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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张恩慈对聂元梓有意见，说他要在场，就不会让聂元梓签第一名。他曾向康生反映过聂元梓的问题，但是康生说：“她是王八蛋，我也要支持她。”这句名言在北大也是众所周知。写大字报的7个人很快分裂，学校始终存在反聂元梓的一派，与康生的这句话有关。也与张恩慈的态度有关。
张恩慈为此付出了代价。马列主义研究院解散后，张恩慈分配到山西工作。（2006年9月6日采访石仲泉）他一直想回北京，中央党校等好几个单位想要他，但都因第一张大字报的事作罢。当时正在批判四人帮，清算文化大革命的错误。
当烧起文化大革命第一把火时，张恩慈曾起过承上启下的作用。当然，他没有想到这张大字报会引起全国大乱，绝没有想这场火会烧10年之久，更没有想到会引火烧身。时间是矛盾最好的消融剂，但是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能不能等到这一天呢？当这天到来时，还能不能做事，还能做什么呢？
人民日报是怎样改正错划右派的·钱 江
掌握政策马上行动
中共中央于1978年9月17日发出55号文件，不仅宣布全部摘掉“右派”的帽子，而且要求实事求是地做好改正工作，妥善安置。半个月后的10月5日，人民日报社即在总结揭批“四人帮”斗争经验的报告中，部署了改正本报错划“右派”的工作。报告要求各级领导解放思想，打破条条框框，力争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任务。
提出报告当天，人民日报即由政治部副主任姜汉鼎具体负责，抽调韩青、韩进玉、赵文政、姚伟、田永有等人组成工作班子。第二天。上述人员集中到一起，学习文件，统一认识。
从当时情况看，报社同志基本上都欢迎中央55号文件的精神，但也有不同反映，有人认为：右派帽子早就摘了，还有什么可改正的？也有人担心这么搞会不会否定“反右”成果。个别人还犯嘀咕：“反右”运动是毛主席发起的，我们给改正了，以后再有运动我们怎么办？
工作班子讨论了起来。赵文政说，有反必肃，有错必纠，这是我们党的一贯方针，对于错划成右派的人，即使过去了20多年，也应实事求是地给改正过来。这并不是否定“反右”斗争，否定的只是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对这个认识，大家都比较认同。
改正错划右派的工作随即开展起来。首先是确定工作对象。大家翻检20多年前的材料，发现当时处理得相当粗糙，归档很马虎，档案中连一份完整的被批斗、“划右”者名单都没有。只好分头翻箱倒柜，在1957年和1958年的工作简报和计划总结中寻找，姜汉鼎还找来了当年“反右”的有关书刊，结果从中查检统计出，报社当年一共划了32名“右派”和1名“坏分子”（从“右派”中转划）。株连所至，他们的家庭子女乃至朋友故交都遭受了很大痛苦。
当时人民日报的反右“成果”是：1958年4月2日，报社划了24名“右派”：蒋元椿、刘衡、刘时平、刘晓唏、苍石、林安乾、杨建中、李右、沈同衡、裴达、林钢、吕建中、孙乃、陈国安、方达、胡平、赵克惠、张光华、朱克潜、蒋如苣、张恩铭、张宝义、田兰坡、杨春长。不久后增划8名：黄操良、季音、钦达木尼、习平、刘群、高粮、赵恒良、胡骑。另外，工厂将团员郭卷生划为“右派”，后来发现有规定说在工人中不划右派，领导小组遂将郭转划为“坏分子”。这些人中，除黄操良自杀外，有9人留在报社，23人遣散各地，其中大部分生死不明。
“改正”工作班子当即决定，对留在报社的“右派”，马上开始复查改正。对散落外地的23人，由韩青和韩增玉两人组成的工作小组，先去河南、安徽、上海、贵州等南方9省市，寻找遣散在那里的16人，着手复查。这16人占了遣送外省者的大半，余者由别的同志寻找。
赶赴贵州寻找当事人
挑选当年刚刚调进人民日报的两位政治部干部韩青和韩增玉，恰得其人。
韩青当年42岁，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长期在北京市公安局，先后做过侦查保卫和文字工作。他调入人民日报政治部，继续从事安全保卫工作。记者部主任商恺得知他文笔甚好，就来政治部商量，要调韩青到记者部工作，但是政治部副主任姜汉鼎没有放手。
现在，又是姜汉鼎问韩青，你有没有困难？韩青的脑海里马上闪现出他亲身经历的大学“反右”运动情景：一个来自农村的同学说了些对农村统购统销不满的话，一个同学说起他亲眼看到苏军在我国东北有野蛮行径，结果这两名同学都被打成“右派”，被开除学籍。更离奇的是他所在学院政治教研室支部书记，前一天还在领导“反右”，第二天也成了“右派”。原来按照“划右”比例，该室还差了一名，于是这位支书就说自己有同情右派言论之处，把自己上报为“右派”，上级居然就批准了。韩青认为，这些做法都是荒唐的，应该纠正。因此，他当即表示自己愿意参加“改正”工作。
这年45岁的韩增玉其实是《人民日报》的老干部。1948年《人民日报》在河北平山里庄创刊不久，他就在村里投身革命，当上了报社通信员，进城以后曾任总编辑邓拓的警卫员。后来因国家核武器事业发展的需要，调到二机部从事保卫工作。此后几经调动，“文革”中到北京工业大学继续做保卫工作。前不久，他听说《人民日报》要迁往新址，就回来看望老首长安文一。安文一得知韩增玉孩子多，住房狭小，就要他“回报社”工作，说将来房子会有的。于是韩增玉在1978年春天回到了“老家”——《人民日报》这个熟悉的地方。
在邓拓身边深受教育，为老首长的“文革”遭遇深感不平，韩增玉从心底里拥护拨乱反正的好政策。此时风云际会，反右改正就成了韩青、韩增玉来到《人民日报》后做的第一件大事。他们深深地理解，蒙冤受屈20年是多么漫长！一旦大致打听到了受屈人员的下落，就决定马上出发：早复查一天，就能早改正一天。
10月22日清晨，韩青、韩增玉登上去贵阳的飞机。
第一站去贵州。他们已经了解到，报社有4人被遣送古夜郎，都到边远县城。抵达贵阳后，他们直奔省委组织部了解人员去向，得知胡平在安顺地区，刘时平、蒋如苣夫妇在赫章县，还有一位赵克惠不知下落。
他们决定先从找胡平人手。第二天来到安顺后，才打听到胡平在晴隆县，去那里要坐长途汽车，而次日的长途车票已经卖完了。好在有一位部队的同志帮忙，弄到了车票。第二天，他们在长途汽车上整整晃了一天，才来到黔西南的晴隆。下车后先在招待所住下，即赶到县委说明来意，这才了解到当年县委已将胡平安排到县农水局。
韩青、韩增玉满以为马上就要和胡平见面了，谁知县委与农水局联系的结果令他们大失所望。原来胡平早在1968年即死去了。那正是“文革”的高潮时段，性格倔强的胡平不能忍受屈辱，含愤自杀。
次日清晨，天还未亮，韩青和韩增玉就赶往汽车站，乘车返回安顺。在安顺等到午夜12：12分，坐301次慢车去水城，再改乘汽车去赫章。那是贵州的西北端，真正是古代“夜郎国”腹地。经过一番旅途劳顿，10月30日一大早，他们来到赫章县委组织部。组织部审干组的同志听说来者是北京的同行，十分亲热，马上介绍了本县正在开展的“右派”复查，随即带上客人来到赫章二中。从《人民日报》遣送的刘时平、蒋如苣夫妇都在这里任教。
赫章二中支部书记殷学昌介绍了刘、蒋两位老师的情况，然后把蒋老师找来了。原来此时的刘时平已得知北京开始复查1957年旧案，按捺不住兴奋和激动的心情，已经赶往北京申诉去了。
看到了人民日报社来了人，蒋如苣心情激动，当即回顾了1957年自己挨整的全过程，对当年报社开会、发言，乃至组织的批判等等记忆犹新，说起来滔滔不绝。说到伤心处，不禁潸然泪下。同时她也提供了赵克惠被遣送在贵州织金县的情况。
刘时平、蒋如苣夫妇被打成“右派”，是人民日报“反右”运动中最早出现的错案。
刘时平1915年出生在内蒙古临河县的富豪之家，中学毕业后于1936年夏考入北京大学政治系。入学不久，他就加入了中共外围组织“民先”。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在1937年冬天赶到晋北八路军120师师部，加入了共产党。后来，刘时平前往云南昆明，就读于西南联大，1946年毕业。
刘时平在现代中国新闻史上有突出表现。
1946年7月11日晚，国民党特务用无声手枪杀害了李公朴教授。不幸的消息传出，当时正住在西南联大学生宿舍的刘时平闻风而动，很快弄清了事实真相。在昆明受到国民党封锁的情况下，刘时平只身前往上海，在《文汇报》上报道了李公朴遇难的真相。
1946年8月，刘时平进入北平《益世报》当记者，当年12月24日晚上发生了美军士兵强暴中国女学生沈崇的事件。又是刘时平，追踪调查，突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写出《沈崇小姐》通讯，揭露了美军暴行，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引发了抗议美军的进步学生运动。
还有一桩重要的事情。1948年10月下旬，傅作义突然秘密集中数万人马，在保定集结后向南突进，严重威胁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刘时平在傅作义决策的次日，就通过自己的努力获悉了敌人的计划，立即向领导报告。此情报使中共中央领导及时采取措施，粉碎了敌人的南袭阴谋。
不幸的是，刘时平于1948年12月底被敌人逮捕入狱。他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保守机密不吐分毫。随后北平和平解放，刘时平即获释放。出狱后，他进入了《人民日报》的队伍，成为活跃的新闻记者。
但是，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刘时平受到了无端怀疑和“逼供信”。因为“社会关系复杂”，以及在云南工作时由于环境复杂，在约两年的时间里一度失去组织关系，原本定为11级的刘时平受到党内批评，被降了两级。
1957年春夏“鸣放”之时，受过打击的刘时平本已不再吭声了。但是妻子蒋如苣受到“鸣放”的启发，对刘时平前年受到的无端审查提出了质疑。
蒋如苣1926年4月生于昆明，1949年1月参加革命，同年7月入党。到《人民日报》工作后任报社业余学校副校长。没有想到，她很快受到批判，被归入“右派”行列。非但如此，还有几个组织方面的基层干部找到刘时平，要他揭发妻子。
刘时平性格刚烈，当时本不想再说什么了，但要他揭发妻子，却使他再也按捺不住，生气地说这是“瞎整人”。结果，记者部运动负责人“新账老账一起算”，将刘时平、蒋如苣夫妇双双打成右派，发配农场劳动后又一起遣送古“夜郎国”，当起了中学教师。 “‘右派”生涯是极为痛苦的。“文革”卷地而来的时候，刘、蒋夫妇经受了残酷的“批斗”和殴打。但是，他们对生活依然充满信心，认为尽管浮云蔽日，终有云开复见天的时候。果不其然，千里万里外的报社终于派人找他们来了。