工作人员，就是不让半男半女混到女子组去决雌雄；它还有细化竞争的一面，也就是建议奥组委在男子组女子组之外也为shemales即两性人添设赛场。所谓现代民主社会，无非是通过机会平等、价值多元化等机制把从前为数不多的几个大角斗场分割成许多小角斗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